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义要点的分析中，我们曾涉及到“外延展现”的议题，然而，我们只是对延安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基本内容，勾画了一个大体轮廓。在此，我们不打算简单地重复几条干巴巴的论点，而旨在从更切实的原初意义上进一步展现延安精神的历史内容，以使其形式的骨骼与内容的血肉紧紧地粘在一起，给人们以完整而又实在的印象。
　　(1)“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
　　“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方略。这一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经初步形成，延安时期，“独立自主”的方针，在理论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上得到了熟练运用，其主要表现有三：
　　第一，我们党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对待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意见。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在长达20多年的历史时期内，我党一直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应该承认，共产国际、斯大林同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对于我党和我国革命曾经有过一些重要的指导和帮助。但是，也有过不少错误。所以出现错误的根源，主要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和规律。因此，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号令和意见，我们总是认真地进行分析研究。凡是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我们都真诚地予以尊重和欢迎；凡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我们则以自主的精神，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正因为有了这种独立自主的气魄和胆识，我们党才能够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乃至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获取一系列的伟大创造。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都是渗透着这种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的。尽管延安革命的许多重大课题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尽管共产国际的许多指令曾使我们党陷入两难境地，但是，我们党最终都独立自主地圆满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经验证明，没有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和巨大的革命勇气，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面前，就可能使延安革命误入歧途。
　　第二，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方针；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阵地，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我们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十分明确的，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却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观点：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什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什么军事上要实行“五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或“七个统一”(除过上述五点，再加上统一编制和统一作战行为)，这些反映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主张的观点，显然是为苏联当时的内外政策服务的。对于王明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呢?”“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4—505页)“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拱手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坚定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了这一方针的英明正确。
　　第三，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党和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的基础上，而不能象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17页)可见，要坚持独立自主，同时就必须自力更生，离开了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就是一句空话。正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指引下，解放区和根据地军民依靠自己的方量，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壮大了革命力量，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2)“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艰苦奋斗精神。
　　1938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现，阻碍它灭亡中国的真正障碍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因此，便改变了侵华策略，变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政治诱降，集中侵华的日军主力，野蛮进犯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加紧反共活动，一方面唆使七八十万军队投降日寇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直接派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从1939年起，国民党反动派仅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就陈兵20多万，随时准备武装进犯边区。再加上根据地遭害连年，使边区财政陷入困境，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子盖的地步。在严重的困难面前，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办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那战天斗地的岁月里，开荒歌遍野，纺车声盈耳，运输队的吆喝声在山谷回荡，英雄的359旅向南泥湾进军，到处演奏着艰苦奋斗的交响乐。
　　辛劳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1944年粮食产量达到200万石，比1937年增加90万石，基本实现了“足食”；1943年，棉纺业达到42万匹，普遍达到了“丰衣”；1941年征收公粮20万石，1945年就减少到12万石，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另外，边区还建立了制药厂，创办了造纸厂，开采了石油，开发了煤炭，兴办了机械制造工业和许多小型军事工业。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根据地，大大调动了边区军民的革命积极性。所有这些，都强烈地体现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艰苦奋斗精神。
　　(3)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
　　革命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动员人民群众，才能进行革命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关键，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经常深入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并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团结群众；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还必须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简单地讲，就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延安时期，无论是斗争任务的提出，还是方针政策的制定，党和政府总要首先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然后加以集中概括，使之系统化、条理化。当党的任务、方针、政策确定之后，要向广大人民群众作宣传，并且动员、组织和领导他们为其实现而奋斗。在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又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延安时期，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就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延安革命的具体实践，又坚持了群众路线。实践表明，如果丢掉了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实施党对人民群众的正确领导，就不可避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带来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如果出现了偏差和错误，也不能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因此，群众路线是党的正确领导的根本保证，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党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上最充分、最鲜明、最深刻的体现。离开了群众路线，就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也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厉行节约、避免浪费”的节俭精神。
　　从1941年起，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极端艰难的时期，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陷入到了严重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1页)为此，要“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彻底消灭浪费现象》、《省吃节用渡过难关》等重要社论中，深刻阐述了节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厉行节约的措施和制度，要求做到：①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即便是急务和急用也须力求合理、经济；②严格经济核算，加强监督管理，反对贪污浪费；③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④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⑤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尽量减少工作团、调查团之类，极力减少客饭与招待；⑥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⑦建立移交制度，避免公物丢失；⑧衣着用具发新交旧，不交不发等等。(参考唐正芒文《抗日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光明日报》1987年7月22日)
　　在节约方面，中央领导同志积极带头，作出了表率。毛泽东同志穿过的裤子，打满了补丁，而不愿再领新的。周恩来同志连丢掉的一小节铅笔也要找回来再用几天。彭德怀同志在转战途中撤销小灶，与战士同甘共苦。林伯渠同志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生产节约计划：“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发给。”(《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
　　节约运动，收到了显著成效。1942年节约粮食达1.9万余石，1943年节约新布11万多米，边区政府裁并机构达1/4，党政军学共减脱产人员8000余人，减少了大笔财政支出。节约运动，培养了边区军民的节俭精神，减轻了人民负担，巩固了精兵简政的成果，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对于渡过经济难关，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和拥护，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政治威信。
　　(5)“拥军优抗，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
　　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分别作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确定每年春节为“拥爱月”。显然，“拥爱月”是以“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为主要内容的。
　　“拥军优抗”，就是要爱护抗日军队，尊重抗日军队，积极帮助军队解决困难，保证军队给养，努力优待抗属，安置退伍军人及抚恤伤亡。为了搞好拥军优抗工作，边区人民群众自己制定了拥军优抗的公约。公约要求：拥护军队，保卫边区，帮助生产，参加战斗，军人过往，招待殷勤，运转伤员，爱护关心，防奸严密，消息灵通，优待抗属，建立家务，退伍残废，立业成家，潜逃战士，归队不差。边区人民严格遵守公约，节衣缩食，每年都超额完成公粮公草，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前线的供给。据1947年2月至1948年3月统计，参加担架队民工有198653人，参加后勤运输民工有1282409人，参加修战壕工事民工有22678人，参加押送俘虏民工有11204人，为我军带路群众有11720人，为我军磨面、炒干粮、做军鞋民工有655000人，支援前线的牲畜有1478707头，边区妇女做军鞋(1947年3月—1948年6月)92900O双。(统计资料参见《延安文史资料》第3辑第209页)
　　在边区人民开展拥军优抗工作的同时，军内也掀起了“拥政爱民”的热潮，军队提出了10条拥政爱民公约。各部队组织宣传队给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拜年。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仅1944年，边区部队种谷物83万亩，产粮2700多万斤，手工业和畜牧业收入折粮6000万斤。军队的拥政爱民，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保卫边区的战斗中。仅l946年，边区驻军与蒋胡匪军作战165次，毙伤敌军1069人。俘获敌军1469人，动员起义5200多人。
　　延安时期的“拥爱”活动，形成了拥军爱民的光荣革命传统，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正如林伯渠同志在总结1947年工作时说：“边区人民在支援前线中，救护伤员，运输物资，缴粮、草、鞋，拥军优抗真是不分男女老幼，不怕千辛万苦，与军队亲如一家，爱如兄弟。”彭德怀同志也曾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所看到的政治上最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同样，从人民群众中生长与巩固起来的军队，与人民亲密团结的生动事例，也是可歌可泣，罄竹难书。边区军民之伟大的革命友爱，这个宏伟力量的结合，就战胜了任何困难和任何敌人!”
　　(6)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整风中系统清算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成果，也是系统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最大收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寻找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并以之作为全党行动的指南。我们党既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那么，就必须遵从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办事。延安时期，我们全党，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间，有着浓厚的学习理论和调查研究的风气，党中央曾作出过关于干部教育和调查研究的专门决定。根根这些决定，全党同志深入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现实，有一大批干部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学习理论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对于克服主观主义，打破教条主义和纠正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于促进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走向成熟起到了巨大作用。学习理论和调查研究的结合，强烈地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依靠这种精神，我们党才独立地发展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正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我们党才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形势，制定了符合实际的路线和政策。一句话，实事求是，指引着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7)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革命队伍不可能纯而又纯，革命者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正因为如此，就必须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党员干部，正因为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才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思想斗争，解决了各种问题，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延安整风运动，就认真地坚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在整风运动中，大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诚恳地开展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边区工作的主要偏向，检查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清理政策上的某些糊涂观点和某些人组织上闹独立性的自由主义等。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同时，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从而使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了统一，形成了标志我们党空前团结统一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的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所以能够得以顺利进行，也依赖于开展自我批评。对于“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8页)。不但如此，延安和边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在一切实际工作中，一直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会议教育、个别谈心就是运用这一武器的具体形式。正因为如此，才保证了我们党能够以一个健康的肌体、清洁的面目出现于人民面前，并以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牢牢把握住前进的大方向。
　　(8)民主团结精神。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延安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实现全民族的团结，而要团结全国各族、各阶层的人民，又必须实行民主，从而把团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我们党正是高举着抗战、团结、民主和进步的大旗，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节的斗争，制止了它的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击退了它所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同时，还团结了各民主党派，帮助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健康成长。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
　　在党内生活方面，我们党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亲密无间，和谐一致，实行集体领导，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处理上都体现着民主精神和团结精神。例如1938年张国焘叛逃时，我们党还尽一切可能挽救和争取他；又例如，对于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我们党也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到“七大”时，中央还动员说服到会代表，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这类体现我们党的政治宽容、团结民主的事例是很多的。
　　延安时期，由于敌伪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和分割，使得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得不独立地进行斗争，这在客观上不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作出了增强党性的专门决定，又提出了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正确方针，促进了全党全军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各根据地之间互相支援，互相策应，主动配合，大大增强了战斗力。
　　在实行民主方面，尽管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民主制度不可能十分完备，但民主精神、民主作风、民主空气却是十分浓厚的。军队内部实行三大民主，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民主大会，发动战士批评干部的不良作风，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在政权建设方面，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先后分别建立了边区参议会，吸收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开明绅士来参加边区的各项工作。“三三制”的实行，使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中间势力代表各占政府机构人员的1/3，保证了党和非党在民主政府内部的团结和合作。此外，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都实行了基层民主选举。
　　民主是团结的前提和基础，而团结就是力量，延安革命的胜利就是依靠着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官兵团结和全党团结的伟大力量。
　　上述八个方面，是延安精神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当然，我们还可以论列出诸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文艺变革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严守纪律的精神等等)。这样的概括提炼，不是后人的锦上添花，更不是后人的无中生有，而延安革命史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论述有拔高之嫌的话，那么我们则自愧自己的论述还不够充分(因为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只要我们的读者能够重温一下“三大作风”、“三个法宝”、“三大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坚持真理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等箴言的基本内容，就一定会和我们一样，为延安精神内容体系的博大精深而叹服!尽管在我们论述的延安精神的内容系列之中，找不到共产主义精神、马列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乐观主义精神的字样，但是，我们却无疑会体味到它们本身的蕴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