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和自己相适应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虽然归根到底是被经济运动所决定，但当具体到某个历史时期时，却又不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诸因素的合力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1〕
　　这就表明，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都毫无例外地需要适合自身特点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因而更加需要适合自身特点的特殊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特点即经济体制根本性变革或新的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和原计划经济有巨大差别，又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现代商品经济。它既有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如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等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又有社会主义的宏观导向，如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主体的上层建筑以及最终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发展轨道等等。
　　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艰巨的事业，而能和这种事业相适应并足以提供特殊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的社会意识就不能不包括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的实质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是毛泽东思想的闪光，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主体意识的特殊自觉能动性、政治优势，是我国优秀革命传统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
　　延安精神的精髓即实事求是，突出特征即以弱胜强，实践保证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坚持唯物辩证科学方法的作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作风；英勇顽强不怕困难和牺牲的作风；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作风；尊重民主、自由、平等维护人权的作风；坚持党的领导，遵纪守法，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作风；热爱科学文化，努力学习，自我改造，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进取的作风；等等。
　　正由于延安精神具有上述实质、精髓、突出特征和优秀作风，从而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延安精神仍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前进的动力和保证
　　延安精神能够推动和保证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
　　延安精神和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讲实事求是，这是二者共有的一种精髓，正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才能使人们看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可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和保证我国由计划经济为主到市场经济为主转换的思想理论基础。
　　延安精神能推动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苦创业。
　　人类历史表明，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和文明，而一切生产劳动无不需艰苦奋斗的实践，所以任何时代的价值和文明，无论形成和发展都必然表现为一个改造客观世界的艰苦创业过程。
　　在现代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为了竞争而节约原料、降低成本并最大限度地改进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率，以便把生产自己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为最短，这就更需要艰苦创业。
　　尤其我国，由于推进市场经济的物质条件薄弱，如人口多、底子薄、自然资源相对短缺，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位。因此必须用几十年的艰苦创业才能赶上资本主义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同时，我国至今仍有相当数量边远地区群众还需解决温饱和脱贫问题，这种严峻的国情也决定我国更加需要发挥艰苦创业的精神，走勤俭节约的道路。
　　延安精神由于自身即在打倒“三大敌人”艰苦环境——如井冈山的斗争、红军长征的斗争、南泥湾大生产的斗争、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武装斗争和其他根据地的抗敌、反“扫荡”斗争以及敌占区的地下斗争等浴血奋战中诞生、发展起来的，无数先烈出生入死，奋斗牺牲，前赴后继，历尽人间艰难险阻，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翻身求解放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今天最富于艰苦创业精神的延安精神也是发展现代商品生产所需要认真继承和大力发扬的。
　　延安精神能够推动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贯彻。
　　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必须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江泽民还曾强调指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应当成为我们时代主旋律。而那种借口市场经济需要重构人们价值观、道德观之说，显然是不符合十四大精神的，同时也是对延安精神的否定。
　　延安精神就是一贯以万众一心、救国救民为己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解放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武器和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和唯一的宗旨，党员必须做到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参加革命队伍的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却愿树立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有这样精神的人就是最有道德的人。
　　延安精神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价值观、道德观，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仍然是需要认真继承和大力发扬的。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党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故此，延安精神不但需要继续发扬，而且需要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不是重构而是充实、增新；重构则是否定原有的再搞一套。所以，对我国新时期价值观、道德观，坚持发展论反对重构论。
　　延安精神能够推动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营和运筹。
　　有的同志认为，延安精神形成于革命年代，因此只适用于战争和政治斗争而不适用于今日之经济建没，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和特殊、历史和发展的辩证法告诉人们，凡过去在实践中产生的正确理论是能结合今日实际而易地易时地运用到现实不同领域来的。象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曾被日本工商业者用于企管和财贸，也曾被美军运用于海湾战争。实践证明延安精神也同样能应用于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延安精神的好作风是极其丰富而全面的，尤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论。据《电视新闻》介绍，天津一家衬衣厂的“傻子经营术”即是运用自我批评的辩证法，召开揭短沙龙，认为短处被认识而改正，缺点就会变成优点，弱者就会变成强者，结果该厂便走上了扭亏增盈、勤劳致富之路。这便足验，延安精神对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样会起积极推动和保证作用的。
　　延安精神能够推动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反腐防变。
　　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3〕又指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4〕
　　市场经济一般特征中的某些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中介下，对社会主义所可能产生的消极的负面效应即是反腐防变应以为鉴的重要方面。
　　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竞争、优胜劣汰等在某种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能够起好的作用，在另一种条件下又能起不好的作用。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调控下，这些因素就会在一定范围内使市场经济体现出公正性、科学性和民主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必须坚持并力促其实现的。然而，如果这些因素失去上述调控而任其在剥削阶级思想引导下自由发展，则他们又会变形、变质：等价交换将蜕变为不等价，投机倒把、制假卖假、缺斤少两等即属此；价值法则亦能蜕变为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竞争则会蜕变为尔虞我诈、搞阴谋诡计，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即一例；优胜劣汰也能蜕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尤其失控之为害还表现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一切向钱看，如见死不救，先问给多少钱，直至投向犯罪和糜烂，如贪污盗窃，坑蒙拐骗、买卖妇女儿童和嫖娼卖淫等。
　　因此，十四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腐败决不可低估，否则吾之步他国倒旗后尘者亦将不是没有可能的。目前，种种令人担忧的事已出现：如歌颂宣扬大班、大款、老板们如何在夜总会、一掷千金，如何在通宵电影包厢里玩女性；歌颂、宣扬那些牵洋狗、住洋房、靠剪息票享乐、不劳而获的新阶层，生活如何潇洒；歌颂、宣扬皇家歌舞厅、大富豪酒楼如何提供贵族享受等，对此当然不能大意。
　　延安精神由于一贯倡导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反对个人主义等，从而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便具有无可比拟的免疫力，因此发扬这一光荣革命传统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意义，无异日月之经天，昭然可见。
　　三、变和未变的辩证统一
　　为了在新时期进一步发扬、发展延安精神，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需从思想上认清一个关键性问题——这就是变和未变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是一则有变，如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转为市场经济为主，经济成分也由单一转为多样和由此而产生的其他一系列变化，只有看到这变的一面才能及时地更新某些观念，调整某些认识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认识到这些变化并不是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从而才不致落入“左”的误区，如固守计划经济，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又盲目排斥市场经济，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等，这是应主要防止的。另一方面也需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未变的一面——如仍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仍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主体的上层建筑以及仍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
　　必须正确对待变和未变两方面并把它们正确统一起来，如把变和未变都看成是历史的必然，即便变了的，被认为新的革命的那一面，也不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没有变到社会主义以外去，因而在适应变的同时又能坚持不变。否则，如果既不能正确对待变的一面，又看不到或不愿看到未变的一面，便有可能落到偏离社会主义的误区。象前面提到的重构论，把经济体制之变视为经济结构的巨变，即认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变了，变到社会主义以外去了，从而要求学习亚当斯密、洛克、边沁等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建立我国新的价值观和新的道德观。不应反对恰当的学外国，但类似此种不顾国情和实践需要盲目崇仰资产阶级价值观、道德观的所谓学习借鉴则是有害的，应反对。
　　还有一个时期以来的“正名论”也是这样。如主张不能再批判投机倒把，炒买炒卖、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认为这些是商业行为，是搞活流通的好事情，还说：“搞市场经济不会投机，就不会有效益”。更有的认为，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乃是商品流通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此等等。应指出，为防“左”，对投机倒把等重新界定是必要的，但重新界定不等于可以公开宣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投机倒把，如果象这样肆无忌惮、堂而皇之地鼓吹投机、套购就必然会诱发出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挥金似土的享乐主义和只知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而败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声誉和根基。不仅如此，有的人甚至还提出要为掉进钱眼正名、为吃喝玩乐正名、为财迷心窍正名、为唯利是图正名，等等。可以设想，这些丑恶现象一旦正了名，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必将不复存在而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和未变相统一的认识，去防止重构论和正名论企图和资本主义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接轨的倾向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7、478页。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2页。，
　　〔3〕《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0页。
　　〔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