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思想，发扬“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1〕的精神
　　徐特立是我国近代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他是当年尊名的“延安五老”中年纪最长的一位，世人尊称徐老。他始信康梁，主张维新改革；继而拥护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国近代每个革命历史时期，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推着革命历史车轮前进。〔2〕堪称思想解放的先驱，改革创新的楷模，实事求是的典范，力行“身教”的师表，所有这些优秀的思想品德，都是今天弘扬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他的一生是闪耀着创造光辉的一生。
　　当年在谈到中国科学文化落后的原因时，许多学者众说纷云，其说不一。人们只看到了中国近代落后的现状，但有的人缺乏历史的眼光。而徐老则认为，历史早已铸成的思想根源，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时就开始了。明清以来，更以“八股”取士，兴“文字狱”，雍正以后，凡学子必默写《圣谕广训》。从而使中国历来的读书人，多读经著文，步趋仕官，鄙薄技艺，脱离实际。读书的目的就是为“做官”，官必忠君。所以徐老尖锐地指出：“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只成机器，没有人格；以后是帝步亦步，帝趋亦趋。”〔3〕皇帝怎么说就怎么做。辛亥以后，学生必须背诵《总理遗嘱》，不能不说就是这种传统的继续。从而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唯君”、“唯上”、“唯长”的观念，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许多父母、教师、长者，总想叫儿女、学生、年轻人“听话”。“听话”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往往把“听话”绝对化，甚至当作“好”“坏”的标准，总想按自己的“样子”塑造青少年，就有些不妥了，若是年轻人总跟老一代一样，恐怕社会就难以进步了。徐老则不然，他认为创造必然和传统相对立。〔4〕因为创造不冲破传统的束缚，就会成为传统的奴隶。“这样就会限制个性的发展和奔放，就不能有创造，不能发展每个人的天才。我觉得应当培养敢于发展个人的天才。我觉得应当培养敢于发展个性，有脑筋，辨别是非，有主张、有试验、有创造、有行动的青年，生动活泼，敢做敢为，才能产生出各种人才来，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如果培养了一些阿斗，甚至一些奴隶，那新社会是不会到来的。”〔5〕所以不推倒两个“凡是”，就没有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同时徐老认为：还必须承认创造与继承传统的统一性。因为创造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是建立在人类历史积累的知识遗产之上的。“凡是前进的东西，都是从落后的东西发展而来的。”〔6〕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市场经济。必须继承借鉴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所以徐老还主张要求儿女、学生、年轻人要尊重父母、老师和长辈；需要遵守决议，服从组织，尊重他人，关心集体，服务社会；听取批评，接受意见。然而，徐老又强调不可偏听盲从，“一切要经过自己的脑，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自觉的服从，一切不经过脑的信仰是迷信。”“不把任何真理神圣化”，“不把一切真理(马、恩、列、斯的都在内)当作教条，不加了解而相信，不加以执行只当作神咒而崇拜。”〔7〕所以他曾在笔记上写道：“毛主席对于名义很注意，在江西强调的说人民主人，政府官吏是公仆，这把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弄清楚了。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毛主席在江西谈到党的性质是马列主义的性质时说，党是工具，马列主义和解手纸同样是工具，要对被压迫的人民有用。谈到我们党能不能存在，看人民要不要，我们对人民对社会进步有没有用。”〔8〕徐老还在《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着重指出：“我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可是只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9〕这应作为今天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之一。
　　二、科学的论断及办学模式上的突破和启迪
　　徐老不但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辩证的发展”。〔10〕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且只有通过实践，理论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当时他在《解放日报》上以《祝〈科学园地〉的诞生》为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断：
　　(一)“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11〕徐老说：“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科学技术只有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才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才会使科学家的眼光放大”，从现时出发，面向未来，照顾全局〔12〕，同时他还论述了自然科学的意义、任务、研究方法以及党必须领导自然科学研究和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的主张。
　　关于自然科学：“要知道自然科学是什么?首先就应该知道自然是什么。”徐老引用黑格尔的话说：“自然是阶段的体系，一阶段必然从一阶段产生”，“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学，无法跳跃其必然阶段，人类支配自然，必然要依据它的必然性来支配。”“因为自然科学，只是客观的逻辑主观化，即自然的规律被人类正确地反映而转化为科学。”〔13〕这就是规律只能发现不能发明的原因。
　　“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经济建设”，〔14〕可见当年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十分明确，这在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延安是多么可贵啊!同时徐老还指出：当前“其总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抗战建国力量。”〔15〕
　　科学研究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应该与科学的任务一致，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际的一致”〔16〕徐老认为理论研究应当走在行动的前面，而不应做行动的尾巴。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政治经济学不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失掉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从这里他看出“科学本身的存在是在它的作用，那么科学方法的对象是科学的作用，不然的话，方法就没有真实内容。”〔17〕他进一步指出：对科学的批判是学习和研究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同时要反对不读书，不细心研究，无知妄作，专发空论。”〔18〕似乎徐老以上这些话是针对现时讲的。不是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有待科学理论的出现和指导；一些并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却在那里妄谈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岂不发人深省吗?
　　必须加强党对科学研究的领导：徐老在被斯诺称为世界上科学文化最落后地区之一的陕北，响亮地提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的发展，而应该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它不仅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19〕他既反对见近不见远的实利主义，又反对见远不见近的乌托邦主义。没有详尽地、切实地计划和领导，任其盲目发展，或粗枝大叶、枝枝节节而为之，“就是先进政党的一个最大的缺陷”。〔20〕
　　“提倡学术自由”：这是徐老学习、研究的态度，也是他的教育主张。他认为只有学术思想自由，才能打破学术上的关门主义；“只有学术上的真理，没有党派上的成见和辩护。”〔21〕他说学术思想自由是党的政策，“是我们民主研究讨论学术思想的学风”；“这种学风必须贯彻到学习、生活、工作、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各方面。”〔22〕为什么要提倡学术自由呢?历史告诉人们：“之所以先秦之世，有诸于百家之学，是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东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社会繁荣状况而形成的；汉以后独尊儒术，一花独放，一家孤鸣，结束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从而窒息了学术自由，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以至使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导致生产落后，经济停滞，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不发展的穷困状态。所以必须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予以思想自由、著作自由，打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23〕徐老这里所讲的学术思想自由，是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学术思想自由，社会主义的学术思想自由。它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毫无共同之处，绝不允许利用学术思想自由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
　　(二)教育、科学研究与经济建设部门“三位一体”。
　　当时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亲自领导师生进行了森林考察、制盐、造纸、试制玻璃、染料、棉麻和地矿考察的实践。他在提出科学是国力的灵魂之同时，他还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24〕他认为“把理论和技术在生产上和大众联系起来，在研究自然科学时，同时研究生产方法和方式。技术社会化的过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的过程，经济是必然的媒介物，是唯一的桥梁。”他联系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教育政策说：“可见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是科学的内容。”〔25〕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又经过制造日晷、编写《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以及关于边区土壤、虫害防治等科学研究活动。徐老在1942年10月30日延安自然科学院教育方针大讨论总结报告中主张：“我们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际做到真正的联系”，“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各工厂、农场的负责同志，也作为主人翁参加”，彼此谐调，按照工厂、农场及经济发展需要培养人才，从而把自然科学推向一个新阶段。徐老50年前提出的这种高等自然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和生产结合，尤其和经济结合为一体的思想，这在当时不能不认为是办学模式的突破。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正是遵循了与徐老上述思想相近似的办学宗旨，才出现了“硅谷”，并实现了与硅谷的谐调发展；80年代北京才出现了以“电子一条街”为代表的高科技开发区；日本的筑波，我国台湾的新竹以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工业园区，无一不是以科学教育机关(大学)、科学研究机关(高新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机关(科技产业、企业及其领导部门)相结合的综合体。
　　到了40年代末期，新中国面临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研究室主任的徐老，在1949年11月2日对全室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提出了“教育是社会的中心，也是生产的中心”的科学论断。还由于他历次对党的“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方针，进行科学阐述的时候，论述了“中国化”，“地方化”，“乡土化”，“社会化”，“多样化”的教育主张；在谈到“扫除文盲”时，他认为“教育的问题很多，扫除文盲最重要”；后来他又发表了《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为题的论文。所有这些论述把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只有在教育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的思想，阐述得更具体，更实际了。40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持续不断地证明着，并将继续证明徐老上述思想的正确性。以淮北市为例：1989和1990年作为“科技进步年”，16万名工人参加了科技教育培训，1819人取得了技术职称；56000名农民接受了技术教育训练，85％的人掌握了一至两门实用技术，从而加速了该市的经济发展。某矿业公司1988年承包指标金额1600万元，只完成了1358万元。1989年与中国矿业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后，承包指标完成了156%，1990年达到216%。1985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保罗·罗默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认为：知识是生产要素之一，国家必须像对机器投资一样对知识(教育)投资。哈佛大学运用罗默的理论和方法作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妨碍穷国赶上富国的是人力资本(即教育)的缺乏，而不是缺少有形资本。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的教学研究与革新中心的调查，其所属的11个工业国的统计表明，1／3的在职劳动者，读与写的技能达不到工作的要求。美国由于此项原因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400亿美元。该报告指出文化水平低下也是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障碍。总之，当人类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人们越来越领悟到了“科学是国力的灵魂”，是生产发展的推进器；知识和知识的运用就是力量，就是经济繁荣的有力杠杆。然而无论科学或知识都来源于教育，取决于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而科学技术又是这种“最活跃”因素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因素，因而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仍然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样取决于教育。所以“教育是社会的中心，也是生产的中心”。广义地说整个人类的活动无不寓于教育之中。这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带来了教育的社会化，因而“一切人都是教育者”，一切人也都是受教育者；“一切行动从生到死，时时处处都是教”，一切行动从小到老，时时处处都在“育”〔26〕，从上述世界各国发展的情况和徐老的论述，描述了这样一种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教育——科技——生产——经济——社会进步；从而改变了工业化前期：生产——经济——社会进步——教育——科技，那样一种发展模式。徐老称之为：“这是循环的螺旋式的进化。”〔27〕可以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德育为首，教育是中心”的意义就在于此。
　　三、改革创新必须吸收全人类创造的知识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还必须实事求是地吸收全人类创造的知识，继承人类文明的全部遗产。
　　徐老之所以能突破旧的办学模式，并提出“教育是社会的中心”的独到见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凡是“伟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的事物，都是由于他吸收了过去人类历史的知识遗产而来的，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有些同志轻视资产阶级的学说，想凭空创造是过左的、错误的、文明社会，一定要在阶级对立的时候才能产生。”〔28〕所以过早的人为的消灭阶级，必然阻碍文明社会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一谈到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东西，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就必然姓“资”，就不能学。其实，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指导我国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就诞生在西欧。“马克思的先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尊重资产阶级学者，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列宁在青年团大会报告上说：马克思吸收了人类过去的一切知识遗产，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这话是非常正确的。”〔29〕所以，还是要提倡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此，徐老指出：“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的东西转为无产阶级的，把外国的东西转为适于中国的东西。”〔30〕那种认为股票、股份制、期货市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能运用的观念是错误的。试想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我国要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社会状态下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可能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益经验，脱离世界的现实，去凭空创造呢?经过14年多的改革开放，我国沿海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当今世界公认的最高速度。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已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有能力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并把它转变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的东西。这还仅仅是开始，一些世界有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已经在谈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了。今天应当建立起一种新的观念：运用“古今中外”法，吸收人类历史创造的一切知识遗产，不说空话，躬身实践才是创造的源泉。同时，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徐老认为学习“古今中外”，要批判的继承，有选择的吸收。在50年代初，正是我国“一边倒”学苏联“热”的时候，他就曾指出：就是苏联的东西也不能照搬，“我们不但要学习苏联，而且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遗产，就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知识遗产也须加以彻底的清算而吸收之。”〔31〕
　　四、躬身实践，力行身教
　　徐老躬身实践努力吸收全人类所创造的知识遗产，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早年曾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他又留学考察西欧和日本的教育。他虽曾尖锐地批判儒家文化思想禁锢人们的心思才智，但在身教方面他却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2〕而徐老则公然声称自己是“身教主义者”。他从来就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同时也就是手里做的。他少年发奋，十年破产读书，自学成才；《书愤》，《言志》，更名“特立”；舍家兴学，无私奉献，服务社会；断指血书，激励青年，反帝爱国，这曾使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对革命有了感性认识。徐老读书破万卷，藏书两万册，学而不厌；教学育人，力行身教，诲人不倦，教育了几代人。在他早年的学生中有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缪伯英(中共第一位女党员)、郭亮、李维汉、许光达、张国基、田汉、丁玲、舒新城、肖三、廖沫沙等一代杰出人物。延安时期，他的学生中又出现了一大批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与建设人才(他们在国务活动和火箭、核能、钢铁、化工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谢老(觉哉)称颂他：“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因而徐老当年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47年他70寿辰时，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各界著名人士张澜、沈君儒、陈叔通、柳亚子、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等68人签名，以“长松特立，民众之望”八个大字的红色缎帐向他祝贺。毛泽东曾赞扬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精神。这三个第一的精神正是延安精神的体现。周恩来赞誉他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更直呼他是“当今一圣人”。陆定一曾把徐老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入党的品格，赞誉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33〕是的，徐老批判地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人类的一切知识遗产，躬身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是留给后代的又一本重要的教科书。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几千万中国共产党人，若能很好读这本书，用这本书，像徐老那样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躬身实践，力行身教，必将使11亿人，释放出世界上最伟大的生产力量。
　　五、钟爱真理而不冷落谬误
　　徐老之所以能实事求是，并以其懿行嘉言，躬身实践，改革创新，不仅是出于他品德高尚；从根本上说由于他精神博大，思想解放，具有深厚坚实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造诣。这使他分析判断任何事物能从心所欲不逾距，钟爱真理而不冷落谬误。他在批判“只有真理的行动，才能产生真理”时，写道：“一定要从真理产生的行为才能从行为产生真理，那么实际上仍然是真理产生真理，哲学产生哲学，只不过中间有行为做媒介罢了，而且只有真理的行为，没有错误的行为，就只剩下行为中的一小部分，且人类历史的行为是从错误到正确，否定了错误的行为，就不是整个历史的人类行为，由野蛮社会及蒙昧社会给我们认识自然的遗产全部都否定了。我认为人无智愚尊卑，行为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是认识的标准，错误的非真理的行动，必然会给以血的教训，这教训就是认识”〔34〕，就是对真理的认识。我国近100多年来，正是许多“错误非真理的行动”，使人们吸收了教训而达到了对真理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若没有鸦片战争，没有洋务运动，没有戊戌维新，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不打破闭关锁园，就没有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发展；没有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没有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没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的失败，就没有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认定，也就没有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今天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改革开放的真理，这种认识一方面是从真理(或成功)的行动得来的；另一方面是从谬误(或失败)的教训中得到的。所以只有钟爱真理而不冷落谬误；喜欢成功更注重失败的教训，才能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中解放自己，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总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继续努力发扬延安精神。学习徐特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的伟大精神；学习的方法是运用“古今中外”法，实事求是地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全部知识遗产，躬身实践，力戒空谈，反对空洞的说教，注重切实的身教；学习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1〕《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辑，第59页。
　　〔2〕朱德祝贺徐老60寿辰的信中说：“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的好快，你总是推着它前进的”。
　　〔3〕《徐特立教育学》，第120页。
　　〔4〕《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辑，第65页。徐老写道：“是创造与传统的对立”。他认为：“科学当旧的传统变为前进的障碍时，就要有勇气、有决心来破除这些传统”。
　　〔5〕《徐特立教育学》，第332、333页。
　　〔6〕《徐特立教育学》，第115页。
　　〔7〕《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辑，第37页。
　　〔8〕《徐特立文集》，第317页。
　　〔9〕《徐特立文集》，第267页。马克思的原话是：“在辩证法面前一切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都不存在。”见徐特立读书笔记：《费尔巴哈论》。
　　〔10〕《漫谈》，徐特立1946年8月的谈话手稿。
　　〔11〕1941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
　　〔12〕《徐特立文集》，第238页。
　　〔13〕《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辑，第39页。
　　〔14〕《徐特立文集》，第250页。
　　〔15〕《徐特立文集》，第238页。
　　〔16〕《徐特立文集》，第241页。
　　〔10〕《徐特立文集》，第242页。
　　〔11〕《徐特立文集》，第242页。
　　〔12〕《徐特立文集》，第252页。
　　〔13〕《徐特立文集》，第248页。
　　〔14〕《徐特立文集》，第256页。
　　〔15〕《徐特立教育学》，第338页。
　　〔16〕《徐特立教育学》，第337页。
　　〔17〕1941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
　　〔18〕《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3辑，第39页。
　　〔19〕《徐特立教育学》，第301页。
　　〔20〕《极重要的思想方法》，1945年徐老亲自修改的谈话记录。
　　〔21〕《徐特立教育学》，第115—116页。
　　〔22〕《徐特立教育学》，第115—116页。
　　〔23〕《徐特立教育学》，第119页。
　　〔24〕《徐特立文集》，第390页。
　　〔25〕《论语·子路》
　　〔26〕陆定一：《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1947年1月10日。
　　〔27〕《怎样学习哲学》，原载1940年6月20日，《群众》第4卷，第16、17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