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学经验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1940年为促进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业生产的进步和保证国防经济建设的成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创建的第一所培养技术干部的高等学府。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理工大学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后继者。回顾50多年的办学历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结过去，克服不足，发挥优势和长处，以便于更好地发扬延安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勇敢地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经受住坚持和保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阵地的严重考验，以便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
　　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样两大任务。〔1〕延安自然科学院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具有基本科学知识、创造精神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革命通才、业务专家”。〔2〕徐特立院长提出“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是科学的内容，”〔3〕“三位一体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4〕，依据这一指导思想，延安自然科学院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培养手脑并用，“有一定立场、一定方向而无限生动发展的人格”〔5〕的创造性人才。通过1942年结合整风运动的教育方针大讨论，对教育的阶级性，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以及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社会的联系等重大教育原则问题均得出了正确的结论。1943年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时期，根据中央的指示，调整了教育方针，制定了《延安大学教育方针暂行方案》。其大意是：(一)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二)进行中国革命史与现状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三)教育要通过多种方式和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期将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四)实行教育与生产的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和劳动观点；(五)在教学上实行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发扬教学民主，提倡质疑问难、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这五条内容鲜明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观，阐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保证办学正确方向的有力措施。
　　延安自然科学院重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思想政治工作充满活力。学校工作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即：在艰苦的条件下决不向敌人与困难屈服，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通过三个渠道进行：一是政治理论课；二是组织学员参加开荒生产等必要的生产劳动以及政治活动；三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结合教学业务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徐特立院长主张学校领导应当作教师的良师益友，帮助他们学习与进步，解决他们的困难。在他的带动下，各级干部都与群众同甘共苦，党员的模范作用十分突出。老校友们回忆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不是靠开会、靠空洞的说教，而是靠领导干部和党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靠民主、靠关心人、爱护人，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自然结合，不存在“两张皮”。学校对从敌后及国民党统治区来的教师生活上给予优待，在政治上不歧视，强调共产党员要尊重党外学者，鼓励知识分子发表各种意见，及时吸收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入党。这些政策使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的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按徐特立“三位一体”的教育思想，延安自然科学院自力更生创建了机械实习工厂、化工实习工厂、玻璃工厂等实习和生产基地，并与校外的光华农场及其他一些工厂企业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为学校实现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刨造了条件。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生结合教学参加了地矿勘测、化学药品提制、玻璃制造、农作物试种等许多重大科研课题。例如：化工系师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自然植物试制颜料，进行了某些炸药的实验研究，还研制了用陕北盛产的马兰草造纸的新工艺。之后，《解放日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都曾用这种纸印制。地矿系师生对延安城东四十里铺开新煤矿进行了勘测，查明了地质情况，收集了钻探资料，观测了地形走向，绘制了地形、地质图。通过这些活动既培养人才，也直接为边区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为解决战争急需，做出了贡献，受到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称赞。
　　延安自然科学院既坚持了教育为当时的抗战和边区建设服务，又着眼于为解放后的全面建设培养科技人才的办学方向，根据当时的条件的需要，设置了物理(后改为机械)、化学(后改为化工)、生物(后改为农业)、地矿四个系。教学内容和安排上，都体现了远、近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指导思想，比较好地处理了政治与业务、基础与专业等等教育内容的各种关系。
　　二、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对延安办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继承延安办学的优良传统，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进入正规化办学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949、1950年相继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和第一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6〕还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提出新中国的教育应该培养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国家建设人才。1957年毛泽东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纠正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地提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这个方针已经能体现出教育由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优势。1961年以后，在党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制订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它在总结建国12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教育方针，初步提出了一套高等学校的规章制度。
　　为贯彻以上方针政策，北京理工大学于1951、1962年组织了两次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1951年的讨论肯定了老区办教育的传统，明确新型的工业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培养具有高度文化和理论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程人才的原则，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政治与技术结合、通才与专才结合的方针”。〔7〕强调发扬优良传统，要求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既重视政治学习，也重视技术学习。强调教师要以教人为根本任务。1962年的讨论是在中共中央批发了“高教六十条”后，组织全校学习，讨论的基础上，学校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和北工大第六次党代会。通过这些会议既总结了自1958年以来的办学经验，又提出了进一步办好学校的指导性意见。当时对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都有了比较明确的概括，提出：“教育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在政治与业务；教育、科研与生产劳动、生产活动；理论与实际；教与学等关系问题上，提出了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正确观点。
　　1948年底，学校(当时为华北大学工学院)曾抽调了150名学生，参加了平津一带对中法大学等旧学校的接管工作。1950年组织学生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活动。当时各班级制定爱国公约，使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深入人心，提高了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50年代学校按上级指示精神，先后开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大学预科班，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工农调干生，实现了教育为工农开门的方针，使广大工农群众真正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也使学校学生中工农出身的比例、党员比例明显提高，适应了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需要，为提高工农干部和工农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学生整体的全面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阶级性。
　　1952年北京理工大学经历了大的转折。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提出：“北京工业学院逐渐发展为国防工业学院或国防工业大学，并使之成为我国国防工业建设中新的高级技术骨干之主要来源”。之后，学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统一师生思想，服从国家需要，坚持为兵工服务的方向，迅速调整专业结构，组织与建设适应兵工高等教育需要的教师队伍，参照苏联模式，制定了正规的教学计划。学校除培养本科生以外，还从国家急需出发，举办了多届厂长班。其毕业生被派往全国各兵工企业担任厂长、总工程师和国家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在旧中国从事设计、生产、制造武器装备的高级技术人员几乎是空白的情况下，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迅速适应国家需要，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国防建设人才，对武装人民军队，增强国威、军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旧中国根本没有国防高等院校，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建设我国第一所国防工业大学，唯一可学习借鉴的就是苏联经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依照苏联经验所设置的一些军工专业，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强，毕业生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学用一致能较快地适应工作的需要。学习苏联高校重视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训练、教学管理严格等方面，都促进了我国教学的基本建设与教学质量的提高。然而，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的错误的学习方法，以及思想上的僵化，使当时苏联那种专业口径过窄、教学统得过死、培养模式单一、以及受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一度严重束缚了我国教育理论的提高、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的发展。
　　在坚持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1956年在党中央、毛泽东发出的“向现代化科学大进军”的号召下，促进了学校教育、科研、生产的三结合，也确立了科研在高等学校的重要地位。当时学校成立了京工学生科学技术协会，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科研小组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例如仪器系课外研究小组参加我国第一台电视发射中心的研制，学生在苏联专家和教师的指导下，掌握了电视技术的基础原理，和教师一道设计了电视发射中心并制作了发射台，为两年后电视发射成功打下了基础。1958年更有大批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并与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这些作法就其好的一面来看，确实是有利于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促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从5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政治素质好，工程实践能力较强，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受“左”的干扰，不顾教育规律，以大搞“科研运动”的形式，以劳动代替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打乱了教学的正常秩序，影响了科学技术知识的系统传授。
　　在五、六十年代，总的说学校发扬延安精神，继承解放区的优良传统，比较重视革命传统教育，使学校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注意从实际出发，重视对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且提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遵循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党委在1963到1964年间，曾专门组织了对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调查。提出了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开展三好学生、四好教师、五好职工活动。并在教师中配备了政治协理员，在学生中配备了政治指导员，加强政工队伍的建设。注意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强调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强调围绕学校的中心任务抓好政治思想工作，能较好地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使人们能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但是1958年以后，在“大跃进”、“教育革命”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政治运动频繁，不仅冲击了正常教学，而且“插红旗、拔白旗”，搞批判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有“四人帮”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歪曲和破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和知识分子政策，挫伤了许多同志的积极性，教训也是严重的。
　　三、新时期党的教育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多年来，教育界和北京理工大学关于教育思想讨论的中心议题，仍是围绕着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问题。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上邓小平提出：“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一个发展的观点：“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8〕1983年他更具体强调：要特别教育我们下一代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这些阐述，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及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本质特征的认识。1984年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以讨论办学指导思想为主题，召开了党委扩大会，提出了“三个面向”、“两个中心”、“一个目标”的办学指导思想。认为“三个面向”是对教育事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的全面概括，指明了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为做到“三个面向”，学校应当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各项工作要落到一个目标上，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不同层次的高水平专门人才。
　　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特别是1987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央当时指出：“国内外企图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把高等学校作为他们思想渗透的主要场所，妄想从这里寻找和培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人物”。同年江泽民提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知识传授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9〕1990年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提出“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
　　为了全面认识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北京理工大学分别于1985年、1987年、1988年、1990年，组织了四次全校性教育思想学习讨论。四次解决的问题侧重点略有不同，但核心问题是一致的。可以总结概括如下几点共识：第一，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坚持无产阶级的教育观，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办社会主义大学，就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袭。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必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生，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培养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第二，德、智、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德育为首，是说德育在三者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教育工作的灵魂，它发挥着方向和动力的作用。而绝不是说把德育凌驾于一切之上，更不是把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与学校其它方面的工作割裂、对立、变成“两张皮”。邓小平1978年讲：“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当越自觉、越刻苦”。〔10〕强调加强德育，主要是要求学校各项工作中能做到政治与业务紧密结合，真正解决德育落实到位的问题。目前，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加强德育，使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政治观，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实践证明，落实德育工作应避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强调德育，而把智育、体育放在从属位置，政治冲击一切；另一种是过份强调社会大环境的某些因素对学校的负作用，认为学校无能为力，与己无关。第三，坚持两点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要用唯物史观肯定历史经验、优良传统，同时更应看到，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使德育的实效并不好，学校在体制上、教育结构上、教育政策等方面，如何体现把德育放在正确的位置，尚存在着差距。第四，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要大力宣传和提倡发扬延安精神，继承优良革命传统，靠干部的以身作则，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团结广大群众。学习讨论之后，北京理工大学制定、完善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与队伍建设的规定》、《进一步加强教书育人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使学校教书育人工作形成一套工作程序，每学年制定教书育人计划，期中进行检查，学年末总结，教师节召开全校经验交流会。学生工作方面，还具体提出了继承发扬光荣传统，做到“五个坚持、五个反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刻苦学习，反对厌学、不学；坚持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贪图享受；坚持团结友爱，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坚持积极上进；反对消极颓废。这些提法给学生工作以正确的导向。
　　总的说，近十多年来，北京理工大学是边学习、边提高、边实践。在深化改革上主要走了三大步：一是专业改造与调整；二是教学管理制度改革；三是抓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课程建设。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对原来以兵工为主的专业，进行了大幅度地调整与改造，使学校专业设置实现了以通用专业为主，军民结合，保持优势，扩大服务面等重大转折。这一转折大大提高了学校主动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也为学校的各项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五十年办学的基本经验
　　总结五十年的办学道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本经验是：发扬一个精神(延安精神)、抓好两个根本问题(方向、质量)、不断加深和提高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认识，正确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 发扬延安精神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延安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观念。1980年邓小平提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11〕江泽民同志也说：“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12〕从大的方向讲，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的概括，对今天仍是十分珍贵的一种时代精神。北京理工大学在延安自然科学院阶段虽时间不长，但它给人们的第一点启示就是办好学归根结底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校始终如一地重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体师生员工，以唯物辩证法处理教育中的各种矛盾，并要求人人都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它坚持了教育既为战时服务，又着眼于为解放后全面建设培养人才；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造就“革命通才，业务专家”，“具有一定立场、一定方向而无限生动发展人格”的创造人才的培养目标；实行教育、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锻炼与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这支队伍在生活艰苦、办学条件差的战争年代，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办起了学校，建起了实验室、工厂、科学楼。这支队伍在教学与科研上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榜样和精神一直成为北京理工大学五、六十年代，以至以后广大教师的学习楷模和精神财富。靠这种传统和精神，学校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始终把德育、政治思想工作做为头等大事来抓，培养锻炼了一支素质较高，思想过硬的政工队伍；靠这种精神，在十年动乱中，有些教师顶着复辟、回潮的压力搞教学，在逆境中取得了一批军工急需的科研成果；靠这种精神，广大教师能把教书育人为己任，除传授知识以外，把从政治上、思想上、品德上培养学生看作是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书育人工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靠这种精神，上下共同努力保证了学校政治上的团结与稳定。“六·四”前后有800多名教职工深入到学生中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当年毕业班的学生仍能在社会思潮纷乱、动荡的形势下，在校搞好、并完成了毕业设计、答辩，按时毕业。
　　(二) 抓方向和质量两个根本问题。
　　原教育部负责人蒋南翔曾多次提出“办高等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方向问题”，“这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个是质量问题”，“是解决怎样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有如登山，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做艰苦的努力”。〔13〕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不可能有高质量，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时期的教育方针讨论中，所得到的头一条共识就是：先进的政党和前进的国家，应该把握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掌握自然科学的人却有为谁服务的问题，每个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解决站在人民立场的问题，自然科学教育应当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这里反映的首先就是为谁服务这个方向问题。五十年的实践使人们不断深入地认识到，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要把握住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首先在思想上必须全面认识教育的社会功能，不仅要研究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还要认识教育与人的关系，不仅要懂得社会主义教育的特殊性，也应懂得教育的共同性。为此，特别是要求学校的领导更要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能在政治原则、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上过得硬，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教育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培养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使学校更能主动地适应“两个挑战”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适应我国国防工业军民结合新发展的需要。为此，学校明确提出要以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针，把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作为工作重点，把学校一切工作的归宿都落到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上。通过高水平、高质量来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 不断加深和提高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认识。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制定教育方针和政策的思想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首先必须认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本质特征。通过北京理工大学从延安时期起，50多年的办学过程，对党的教育方针及办学指导思想的学习、讨论及大量的实践活动，不断加深与提高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认识。
　　教育思想是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与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有其鲜明的特点。具体体现在：第一，必须坚持党对学校的指导。对此只要有半步后退即将在根本问题上迷失方向；第二，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德、智、体三方面都存在把政治方向放在首位问题；第三，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要依靠教育，二者缺一不可；第四，培养人是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坚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工农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第五，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是现代的教育思想，它既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因而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决不可闭关自守。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要剖析、批判，要善于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第六，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还包含教学思想、教学理论问题；第七，教育思想具有继承性与阶段性，它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现阶段必须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
　　(四)正确处理五个方面的关系。
　　从北京理工大学实际出发，应当注意正确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
　　1．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关系。
　　北京理工大学从1940年建校，就是为适应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在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发展服务中成长、发展壮大的。然而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社会上确实出现了片面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淡化教育的政治功能的倾向，影响了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内部规律，使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受到冲击。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说明：第一，把握住正确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必须全面理解制约教育的外部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又有经济，包括生产、科技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等因素。而且这些因素之间也是密切相关、互为制约的。因此，教育决不仅仅是与经济或其他某一方面有关，仅仅为某一方面服务，它应当是同社会制度的各个领域都发生关系并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第二，在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发生作用的重点不同，教育方针的表述和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北京理工大学在延安时期，正处于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推翻三座大山的关键十年之中，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当时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是当务之急。在那时为推动社会的发展，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的情况下，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性质和作用就很突出，强调“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解放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其中既体现了重点，又全面反映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关系。第三，要处理好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还要在指导思想上认识到，教育既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又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独立性，分清社会发展中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依据教育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应当全面地去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不能对社会思潮中的偏颇，不加分析地应声符合，随波逐流，只限于一时一事的“适应”，而忘记教育本身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社会的反作用。要牢牢掌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使学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科研课题以及社会服务等重要工作，都能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发挥好学校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作用。
　　2、教育与科研生产劳动的关系。
　　教育与科研生产劳动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教育只有同现代化生产、科学技术及同社会相联系，才会有发展前途。列宁早就预言：“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没有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4〕延安时期徐特立院长认为：“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是科学的内容”，“没有实际的理论是空虚的，同时没有理论的实际是盲目”。〔15〕按他提出的“三位一体”的指导思想，坚持以教育、科研、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不仅培养了人才而且为边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后的几十年，在思想认识上还是统一的，但实践中却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几经周折，左右有所摇摆。总结过去，结合现实，加深了对教育与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认识：第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青年学生接触工农，了解社会，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重要途径；是提高觉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手段，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实际措施，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建设者的重要条件。第二，是培养全面发展的跨世纪人才的重要手段。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体力劳动在减少、脑力劳动在增加，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更多的是控制工作机，从事设计和组织整个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能为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条件，使其真正成为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人。第三，“三结合”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手段。生产与科学技术结合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必须与生产部门紧密联系，了解生产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促进学校建立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体制。从目前着重要解决学生脱离劳动、脱离工农、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的“四脱离”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可看出三结合的重要意义。第四，教育、科研、生产三者之间，应以教育为主，三者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要符合教育规律，保证正常教学秩序。以便正确地做到李鹏所讲的：把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引入教学过程，引导学生走与工农和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3、队伍建设和条件建设的关系。
　　这里是说人和物的关系。“物”是条件，“人”是动力。没有物质条件，办学缺乏基础，没有人，物质条件难以构建，也无法发挥其生动的作用。所以，人的因素第一。50多年来，不论任何条件下，学校为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为这支队伍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延安自然科学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曾一方面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以及通过国际友人的资助，搜集了一些英文教材，购置了一些仪器药品，同时又依靠自力更生，创建了实验室、工厂等基本办学条件。学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干部和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集中了当年延安素质最好，造诣较深的国内优秀学者和留学国外的专家(例如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屈伯川、留学日本的杨作材等)。李富春、徐特立院长，十分注意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他们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热情关怀，调动与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不断促进了这支队伍的健康成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综合学校所进行的改革与建设工作，主要抓了：教学队伍建设，专业改造与建设，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课程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材建设、教风与学风建设等七个建设。这些建设都很重要，其综合效应集中反映在提高学校整体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上。但各项建设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教学队伍的建设，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决定性条件。列宁说：“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政治思想方向，这个方向由谁来决定呢?完全是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多年的实践确实证明，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是教师。而抓好教学队伍建设的关键，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教师要做学生的表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国情懂得科学社会主义，有高尚的师德，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理论与实践等关系，能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工作中去。近几年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学校把队伍建设的重点放到青年教师方面。采用选送党员青年骨干进学校党校分期培训，树立青年教师典范，开展青年教师观摩教学评比等工作，靠老教师的传、帮、带、推、促青年教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放在首位，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健康成长。
　　4、教学管理中严和活的关系。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这当然是指全面的质量。严与活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其共同的目的，都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深化改革中，改变陈旧的教学体系，增加人才培养的灵活性。同时也注意加强管理，严肃校纪。管理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应当在抓管理中育人，把学生的严格管理和德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5、继承和创新关系。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延安精神，是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应当站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深化改革，注意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势态，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新经验。德育、政治思想工作更是如此，既要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又必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德育内容、方法、途径上创造新经验。否则，优良传统也不可能真正继承。为更好地发扬延安精神，继承优良传统，北京理工大学重视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徐特立教育思想的研究，加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传统教育，以便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
　　〔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357页。
　　〔2〕《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52页。
　　〔3〕《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
　　〔4〕《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
　　〔5〕徐特立：《漫谈》，1946年7月。
　　〔6〕《培养科技干部的摇篮》，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7〕《培养科技干部的摇篮》，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4页。
　　〔9〕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国庆讲话。
　　〔1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1页。
　　〔1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8页。
　　〔12〕江泽民在陕西视察工作时的讲话，1989年9月。
　　〔13〕《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14〕《列宁全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413页。
　　〔15〕《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