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以自己的卓越智慧和领导艺术，终于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而这项“伟大的工程”的建构，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完成的。
　　1.重视造就“最好的干部”
　　延安时代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毛泽东非常重视造就“最好的干部”。1936年2月，毛泽东在致红一军团领导人的电报中强调指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后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因而，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的同时，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应该有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干部和领袖，一不要自私自利，二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四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都要学习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们党要造就德才兼备的“最好的干部”，必须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问题，明确提出要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所谓善于识别干部，主要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所谓善于使用干部，就是推动干部实行党的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最主要的是实行“任人唯贤”的路线，“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所谓善于爱护干部，第一，指导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敢于负责，充分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给以学习的机会，通过教育，使他们在理论上和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对有疾病和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干部，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延安时代，毛泽东以巨大的心血为党培育和造就成整整一代“最好的干部”，使夺取革命胜利有了组织上最可靠的保障。
　　2.严格党的纪律和制度。
　　延安时期，鉴于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和对革命有突出贡献的干部，产生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他要求“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他还建议，要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
　　严格党的纪律，又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积极性，其中就包括干部和党员“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的出发，起到监督作用。”“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由于中国是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共产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因而，为扩大党内民主，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
　　严格党的纪律，扩大党内民主，最重要的是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要使党员既要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又要懂得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为了严格党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和权威，1943年3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在两次中央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书记处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在党的七大党章中，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度作出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在严格组织纪律中，党中央撤消了张国焘的党籍，枪决了黄克功，端正了党风，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干部。
　　3.通过整风统一全党思想。
　　为清除党内存在的各种教条主义思想，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纯洁的政党，毛泽东坚持走在思想上建党的党的建设的新路子。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向全党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三大任务，从此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作为为全党整风学习而成立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总负责人，毛泽东对干部的思想整风抓得最紧。他下决心要“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他从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高度，要求“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上下迅速组织起来掀起整风学习的热潮，仅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达到一万人。广大干部在阅读22个整风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发扬“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深刻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这种激烈的毫不留情又与人为善的思想交锋，经过心灵深处巨大的阵痛，终于卸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挣脱了教条主义锁链，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终于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认识了“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可靠保证。”从而在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全党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4.培育党的优良作风。
　　在延安，毛泽东亲手培育了党的优良作风，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增添了鲜艳夺目的光彩。毛泽东在七大亲自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些后来所称的“延安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同共产党人随时洗刷自己身上的灰尘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在延安领导全党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作风的过程，就是一个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斗争过程。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整风运动时就指出，虽然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但对干部的错误必须正面批评，不能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他在正式发动全党整风时，更加明确地提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慎重些，做得好些。”当然，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在领导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多次强调：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延安整风中，正是在实际上很好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些教导，“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使这个运动发生了毛泽东所说的“很大的效力”，并在全党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央工作总方针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他要求必须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不只是这样教育全党的，而且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全党。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以各种方式同人民群众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系，留下了墨笔写不完，颂歌唱不尽的生动事迹。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细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深入人民群众中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的模范和代表，确确实实是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