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延安精神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共性联系起来进行横向比较，不难发现它的个性；把延安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历史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纵向比较，也不难发现它的独到之处。即是说，延安精神应有其自身的特点。理论基础的科学性、实际应用的自觉性、基本内容的系统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显明的求实性、广泛的群众性、致力趋向的可变性和丰富发展的辩证性就是其特点的主要方面。从宏观角度总体把握这些特点，不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延安精神的深刻含义，而且会帮助我们正确地评价延安精神的历史作用。
　　第一，理论基础的科学性与实际运用的自觉性。延安时期，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黄金时代，在延安，曾经建立了许多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专门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全党全军都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特别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这场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同志从教条主义束缚下得到了解放，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树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的成员们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写下了一系列光辉文献，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地论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集体智慧结晶的理论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象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象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战时经济政策等等，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和形成的。正因为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才有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形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指明了延安革命的大方向，而它的科学性，则保证了延安精神实际运用的高度自觉性。
　　第二，基本内容的系统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如果说“五四”精神还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还显得相对零散的话，那么，延安精神则具备了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容的系统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延安精神的系统性特点不但与延安时期党的成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密切相关，而且直接依赖于连续十年相对和平的地域环境。具体而言，延安精神的系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延安精神本身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确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就是延安精神大系统的三个基本的层次。“内容系列总览”中论列的种种表现，都是这一系统的主要构件。其二，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感和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表现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朝气蓬勃、乐观进取、相信未来和富于斗争的精神风貌，体现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积淀着无产阶级的各种革命素质，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因此，它必然融自身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
　　内容的系统性和丰富性决定了形式的多样性，波澜壮阔的延安革命斗争实践决定了延安精神现实表现的丰富多采。这种多样性的特点表现在7个方面：①理想追求方面：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②思想作风方面：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③工作作风方面：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④对敌斗争方面：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富于牺牲，再接再励；⑤生活作风方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大公无私；⑥生产建设方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怕困难，艰苦奋斗；⑦人际关系方面：先人后己，宽人严己，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上下无间，平等待人。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延安精神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性。
　　第三，显明的求实性与广泛的群众性。“求实性”是延安精神的本质特点，它表现了延安精神不是纯粹地写在书本上或讲在口头上，而是脚踏实地，讲求实效，老老实实地去行动，是真正的革命者在真实的历史条件下，遵从客观的规律，去克服实在的困难，排除实在的障碍，在具体的革命工作和革命斗争实际中真正体现出革命的精神。一句话，求实，既是延安精神的着眼点，又是延安精神的最终归宿。至于延安精神的斗争性、建设性和独创性的特性，都必然以求实性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得以体现。
　　延安革命的斗争实践，是数百万革命人民的群体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延安精神必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普通群众，不论是前线战士还是边区老百姓，不论是学校师生还是机关干部，都是延安精神的主体承担者，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扬着延安精神，在对敌斗争、生产劳动、学习文化等工作中表现着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历史效应之所以强烈而又持久，正是由广泛的群众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四，致力趋向的变动性与丰富发展的辩证性。延安时期横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革命阶段，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决定了延安精神的致力趋向具有明显的变动性的特点。中央红军初到陕北，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和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延安精神主要表现在处理党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成为主要任务，民主团结和独立自主的方略便应运而生；从1941年起，当抗日战争进入到极端困难的时期，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时候，生产自救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艰苦奋斗作风便得以形成；当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毒汁严重侵蚀党的肌体的时候，以整风运动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便扎扎实实地全面展开，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便得以形成；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后，延安精神便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得到了体现。可见，延安精神的致力趋向正是随着延安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致力趋向的可变性，不但决定了延安精神历史形成的过程性，也表现了延安精神丰富发展的辩证性。一个时期的价值目标一旦得以实现，就必然面临更高更新的价值追求。在新的致力趋向面前，人们对以往的价值追求往往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满足来，因此，“丰衣足食”的目标必然要为富裕强盛的蓝图所取代，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所实行的物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不会成为永恒的分配模式。这是由历史辩证法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把延安精神的历史表现形式与其体现的精神实质区分开来，形式是可变的，而内容却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这就是延安精神丰富发展的辩证契机。延安精神内容系统的开放性和动态运行机制就是由这一特征所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