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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延安精神和高校改革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


  一、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应适应国情和形势的需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多所大学,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延安大学等。这些大学,适应抗日救国和战后建国的需要,设置应用性强的专业,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政治、军事、管理、经济、文艺等方面的人才。其中,最有名气和代表性的是抗大、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抗大成立于1936年,它的专业设置顾名思义,是十分明确的军事政治专业,培养目标是参加抗战的军政人才,这正如《抗大总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所述:抗大的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继承并发扬了中国革命军事教育的优良传统,真正站在国防教育的最前线,为抗战建国服务。”〔1〕也如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会上所说:“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它救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2〕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它的专业设置同样明确,最初只有一个政治军事专业,后来发展到四个系(民主法政系、民生经济系、民族文化系,国防教育系)四个专业,先后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抗战干部,这些干部是从事政治、军事、行政、经济、民运、文化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自然科学院成立于1939年,它的专业设置也很明确,是适应陕甘宁边区建设的理工专业;它附设了机械实习工厂、玻璃实习工厂、农场、科学馆等,学用结合地培养科学技术人才。鲁迅文艺学院成立于1938年,它的专业设置针对性很强,即针对抗日救国事业对文艺工作的需要,设置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专业,先后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了近千名文艺人才。以上抗大等各所院校的共同特点是,适应当时国情和形势对人才的需要,设置能迅速见效的专业。
  时过境迁。今天的高等学校遍布全国,数以千计。然而,在专业设置上,中央和地方院校大同小异,多数是以基础理论教育为主的长线专业,而以应用技能培养为主的短线专业为数甚少。以某地方大学为例,虽名义上是以师范为主的多学科综合大学,但师范专业过强过盛,其它专业过弱过衰,甚至由于其它专业从师范专业派生而来,在专业设施、课程安排、知识传授、技能训练等各方面仍保留浓厚的师范专业痕迹。固然,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中学教师,师范专业应该巩固和加强,但是,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大量应用性强的各种专业人才,如理科的计算机应用人才、化工技术人才、电子技术人才,文科的经贸人才、法律人才、公关人才等。从当前的国情和形势需要出发,地方大学的专业设置必须从实质上拓宽。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存在专业设置狭窄,重研究轻应用,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也都存在由于传统专业的限制,更新专业步履艰难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社会都在研究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因此,高等学校的改革,首要目标应该是把教育推向社会,把人才推向市场,主动地调整专业结构,实实在在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当然,调整专业结构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专业设施的缺乏、原有课程的陈旧、教师知识的老化都是实际困难。那么,怎样排除困难,实现专业更新呢?走延安办学道路,学延安创业精神,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延安时期的高校为培养前线打仗和后方建设急需人才,在经济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专业设施土法上马,课堂设置随专业需要而定,教师队伍专、兼职结合,许多教师一专多能,这些主观努力为实现培养目标提供了有利的保证。今天的高校,物质条件远远超过昔日延安的高校,缺乏的正是延安时期高校的创业精神和办学方法。现今高校的改革,在调整专业结构上,应明确目标并不遗余力地去实现目标。具体实施办法是,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设施和物质条件,为增设新专业服务,并和相关部门、企业、事业、科研单位建立联系,互通有无,或者在某些新专业上联合办学,从而解决专业设施缺乏的难题;另一方面适应新专业的需要,增设新课程,特别是知识新、信息量大、应用性强的课程,自编教学大纲和参考资料,自定教学方法和实践环节,从而解决课题设置陈旧的难题;再一方面鼓励现有教师涉猎新学科,进修新知识,承担新课程,并可在全社会范围内聘用高水平的兼职教师上课,从而解决教师知识老化,不能胜任新专业的难题。可以想见,延安的办学道路和创业精神,能够为当年的抗日救国创办出诸多有特色的急需专业,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人才,同样,加以丰富和发展,也能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办出更多的新专业,培养出更多素质高、学问深、知识广、技能强的优秀人才。
  二、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应贯彻“教学做”一致的原则
  延安时期的高校,教学方法也勇于创新,贯彻“教学做”一致的原则,紧密结合前方打仗和后方建设的实际,形成一整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抗大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教育与实际密切结合,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学与用’一致,学习与生产结合,劳心与劳力结合。”〔3〕贯彻以上原则,抗大规定了本校教学的四个特点和四种方法。四个教学特点是民族化、现实化、工农化、通俗化。所谓民族化即把教学重点放在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说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思想精华和斗争艺术;所谓现实化即从现实出发,将历史实际和现实斗争紧密联系,将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紧密联系;所谓工农化即提倡教学为工农大众服务,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所谓通俗化即根据抗大学员现在的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决定教学内容的多寡深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教学。抗大的四种教学方法是备课方法、讲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备课方法强调教师要了解学员的一般情况,有针对性地准备教学提纲和学习材料,并开好教学准备会;讲授方法强调启发式,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讲解、说明、发问、研究,诱导学员自觉地获取知识;研究方法针对文化程度高的学员,让他以自学为主,阅读材料,钻研问题,相互探讨,教师予以指导;实验方法直接将教学做统一起来,要求把书本知识带到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在“做”、“用”中更深刻地领会所学过的知识。陕北公学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是:“甲,理论与实际联系;乙,少而精;丙,教学一致——也可以说是教员与学生的一致。”〔4〕前两条原则体现在课程的设置和实施上。陕北公学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主要设置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工作、游击战争和军事知识、时事演讲等,而每一门课的实施,都是把书本知识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做到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后一条原则体现在学校、教师、学员在教学中三结合上。学校吸收全体教师和学员共同讨论,拟定教学计划,并定期召开师生会议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在会上师生相互帮助,相互勉励,共同改进教学工作。陕北公学还在重视教师讲课的同时,注意训练了一整套学生的学习方法,包括有组织的学习、有计划的学习、有规律的学习、自由结合的学习、相互竞赛的学习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尽快成才而提高学习水平。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教学方法在延安时期具有代表性,这些方法特别是“教学做”一致的原则对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起了极好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的高校,较之延安时期,虽在教学管理上实现了正规化和严格化,但在教学方法上有的却出现了反向滑坡,由灵活机动紧贴实际滑向机械刻板远离实际。这种教学方法的反向滑坡表现于以下四点:第一,由“教学做”一致滑向“教学做”分离。现在高校的有些教师,只管上课,不管学生,只管传授知识,不管培养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自己的教学效果了解甚少,至多从作业和考试中得到一些反馈信息,这样的教学缺少针对性和目的性,显然存在着“教”和“学”的脱节。至于“教学”和“做”的脱节更加明显,文、理科的许多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在几年的学习过程中,除暑假期间有限的社会实践之外,和所学专业结合的“做”——实践环节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这种状况使得许多毕业生高分低能,动手能力差,毕业后锻炼多年才能适应环境,胜任工作。第二,由启发式教学滑向注入式教学。现在有的高校,已形成教师闭门备课、登台讲课,学生课堂做笔记,课后背笔记的惯例。教师把一门课几十个教时的讲稿全部写好,然后在课堂上“满堂灌”,注入式地讲给学生;学生则象一台知识接受器,被动地接受教师所讲的内容。启发式教学虽在各种会议上不断提到,但并未把它作为硬性要求贯彻到教学工作中,即使少数教师在这方面有一些独到的作法和初步的经验,也由于缺少普及和推广的环境,或者固步自封、孤芳自赏,或者半途而废、重蹈覆辙。第三,由教师知识更新向知识老化滑坡。高校的一些教师,多年来把持一、两门课,教学内容几年一贯制甚至几十年一贯制,讲稿一经写成就一劳永逸,再不做增删和调整,甚至稿纸都已发黄还奉若至宝在课堂上兜售。在科学知识和社会生活迅速发展的今天,高校讲台还在翻来复去地讲授陈旧、过时的知识,这种状况是很不协调的。第四,由学生主动学习向应付学习滑坡。高校的一些学生,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急功近利,不是主动学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知识和本领,以在毕业后大有所为,而是对经商赚钱津津乐道,甚至涉足“商海”,对专业学习敷衍应付,得过且过,能混上文凭就行。在这种状况下,“厌学风”此起彼伏,相反,刻苦钻研、好学上进的学风在有的高校校园难以形成气候。
  当今高校的教学方法亟待改进,教学方法上的反向滑坡亟待扭转,这是目前高校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延安时期各类大学的教学方法,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在“教学做”一致方面,现今高校应学习抗大“教学做”合一,“学与用”一致的做法,加强教学中的能力培养和实践环节。各专业可根据其特点,与厂矿、农村、公司、机关等建立对口联系,每学期抽出一定时间,到基层单位搞专业实习,锻炼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各专业还可围绕课题学习,安排一些操作性活动,如模拟课堂、模拟实验、模拟法庭、小型研讨会等,把书本知识和实际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巩固所学知识,又增强操作能力。在启发式教学方面,现今高校应学习抗大开展启发式教学经验,把提倡启发式、反对“满堂灌”写进教学工作规程,要求教师必须高度重视、身体力行。高校教师则应在备课,讲授、讨论、实验、作业、考试等各个教学环节中注意启发式,备课中准备好各种问题,讲授中启发学生思考问题,讨论中诱导学生切磋问题,作业和考试中重点检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师知识更新方面,现今高校应学习陕北公学重视教师自修,并为其提供自修条件的作法。陕北公学当时和许多抗战书社、报馆、军队联系,千方百计收集新的书刊、资料、信息,供教师备课参阅。今日高校藏书雄厚,报刊齐全,资料丰富,教师知识更新的关键在于学校重视和本人努力。学校应一方面把知识更新的要求纳入教学工作规程,另一方面把竞争机制引入教学岗位,挂牌教学,教师吸引学生,学生选择教师,学校则重奖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从而形成教师知识更新的压力和动力。在学生主动学习方面,现今高校应学习陕北公学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作法,一方面健全学习制度,要求学生严格执行,另一方面倡导学生搞自学小组互相探讨,互相竞赛,互相促进,在学校形成勤学光荣、厌学耻辱的良好学风。
  总之,延安精神进入今日高校,延安时期的教学方法和观今高校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今高校教学方法的改革定能出现崭新的面貌。
  三、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应体现精干高效的原则
  延安时期的高校,在管理体制上也有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机构小,人员少,办事快,效率高,体现了精干高效的原则。抗大的管理机构相当精干,校长之下只设教务处、校务处、干部处,管理人员很少。而人少办大事,抗大在八年抗战中招了八期学员,培养出10万余名抗日军政干部。陕北公学的管理机构同样精干,设校长、教务长为最高领导,下设教务处、校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三个行政机构,管理人员只有数十名,而陕公前后四期近万名学员在校期间的管理任务,正是这数十名管理干部完成的。抗战后期由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虽然办学规模增大,正规化程度提高,但管理机构也并不复杂繁琐,只有教育处、干部处、校务处和校部办公室四个处室,校长兼任教育处长,副校长兼任干部处长,管理人员总数只占全部师生员工的1/10。简单精干的管理机构,使得延安时期的高校开支少,管理费用低,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节约了大量钱财,而且管理人员责任明确,有职有权有责有事,工作效率很高。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延安高校的管理政策也很宽,只有宏观上的指导和调控,具体办学事务让学校放开手脚干。特别是在边区受封锁的困难时期,经费少,物资缺,延安高校正是靠政府给的宽松政策和自己的创业精神敞开校门,多渠道筹集经费,吸收捐助,创造办学条件,使办学道路排除困难,越走越宽,使边区的高教事业越搞越兴旺。
  我国现阶段的高校已形成正规化体系,无论中央直属重点院校,还是省属普通院校,管理体制统属一个模式,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教育管理体制,而这种管理体制正建立在经营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目前高校的管理体制,既有内部弊端,又有外部弊端。内部弊端表现在机构庞杂,处室林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许多普通高校的管理机构,既企求和各级教委、教育厅局对口设置,又企求和重点高校达到平衡,因而造成机构臃肿,包袱过重,行政人员数量超过教师数量,领导干部数量超过一般干部数量的畸形状况。行政人员过多,挤占了教育经费,使国家下拨的教育经费大头用在工资、办公费上,教学、科研等基本事业反而因缺少经费难以发展。行政人员过多,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责任不清,处理问题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反而影响了管理工作的创造性和办事效率。外部弊端表现在高校缺少自主权,成了计划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庸,由其主观指挥、严格管束,在招生、办学、分配特别是上新专业、招自费生等问题上,未经批准,不能“跨越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一方面缺少自身发展的必要经费,另一方面又不能发挥智能优势自创收入,处于难进难退的两难境地。高校管理体制的内外弊端,使得许多高校不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得相当一部分中青年教师出于对低收入、低待遇的不满心理,难于安心教学工作,部分人下“海”经商,部分人弃教从政,留在学校的有的也只是维持现状,不求进取。
  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高校管理体制,应向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高校管理体制转轨,这也是当前高校改革的重点之一。新的高校管理体制应该体现精干高效、自主发展的原则,应该效仿延安时期高校的管理体制。在机构设置上,现今高校应该从为教学、科研、学生工作服务出发,尽可能地裁减机构,合并机构,保留少数责权利统一、指挥灵敏、简明精干的管理机构。裁减下来的管理人员可以向教学、科研、校办产业等系统分流,加强从事实际工作的队伍。在管理方法上,现今高校的管理机构应改变下达指令、下发文件、统计报表、听取汇报、评比表彰的传统作法,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逐步形成直接为教学、科研、学生工作服务的简便管理方法。在挖掘办学潜力上,计划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应真正做到简政放权,使现今高校获得符合教育法规的自主办学权力,从而发挥智能优势,联合社会实体,多上新专业,多招自费生,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从而推进高教事业的发展。在自筹办学经费上,现今高校应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支持各专业系在抓好正规专业教育这一中心工作的同时,兴办经济实体,开展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科技服务、信息咨询、商业窗口等方面的工作,增加校、系收入,提高教师待遇,巩固教师队伍和整个高教阵地。总之,只要现今高校的管理体制加快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学习延安时期高校管理的经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内引外联,焕发生机,就一定能带来高教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2〕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4〕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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