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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延安精神的本质和特点 1.本质规定确认

宋觉,袁福堂,张铎


  前三章,我们对延安精神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和思想基础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受制于论题的侧重和范围,我们不可能对延安精神本身作到全面而又具体的把握,因此,这个任务便移到本章来完成。
  我们曾经指出,我国的“延安学”研究刚刚起步,延安精神研究领域也少人履足,所以,在“本质与特点”的论题面前,我们难免有四顾茫茫和眼花瞭乱之感,诸如“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革命传统”等概念真叫人难以分辨。的确,延安精神的概念早为世人耳濡目染,但要真正明晰其内涵、展现其外延、总览其内容、归缕其形式、揭示其本质、论列其特点,又确实会遇到不少困难。然而,作者深信,在这迷蒙蒙的模糊概念群背后必将有一幅清新的画面。
  1.本质规定确认
  确认延安精神的本质规定,依赖于对其内涵的挖潜和外延的展现,而明晰内涵和展现外延的过程,也就是给延安精神下定义的过程。我们不妨先提出一个不成熟的定义来。
  什么是延安精神呢?我们认为,延安精神是指延安时期的“延安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通过改造和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艰苦创业为典型表现形式的一系列具有显明求实性特征的足以战胜困难、克敌致胜、夺取胜利的宝贵财富。
  作为一个定义,作者也嫌其冗长而不易把握。但是,对于如此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财富,又确实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概括的。仔细琢磨,这一定义至少包含有如下要点:
  第一,关于时间范围的界定。定义中明确指出,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形成和发展的精神财富,“延安时期”就是我们对延安精神时间范围的界定。具体而言,“延安精精”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起,直到1949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结束为止的整整14年,这14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大革命阶段,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黄金时代,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最为艰苦卓绝的时期,只要是在这个历史区间之内形成的优良作风、革命传统或奋斗精神,都应当归属于延安精神的范畴。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指出,在这个历史年代之前的革命精神(包括井岗山传统、长征精神以及在刘志丹领导下的陕北人民革命斗争的优良传统),只能从渊源意义上说明延安精神从何处来,只能看作是延安精神的前奏曲;而在此之后的延安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只能看作是延安精神的后继,而不属于原本意义上的延安精神的范围,尽管延安精神在建国以后的历史演变,在本质属性上与延安时期具有相通之处,但是,她毕竟在致力趋向、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上有了新的重大的变化。正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若干时期一样,延安精神本身也有其固有的阶段性。因此,把延安精神的时间范围任意拉长的见解是不恰当的。
  第二,关于主体范围的确立。“精神”是属于人类的,任何一种精神,都要靠人来发挥,都要靠人的活动来体现,因而,都应有其确定的主体承担者。延安精神是“延安人”的精神,“延安人”是延安精神的活的载体;至于延安革命的实践,则是“延安人”的精神的物化形态。确切地讲,“延安人”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军民,不但包括该时期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民众,还应包括深入敌后和坚持地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人。在对延安精神主体范围的理解上,不能囿于“延安地区”这个特定的地域概念,因为“延安人”确切地讲就是延安时期参与延安革命的全体革命人民。
  第三,关于历史条件的概括。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延安时期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定义中指出的“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就是对延安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高度概括。正如我们已经阐明的那样,延安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是由三大要素构成的:一是国际环境,主要是由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扩张行为构成的险恶的外部条件;二是国内环境,即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所构成的极度困难的内部条件;三是地域环境,也就是受上述二者制约的由延安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构成的局部性社会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第四,关于理论基础的奠定。延安精神,不论是她的现实表现方式,还是她的观念反映形式,都有着不同于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特征。延安精神只能在精神(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变物质(延安革命斗争实际)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只能在千百万革命人民的斗争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对象化。实践必须以理论为指导,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表现自身的实际存在、体现自身的价值效应的延安精神,也必然与某种革命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延安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如第三章所论述过的那样,在这一完整而又科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实事求是的思想,为延安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依据延安时期社会实际所制定的一系列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经济政策、经济纲领和经济方针,为延安精神提供了可靠的战时经济思想的保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政治道德观,为延安精神奠定了伦理学基础。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起码是新旧传统本质区别的基本标志之一。错误地确认理论基础和忽视或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都有损于对延安精神的全面把握。
  第五,关于延安精神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问题。正象我们已经阐明的那样,延安精神并没有背离中华民族优良革命传统历史发展的大道,也并没有割断其自身与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历史连续性。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渗透着对这两方面基本内容的批判、改造、继承和发展。这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表现。明确地讲,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革命传统是延安精神的间接来源,而“五四”精神、井岗山传统和长征精神则是延安精神的直接来源。不承认这一点,不但有悖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而且难以理解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最高的时代表现形式。轻率地割断这种历史连续性,盲目地否定这种历史继承性,也就等于否定了延安精神的辩证发展,从而把她变得神秘化而不可理解。
  第六,关于延安精神历史形成的过程性。延安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单凭历史承续就可以想当然地获得的,它的衍生机制实际上表现为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种形成的过程性特征与时间性密切联系着,包括有批判与继承、形成和发展、成熟和完善、推广和应用等不同阶段。从1935年到1942年,是延安精神的初创和形成时期,从1943年到1949年,是延安精神的完善和发展时期,这两个7年的分界标志就是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的开展。延安精神历史形成的过程性,贯串于延安革命的自始至终,表现在革命斗争实践的各个方面,否定了这种过程性,也就是否定了延安精神的实际存在。
  第七,关于延安精神的外延展现。延安精神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定义中的“一系列”就是对这种丰富多样性的界定。大致罗列,体现在延安革命各个方面的延安精神的外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这就是实事求事的科学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民主进步精神;英勇献身精神;团结奋斗精神;严守纪律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吃苦耐劳精神;乐观进取精神;文艺变革精神等等。外延的展现,说明了延安精神的内容是一个集合体,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不承认这一点,势必走向把延安精神简单化、片面化的歧途。
  第八,关于延安精神的本质属性问题。这一问题争议颇多。有人认为,延安精神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二而一的东西,从而把延安精神确认为一种理论观念;又有人把延安精神理解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心理,从而把它归属于一般社会心理的范畴;还有人更为直截了当把延安精神规定为一种物质力量。所有这些,尽管从不同角度看来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作为从总体上揭示本质属性的观点,未免都失之片面。定义中指出的“具有显明求实性特征的宝贵精神财富”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不论是致力趋向,还是现实效应,延安精神都强烈地表现出了“求实性”的本质属性。正是这种求实性,推动了延安革命的具体实践;正是这种求实性,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也正是这种求实性,催促着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由此看来,求实性的本质特点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正象“延安精神”概念本身所昭示的那样,它毕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它的具体表现的行为方式,只能是它所带来的实际效应,而这些表现和效应,不论它们是怎样的丰富多彩,然而又都不能完全等同于延安精神本身。因此,“精神财富”的种概念与“求实性”的本质特征是一致的、不矛盾的。至于把延安精神规定为“理论观念”的看法,其偏颇之处正在于忽视了“求实性”的个性,把表征精神状态或主体风貌的“精神”现象与用以武装人们思想的理论观念等同了。至于把延安精神理解为“阶级心理”的观点,却是把延安精神的实际水平不适当地降低到了一般社会心理的程度,忽视了延安精神本身所固有的、区别于普通社会心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点,忽视了延安精神实际作用的强烈性和历史效应的持久性的特质。至于把延安精神规定为“物质力量”的观点,却是由于把延安精神本身与它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过程混为一谈而使之然。
  很显然,即使上述八点也尚未穷尽对定义要点的论列,象“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核心的观点,“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典型表现形式的观点,“克服困难、克故制胜、夺取胜利”是延安精神致力趋向的观点,我们在后面将会涉及到。所有这一切,累积在一起,就会构成定义要点的全面展示。不论是时间范围,还是主体范围,不论是核心内容,还是典型形式,不论是条件性,还是过程性,不论是继承性,还是系统性,都是从不同侧度对延安精神多方面属性的分离,而这种多维抽象的有机组合,便会构成对延安精神的总体把握。如果说定义要点的论列还不够详尽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对其内容系列作一番比较深入的巡览。
  

延安精神导论/宋觉,袁福堂,张铎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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