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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延安时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编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到洛川会见东北军将领,又派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达成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议。8月,为争取民间帮会组织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派贾拓夫、龚逢春参加在保安马头山召开的哥老会代表大会,与其签订抗日救国协定。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共中央统战方针指引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联合抗日,开创全民抗战新局面。1937年2—9月,国共两党经过6次谈判,在“七·七”事变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9月22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和扩大。中共中央倡导,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同胞和海外华侨,掀起抗日救国高潮。
  1938年5月—1939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一系列巩固边区、反对分裂、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制止顽固派分裂活动,坚持团结抗战正确方针;克服党内右倾投降倾向,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执行党中央自力更生的指示,开展大生产运动,在生产自救中保存团结抗日中坚力量。
  1939年11月—1943年7月,国民党连续发动3次反共高潮,企图发展为全国性内战,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边区党和政府执行中共中央政策,统一战线工作有新发展,明确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区别,大资产阶级中亲日派与非亲日派的区别,大地主中投降派与顽固派的区别,地主与开明绅士的区别,最大限度团结抗日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国民党在延安等县设立县党部,设有“双重政权”,经常与共产党来往,延安召开纪念会或其他大会,国共两党同时派代表参加,双方都可以散发抗战建国的宣传品。其他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即第三党领袖到边区参观,受到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
  仅1938年来边区的少数民族有18人,华侨19人,中外记者50人,政府官员63人,军官11人,文化人士90人,科学工作者107人,团体18个,学生2000人。1939年12月21日,边区党委发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培养知识分子人党,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以友好态度对待友军,争取他们抗日;以抗日为前提,争取国际援助;在尊重中国主权与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人来边区游历,参加抗战,从事实业活动等。当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制定《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其中规定边区一切赞成抗日的民众,通过不记名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领导成员。1941年提出各级议会和政府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对其他党派在边区活动,只要有利于抗日,从不反对。边区少数民族享有与汉族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1941年,边区政府决定“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成立民族事务员会,专管民族工作。1944年,边区有天主教堂20处,基督教福音堂7处,佛教会8处,清真寺10余座,还有道教观,入教群众4万人。边区政府反对资本家过份剥削,但不反对资本家发财。减轻工人劳动强度,但不强调8小时工作制,以10小时为宜,以正确的方法解决劳资矛盾,调动双方的利益。禁止地主向农民索回土地革命中划分的土地和废除的债务,“贫农团”改为“农民会”。允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专家来根据地与共产党合作办学、办报、做事。
  

延安精神概览/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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