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以延安精神为支柱的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客观地渗透在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实际之中，生动地体现在每一个革命工作人员的言论和行动之中，具体反映在坚强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开一代新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立足于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追寻延安时期精神文明的历史踪迹，并总结其成功经验，对于推进我国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具有难得的借鉴意义。
　　1.理想之歌的不朽乐章
　　理想，是精神力量的内在动力。它既决定着主体精神的价值取向，又规定着主体精神的本质属性。人类文明的历程，常常也就是不断地追求理想的历程。在中国，男耕女织曾为上古人们所向往；“太平天国”曾为农民英雄洪秀全所展望；康有为描绘过“大同世界”的蓝图；孙中山追求过“三民主义”的目标。在国外，从古代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德国工人魏特林的空想论，从《太阳城》的美好想象，到“乌托邦”的深情寄托，从十七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兴起，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切实追求，绚丽多彩的理想图画，从未间断地激励着人类不断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便展开了无产阶级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自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于本世纪20年代诞生，共产主义的幽灵便回荡在中国大地的上空。
　　延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之内，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精确度。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在延安，我们党更加坚定地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更加明确地把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更加自觉地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根据地军民，指导革命实践。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就深刻地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7页)，从而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同上，第960页)。这就明确地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
　　随着延安革命的不断深入，我们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既把她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又把她看作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并能够从根本上把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从而把共产主义认作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同上，第647页)，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就会亡国。共产主义既是世界的“救星”，也是中国的“救星”。
　　延安时期，我们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必须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丝毫没有放松过更为现实、更为急迫的民主革命的斗争。面对着延安革命的具体的历史使命，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为着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我们党在“最高纲领”的指导下，及时而又科学地确定了延安时期的斗争纲领——即“一般纲领”。
　　“一般纲领”，是“最高纲领”的阶段性表现，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共同理想”的反映。这一“共同理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同上第957页)。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中国也不可能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才是真正适合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要求的。具体地讲，这样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在政治上，就是要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在组织上，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军事上，一切武装力量均属于人民并保护人民；在经济上，要允许国家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三者并存；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为了保证“一般纲领”所规定的“共同理想”能够切实实现，我们党又根据延安时期具体地社会历史条件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纲领”。具体纲领的制定及其付诸实施的过程，既客观地再现了延安革命的历史进程，又真实地反映了延安革命的历史内容，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依据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的基本精神，我们可以概括如下：
　　动员一切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惩办汉奸和日本间谍，讨伐降敌军官；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其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改善兵役制度，改善官兵生活；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惩办贪官污吏，实行廉洁政治；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给予人民以民主的权利；救济难民，救济灾荒；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取缔官僚资本；废止现行的经济统治政策；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和购买原料、推销产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使工人组织起来，发展工业生产；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主，男女平等；改善国内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华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
　　“具体纲领”的实施，保证了“一般纲领”的落实，“一般纲领”的落实，体现了“最高纲领”的宗旨。也正是“最高纲领”所总体规范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所深刻体现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艰苦创业，奋斗不息。延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的伟大的胜利，延安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延安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中国人民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征途上立下了一座丰碑。然而，仅此一举，还不能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大功告成。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从理想追求的角度深入总结延安革命的历史经验，我们无疑会获得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如同延安革命以共产主义宏伟蓝图为奋斗目标一样，我们今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依然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如同中国革命的延安时期以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特定阶段的“共同理想”一样，我们今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依然具有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如同打日本、救中国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如同共产主义精神的民族表现形式——延安精神曾作为推动延安革命的精神动力一样，我们今天依然要以丰富发展了的延安精神作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精神力量。“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运动。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需要“共同理想”的不断积累才能逐步逼近。因此，我们现时期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也就是为实现最高理想而奋斗的过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同上)。这一“共同理想”，如同延安时期的“共同理想”一样，仍然面向着共产主义的大方向。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伟大胜利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我们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分子，就必须同全国人民一道，象实现延安时期的“共同理想”一样，把现时期的共同理想同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各个集体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结合起来，同各自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立志建设，立志改革，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使共产主义精神——延安精神在实现共同理想的过程中再显神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