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图书

[上一记录][下一记录]

第八章 延安精神和改革时代的哲学精神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


  一、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有着显著的创新、求实的特色
  社会主义的改革既是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情;也是无模式可循,无经验可鉴,特别需要有创新、求实的精神。开拓创新、实事求是,是延安时代和改革时代所共具有的精神核心,二者一脉相承,共彪史册。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尤其是最后一次的王明的教条主义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党中央来到延安后,在继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解决了党中央领导问题、军事路线问题和政治路线问题之后,以敢于冲破、摈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而带有片面的个别论断的新精神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求实精神,全面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蔚然形成了思想解放、创新求实为特点的延安精神。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得到有机结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延安,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立场,突破了拿马恩列斯的个别语句和共产国际中的某些条文做依据,生搬硬套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框框,在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及至领导作风、工作方法等方面都有了一系列马恩列斯不曾说过或做过的新创造。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都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树立和倡导了学习理论、调查研究的优良风气,铸成了实事求是的党风。毛泽东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不久,延安掀起了学习高潮,“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2〕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大兴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之风,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了中央和省地各级调研机构,大批干部分赴基层调查。尤为典型的是曾一度犯“左”倾错误的张闻天,在历时一年三个月的农村社会调查后,“开始了彻底的转变”,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方向是我应该努力的唯一正确的方向,而且决心循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3〕
  (三)贯彻执行有效、实际的原则,各项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务实创新的局面。为实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土地政策上,实行新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对封建土地制度进行了“初步改革”,为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奠定了基础,同时又“增加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使解放区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胜利地坚持了敌后的抗战”。〔4〕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和“精兵简政”政策,使根据地政权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孕育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雏型;并通过裁减冗员、合署办公等措施,使战争机构高效率运转和解决了解放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在党的建设上,倡导清政廉洁、勤政为民、立党立公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道德风尚,延安政坛清新,公务人员克己奉公、艰苦奋斗,成为全国最进步开明的地方和廉洁勤俭的模范。在打破日伪蒋经济封锁的物质生产上,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奠定了“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5〕正是创新、求实的延安精神,使党克服了主观主义,打破了教条主义和纠正了经验主义,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好作风,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社会主义的改革,是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扬延安精神,在创新中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敢于突破陈规旧章,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新篇章。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或习惯于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彼时彼地得出的结论视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束缚了人的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的能动性及其变革现实的实践创造能动方法;或急于求成,把理想当作现实,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被抽象的、海市蜃楼式的目标所迷惑,耗去了宝贵的时间和财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冲破“两个凡是”、倡导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到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从实行生产责任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到合理借鉴、利用乃至学习资本主义某些优长之处;从确立生产力标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制定和贯彻,这一切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和务实,是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
  党的十四大后,深化的改革和更大的开放,必然使人们原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精神文化等随着物质关系、精神关系的巨大变化而改变,改革的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更新、民族精神的升华。创新、求实精神,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第一的基本实质。处于改革时代的人们,要发扬革命传统,高举创新、求实的延安精神大旗,理解认识马克思创立的哲学是要给人们无限发挥实践的创造才能提供一种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而不是让人们无休止地重复其言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塑造像当年毛泽东等那样的全新而又健康的世界观心理品质,那样的脚踏实地、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作风,真正作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二、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时代结晶,有着英勇创业的独立自主的特色
  社会主义的改革既是自上而下、更是自下而上全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事业,要求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地区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条件下,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积极地进行创造性工作,特别需要独立、自主的精神。可见,自尊自强、独立自主,是延安时代和改革时代所具有的精神内涵,二者工力悉敌,交相辉映。
  中共在它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都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圣经,照抄照搬苏联和其他各国的经验,尤其是不敢、不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清算了教条主义思想,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后,坚持和运用独立自主原则,于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了同国民党、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关系,使独立自主成为党领导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则,树立了独立思考、自我决断为特点的延安精神。
  (一)独立自主原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遵义会议后,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使之在延安时期不断发展而达到成熟。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7〕即:大力巩固和扩展党和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坚持党对军队和根据地的绝对领导,拒绝国民党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和人民民主制及派人来抗日民主根据地当干部,要冲破种种限制,充分发动群众斗争,自主地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且还应相机采用“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各种做法。
  (二)党在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及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来处理各阶级、各阶层,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提醒全党记取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号召全党担起“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8〕毛泽东在《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党内指示中指出:“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和“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的“双管齐下”,“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之后,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全面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独立自主原则不但保证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党“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9〕
  (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党处理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领导人的关系准则。西安事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把拥有几百万正规军的国民党看成是抗日的主力,忽视了中共所代表的工农利益和革命的长远利益。他们的代言人王明公然要求中共在“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10〕的基础上进一步退让,同意把红军和苏区完全让给蒋介石。七七事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进一步要求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全面退让和服从于国民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的压力。毛泽东说:“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11〕全面抗战后,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它的指导过去同中国革命“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12〕此后抗战的胜利和党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印证了周恩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13〕正是独立、自主的延安精神,使党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充分注重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和创造,形成了自力更生的好作风。
  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纷繁复杂的条件下,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最短的时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国家大政方针的科学正确外,还需要全民族树立独立自主的人格风范。社会制度的改革,是作为一种以人为主体,又以人为动力的社会变迁过程,它既有自觉的发展方向,更有人主观能动性的制约。当前的改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显然,人心理的解放、思维的独立、行动的果敢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和义务等富有时代特征的独立自主精神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可否认,在长期传统体制下生活、工作的不少人,养成了不会独立思考、不会主动工作、一切照红头文件办,按首长指示干等懒汉懦夫的思想和陋习。尤其受极“左”影响,人们常把个人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把个人自主性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造成凡事谨小慎微,抽象地去议论“姓资”还是“姓社”、是集体英雄主义还是个人风头主义。这种依附、保守、圆滑、推诿的思维和心理定势,导致了体制上过分集权、思想上依赖盲从、实践上平均主义,使社会和个人都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我国目前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根本性的转变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中,一种以自身主体性、相互间平等竞争和自主协约及对后果自我负责为特征的精神,将成为时代哲学精神的主旋律。人们无论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建立起能够深刻反映社会关系变革要求的民主政治体制,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14〕都需要独立、自主、自决、自律及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5〕江泽民在全面概括新时期创业精神中也倡导“知难而进”、“自强不息”。〔16〕这些都是哲学上人的主体性的论述。在机遇挑战同在,希望和困难并存的今天,要发扬革命传统,高举独立、自主的延安精神大旗,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敢于天下先,在各种旧观念的干扰斗争中,放开手脚,迈开大步,夺取更大的胜利。
  三、延安精神所提倡的民主团结,是集合、激励一切为进步、光明而奋斗人们的旗帜,呈现出开明、并包的特色
  延安精神是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社会的共产主义者博大胸怀、恢宏气魄的集中体现,它是同腐恶作斗争的锐利武器。社会主义的改革既是在国内调整个人和社会等诸种关系,又是多元世界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特别需要兼容、开放的精神。可见,开明并包、开放兼容,是延安时代和改革时代所共具有的精神风范,二者同条共贯,浑然一体。
  30年代至40年代,党在延安,为击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以开明、诚挚的胸怀和政策,团结和联合国际,国内一切可以团结、联合的力量,建立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宝塔山下,精英荟萃,豪杰鼓应;延河水旁,贤才进谏。同志吐哺;窑洞之中,寰宇尽收,外交新创,铸成了民主团结、开明并包为特点的延安精神。
  (一)实行了开放、实际的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文化落后的延安却成为知识分子的向往、落根的圣地。瓦窑堡会议所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对知识分子作了新的评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10〕并郑重宣告: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解放区政府的优待,解放区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给予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仅1938年5至8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来延安的就有2288人;而抗大和陕北公学1937~1939年间招收的就有22000余人。〔18〕尤其是党中央正式发布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标志着延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系统化,延安聚集着“拿调色板、拉小提琴、握木刻刀”形形色色的各学科门类等大批知识分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儿女优秀的子孙,革命、抗日的延安,成为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
  (二)党内形成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开明风尚;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气氛。党在整风运动中,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思想教育的好做法,党的民主和团结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牢牢树立起来。尤其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了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13〕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并在党的七大上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最完备的中央委员会。正如中外人士在参观延安后所认为的:“从民主发达,乡村自治,官民合作,官兵互爱等任何点观察,均觉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天渊之别。”〔20〕“中国存在着两个中心,一个是民主中心的延安,一个是东方法西斯中心的南京”〔21〕
  (3)为实现抗战胜利和国内和平,敢于、善于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开创了党的外交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美日矛盾不可调和和美中联盟这一基本趋势有准确的估计。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22〕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向美军提供大量日军情报及气象资料,积极营救美军飞行员;希望美政府在延安建立领事馆;欢迎一位美国人作为盟军统帅指挥中国军队等等。〔23〕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建立了美国官方和中共最高领导的直接联系时,毛泽东英明果断地抓住这个和美国发展关系的契机,把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看作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24〕《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社论,以醒目的标题称他们是“战友们”,“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25〕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还赞扬罗斯福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中国人可以和这样的人合作。〔26〕不久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争取和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长远关系的任务。毛泽东并以其非凡的胆量和远见卓识还作出了访问华盛顿的战略决策。史迪威事件后,尽管美国对华政策回归到传统的扶蒋反共,但为促进抗战的胜利和实现民主的前途,中共并未拒绝赫尔利来延安斡旋,并与之达成了建立民主联合统帅部的“五点协议”。战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平民主的基本任务,以民族大义为重,继续和已确定扶蒋溶共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发生关系,接受了马歇尔的军事调处。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的工作,体现了开明的政治头脑,开放的务实精神。正是开明、并包的延安精神,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强大,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改革,根本目的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其主要手段之一是借鉴、学习一切先进国家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经济生活由民族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和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7〕资本主义经济在冲破封建的闭关自守迅速发展起来,不仅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条件,而且也告示人们,实行社会主义绝不是要使经济发展退回到自给自足的民族范围中。列宁更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认为这是苏维埃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和管理经验,利用世界的经济网络来发展本国经济的政策概括成一个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的总和=社会主义。〔28〕斯大林继续了列宁利用外资的经济思想和开放工作,抓住2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利时机,接受贷款,引进先进技术,使苏联迅速成为世界强国。显然,对外开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开放兼容的哲学思想是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的检验。
  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需要开明并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需要开放兼容。延安时期,党实行对外开放,建立起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民族战争的胜利;后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及民主斗争的基本任务,赢得了民心、舆论、时间,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纵横捭阖,获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当前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环境、条件,较之延安时期不知优于多少倍,尤其是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巨大变化,以及美苏两极消失,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形成,充满着矛盾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依赖的整体,人类面临着许多关系着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要求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携手合作解决。因此,更没有理由闭关锁国,而要发扬革命传统,高举开明、并包的延安精神大旗,坚持对外开放,这样就能在较短时期内缩短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252页。
  〔3〕《张闻天选集》第317、318页。
  〔4〕《解放日报》1945年11月16日。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94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5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40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48页。
  〔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25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68—26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58页。
  〔12〕《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9页。
  〔1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16〕参见本书第60页,注9。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66页。
  〔18〕参见《延安精神论丛》,中共延安市委、延安人民政府编,第9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997页。
  〔20〕《解放日报》1946年9月26日。
  〔21〕《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0日。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53页。
  〔23〕参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2期,第28页。
  〔24〕参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9页。
  〔25〕《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26〕参见《西行漫记》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28〕《列宁全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94页。
  

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4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