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三三制”政权
　　延安是孕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圣地。中共中央在陕北13年艰苦卓绝的征程，充满了艰辛和希望。正是这艰辛和希望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发展，酝酿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延安精神。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势力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边区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政权建设上贯彻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边区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参议会和政府要“发扬民主政治，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政权机构，增强人民自治能力”。规定边区政府要“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1〕体现了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民主的政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十分关心。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为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其中讲到选举问题时说：“抗日统一战线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2〕讲到边区政权的性质和构成，他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这个原则，边区政权组成“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3〕当时有些同志对“三三制”不太理解，担心共产党失去领导权，也有些人看不起党外人士，不愿与之合作，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叶中明确提出：“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4〕按照“三三制”的原则，从1941年2月开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进行民主改选。在此基础上，1941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边区参议会议长、副议长，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和边区政府委员，共计18人。其中有7名是共产党员，超出1／3的规定。见到这种情况，徐特立当即提出申请不作政府委员。后又递补了一名非党人士。中国共产党贯彻“三三制”的诚意使边区各界人土心悦诚服。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演。针对一些党员对团结非党人士不够重视的情况，毛泽东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注意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要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不要站在人民群众之上。〔5〕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边区政权的民主建设非常重视，但要使全体党员深刻理解和切实贯彻是有一个过程的。党外人士李鼎铭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一度感到有职无权，政府不能决定政事，认为同级把他当客人，下级把他当傀儡，所以副主席也不想当了。根据这种情况，在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立即采取了措施。要求各部门轮流向政府正、副主席、参议会议长、副议长汇报工作；每次会议前向他们说明内容，取得他们的同意再开会；需要由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向他们说明情况，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办理。由此理顺了关系，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
　　二、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区
　　毛泽东在二届一次参议会上讲：“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6〕为了加强人民政权的建设，经边区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实行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其中规定：忠实施政纲领，贯彻法令、决议；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公正廉洁，奉公守法；正人正己，贯彻“三三制”；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等。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楷模。毛泽东提倡允许别人讲话，特别是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断改进工作，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1941年前后的困难时期，边区人民的负担一度加重，一些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想想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公粮征收过多，人民负担过重，所以不满。于是，毛泽东指出，不能再这样了，决定把公粮由20万担减为16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群众负担，得到了群众的拥护。〔7〕
　　中共中央十分注意经济建设，一方面组织边区人民发展农工商各业，一方面组织党政军机关开展生产运动。例如在农业生产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组织农民互助合作，调剂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资金的余缺；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克服发展生产中的困难。在工商业上，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等措施。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活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大生产运动就是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随后各机关、部队、学校行动起来，开荒种地。这一年，全边区部队、机关、学校共开荒105.58万亩，秋季收23572石粮食。毛泽东亲自参加生产运动，他在所住的窑洞附近开荒种地，用自己生产出的蔬菜招待客人。1939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解放区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摩擦，并对解放区加紧经济封锁，加上边区遇到多种自然灾害，所以收入下降。而由于战局吃紧，脱产人员人为增加，支出扩大。这样，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严重困难。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曾联名致电重庆国民党赈济委员会，要求拨款救灾，但是没有结果。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只有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补充自己，以克服经济困难。于是，大生产运动在更大的规模上开展起来。1940年12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为了适应大生产运动发展的需要，党、政、军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大生产运动在全边区开展起来。1941年3月，王震率359旅开进了南泥湾，当年即开荒1.1万亩，粮食自给70％，经费自给78.5%。1942年359旅种地2.68万亩。1943年种地10万亩。1944年种地26.1万亩，产粮3.5万多石，自给有余，还向政府纳公粮1万石。
　　大生产运动不仅充实了边区的物资供应，为战胜困难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例如，1943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18万石，1944年征收公粮16万石，1945年征收公粮12万石。同时，军民团结开展大生产运动，也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发展。耕地数：1936年818.63万亩，1939年1004.0319万亩，1940年1174.2812万亩，1943年1338.72133万亩。粮食产量：1936年103.4301万石，1939年175.4258万石，1943年184万石，除去当年所需的162万石之外，当年即有22万石的余粮(几年累计余粮达70多万石)。边区党政机关的自给率不断提高，边区合作经济有很大发展，在生产、运输、销售等方面都组织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边区合作社已达到260社，15万户，股金1.07亿元。〔8〕为了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边区多次组织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劳动英雄，鼓励边区军民发展经济。边区经济的发展，人民负担的减轻，为边区人民改善生活创造了条件，人民各得其所，丰衣足食，边区欣欣向荣。
　　边区的民主政治的实施和经济的发展，把边区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反差反映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造福人民是其性质和纲领决定的。毛泽东在1940年1月边区举办的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上所做讲演中说：“政府如不与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9〕中国共产党在陕北13年的奋斗，是一切为了群众，各项政策、决定无不考虑群众的切实利益。共产党人和人民心连心，人民感激共产党，热爱毛泽东。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是人民的带路人，这是边区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
　　一些到陕甘宁边区考察的外国人、海外华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员，也多深有感触。1940年5月到6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冲破国民党的阻挠从西安到达延安进行考察。他在来延安之前，访问了重庆，见到国民党要员无意团结无意抗战的情况，看到重庆方面的腐败现状，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带着这种忧虑的心情他来到了延安。延安的一切使他振奋。回到重庆后，陈嘉庚作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用事实驳斥了污蔑共产党的种种谣言，感慨地陈述了边区历年发动军民垦荒，成绩卓著；延安已没有失业，没有盗贼，没有乞丐，没有烟赌；公务员洁己奉公，生活朴素，纪律严明，政治廉洁；民风淳朴，生气勃勃，令人振奋的情景。〔10〕1910年底陈嘉庚返回南洋，他向亲属、友人及广大爱国华侨介绍延安，赞扬共产党在延安的政绩。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各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11〕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举办了边区建设展览会。前后有3万多人参观。一些盟国的朋友也前来参观，他们留下了这样的感慨：“我曾经在‘自由中国’的9个省份走过，可是没有看到像这里(边区)的惊人成绩。你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有如此成就，我们是应该向你们学习的。祝你们好”，“人民政府是最好的政府”。〔12〕
　　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边区人民建设边区民主政权，振兴边区经济，还大力健全边区法制，发展边区文化，造福于人民。在脚踏实地的奋斗中，和人民结成了鱼水深情。正是这种鱼水深情，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讲过：“一种是党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13〕中国共产党依靠这种无价之宝，带领人民走向胜利。这个胜利也是延安精神的胜利。
　　三、发扬延安精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业
　　延安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延安精神不但在历史上放射过耀眼的光芒，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之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统一战线工作，视之为中国革命成功的一大法宝。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统一战线原则在政权建设上的体现，而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则是其最初的实践。党外人士出任国家重要职务，不是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充分地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作用，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体现。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一贯原则，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改革十多年来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缺乏民主的习惯和经验。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注意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似乎决策只是领导者的事情，民主集中制只流于形式。结果决策缺乏科学的依据，缺乏群众的支持。领导者计划作什么，群众不了解，上下不能同心同德形成合力，领导忙得团团转，事情还是没干好。有些干部则是玩忽职守，不仅不去为人民谋利益，还利用手中的权利损民利己，甚至进行刑事犯罪、经济犯罪活动，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要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民主和法制意识。要减少犯罪，尤其是减少一些干部利用职权的犯罪活动，必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切实加强立法和执法监督。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人民参政议政和监督作用，不仅是人民政权性质的体现，也是决定政权生命力的关键。1945年7月，毛泽东同访问延安的黄炎培谈及政权建设，黄炎培以其亲眼所见政权兴衰的教训，深有感触地说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他希望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非常高兴，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4〕可见，毛泽东当时即认为加强政权的民主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大计。而民主和监督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不能是虚设的；必须是有法制保证的，不能是随心所欲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以历史上政权兴亡的教训为戒。
　　延安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巩固人民政权，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改革的年代应当继续发扬延安精神，推进改革。当然，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地上升的。今天讲发扬延安精神，绝非是要简单地重复延安时期的具体作法，也不是要照搬延安时期的标准，而是要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内涵，使延安精神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扬光大。
　　〔1〕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39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43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42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42页。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09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808页。
　　〔7〕 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第2版。
　　〔8〕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七)，档案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12页。
　　〔9〕 《解放区展览会资料》，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8页。
　　〔10〕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6册，第75辑，第225—226页。
　　〔11〕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7册，第78辑，第19页。
　　〔12〕 《解放区展览会资料》，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63页。
　　〔13〕 《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8日《解放日报》。
　　〔14〕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