延安时期，人民群众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不仅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可敬可亲，共产党的军队不扰民害民，更主要的是共产党上下一心，为人民办实事，处处为群众排忧解难。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所以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一种伟大精神，它不是共产党人的自我标榜，而是全体共产党员实践的结晶，是党的领导人率先垂范带出来的。他们生活在群众中，是群众的一分子，而又有着比一般群众更高更严的要求。“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当时对延安的真实写照。许多从国统区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耳闻目睹，惊讶不已：“天下竟有这样的官!”
　　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也是模范的实践者。在战争年代，他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他和大家一起吃粗粮，穿补丁衣，住着冰冷的窑洞，吃着小米黑豆。看着毛泽东那简朴的生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敬佩地写道：“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而他所有的财产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之物。”在田畔、街头，在杨家岭故居，他经常与群众交谈，询问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在生产季节，他多次指示中央机关的同志帮助附近农民收割、耕种。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为了克服解放区的极端困难，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当时，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工作忙，便让勤务人员在住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他们说：“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毛泽东却说：“不行!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只好给他分了一块地。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锄头挖起来。几个警卫员忙跑去和他一起挖，毛泽东阻止他们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毛泽东在延安北面的肖家崖村居住时，把一件衣服送给贫苦农民李怀春，又让医生给他的妻子治好了病。秋后，李怀春夫妇为感谢救命恩人，就在山上摘了一驮子沙果，赶上毛驴送到毛泽东住地。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们，但对送来的沙果却婉言拒收。事后他对大家说：“如果我们吃了沙果，尽管付了钱，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我们和国民党一样，白吃群众的东西。沙果虽小，影响很大啊!”一次，他从枣园坐汽车到孙家山开会，遇到一位妇女抱着患病的孩子急得直哭，便立即吩咐司机，用自己的车把孩子送到中央医院，并嘱咐医生一定要给孩子治好病。有时开会途中碰到群众赶着羊群，便等老乡的羊群过去了再走。既使在转战陕北的战斗生活中，他也处处关心群众，指示身边的同志帮助群众生产、组织群众安全撤退与转移。为减轻转战行军的疲劳，身边的同志建议做个担架，让他坐在担架上。毛泽东说：“哪有抬人的!这不和旧社会的官老爷一样吗?不行，我们是共产党，不是旧官僚。”①坚持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
　　延安时期的周恩来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不计安危，多次奔波于延安、西安与重庆之间。太原沦陷前夕，当他和其他同志最后撤出太原后，因看到汾河桥被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堵塞，逃难人群的状况混乱而凄惨时，周恩来又转身回城，到太原城防司令部找到参谋长，向他提出掩护逃难群众撤退的措施，然后才重新出城，步行过桥与群众一起转移。这一时期，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每月能领到几百元的薪金，但他除每天吃几角钱的饭菜外，其余都交党费。他长期战斗在大后方，在物价一日三涨的重庆，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不要任何特殊照顾。一次，曾经在他12岁时就带他到东北上学的伯父到重庆看望他，十几年不见，工作人员知道老人爱喝酒，准备打点酒好好招待老人，却被周恩来制止了。他亲自向伯父解释说：“我在这里用的全是党的钱，我不能为了私恩花党的钱。”伯父很理解他，高兴地吃了一顿简单的便饭。
　　1941年春天，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到南泥湾开荒种地。那里山深林密，野兽成群。当时，教导队组织起一个打猎队，打了不少野猪和豹子。一次，朱总司令到南泥湾去视察，他看到院子里挂着的豹子皮，摸了又摸，连连说：“好皮子!好皮子!”并关切地询问了队里打猎的情况。当大家得知朱总司令床铺太单薄，难以御寒，决定送给他几张豹子皮。结果朱总司令却连忙说：“你们这是做啥子嘛?给我进啥子贡哟，我们党不兴进贡这一套”，坚决拒收。
　　1941年9月19日，中央作出一项特殊决定，发给某些老、弱、病、伤同志特别保健费和保健营养品。延安共有26人享受这项特殊待遇，包括“延安五老”，当时的“营养品”就是几十个鸡蛋，但许多同志不愿有这项特殊享受。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徐特立，年近古稀，当把鸡蛋给他送去，送蛋的人前脚走，他后脚送回，一连三次，最后只好把鸡蛋送给伤病员。在转战陕北中，由于劳累，徐老病倒了，发烧咳嗽。卫生员为了给他弄口水喝，就从老乡家里要来一捆麻杆，准备点火烧水。徐老看见后，立即制止说：“这麻杆是陕北农民晚上照明用的，你们只想烧开水，却忘了群众利益。”直到把麻杆送还给老乡并道了歉，他才安心的躺下，自己忍着病痛，没有喝一口水。
　　党的领袖和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不仅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且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挂在心里，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入微细致。
　　1944年的一天，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突然被毛泽东紧急召见，他以为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的大事，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主席有什么任务。毛泽东却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子。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医院派人到那里化验，发现水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饮水作了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那两个村庄终于传出了令人喜悦的婴儿的哭声。
　　被称为“人民的老黄牛”的林伯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常常深入群众，微服出访，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他还制订了《生产个人计划》，亲自动手，种粮种菜，不仅每年上交细粮两担，零花钱也来自自种的二分糖萝卜田的收入。他心中装着群众，群众也惦念着他。1945年春节，70多岁的李金海老人带上陕北的年糕和两只大公鸡，从百里以外的临镇，徒步来到延安，看望使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林主席。1945年的金秋季节，一位美国记者返回延安。他年初抄了一份林伯渠的个人生产计划，这次要验证一下。当他看到林伯渠种的菜地和缝补了多次的衣被时，已心服口服。傍晚，他漫步在延水河畔，看见小路上走来一位担着马草的小伙子，后面跟着一位带着草帽背了大捆马草的老人，近前一看，竟是林伯渠主席，这位外国记者激动地张开双臂，高声说道：“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在艰苦岁月中，党的领导人能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亲自开荒种地；周恩来、任弼时认真捻棉纺线，他们有的被评为劳动英雄，有的被评为纺线能手。领导者的楷模作用，是最具感染鼓舞作用的力量，它大大推动了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与群众同甘苦的思想作风的形成。
　　① 李二亭：《不能忘却的怀念》，载《延安精神报》1986年12月2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