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不但激发了“延安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而且培育了“延安人”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我们前面的有关论述在一定意义上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延安精神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色彩十分浓厚；延安精神所蕴藏的伦理道德思想十分丰富。因此，从伦理学角度把延安精神当作一个道德范畴进行思维的抽象，不但有利于揭示延安精神的道德本质，而且有助于把握延安精神的道德内容。
　　作为道德范畴的延安精神，其真实本质就是共产主义品质、集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其具体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之点我们可以扼要地概括如下：
　　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大公无私，勇于献身；艰苦朴素，勤劳节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人后己，宽人严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爱憎分明，是非分明；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坚韧不拔；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平等待人；官兵一致，上下一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所有这些从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苦乐观、荣辱观和公私观等方面所体现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不但对延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而且为人类伦理思想的宝库增添了新鲜血液。
　　延安精神的道德内容，是延安时期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如实反映。当时在延安的一切革命工作人员，都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都是人民大众的勤务员，他们抱着救国救民的坚强信念，满怀革命的豪情，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严守职责，积极苦干。重兵压境，处境危难，但延安军民的生命充满着朝气，生活充满着欢笑；财政困难，缺吃少穿，但延安军民开荒地，纺线线，拣羊粪，拾破烂。“延安人”真正实践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箴言；“延安人”的道德观念，表现了人类灵魂的纯贞之爱，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纯正党性和光明磊落的宽宏胸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张思德精神，就是“延安人”道德精神的生动写照。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道德风尚，达到了道德发展的空前境界，延安人的道德观念，是一笔宝贵的人类道德文化遗产。
　　现时期，是包括迄今未远的延安时期道德风尚在内的“传统”道德观念面受冲击的时期，“传统”的道德规范正面临着调整、选择和重建的命运，这一方面为恢复再现延安时期那样的道德风尚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延安人曾有过的道德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原则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生机。但是，一些人却由此而产生了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道德观的厌倦情绪，有的甚至错误地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领域，把党员与组织、下级与上级、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政治关系当成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关系。一定程度存在的权力的商品化，原则的商品化，“党票”的商品化，党员与组织关系的商品化，直接诱发了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党内不正之风。固然，党的政治生活可以而且应当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平等、民主、公平竞争、效益、开放、开拓等思想观念中汲取新的营养，共产党员也应该象过去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地在商品经济的竞争场上大显神威，奋力角逐，但是，要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变相或坦露地对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念提出责难，则明显地背叛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对外开放的实行，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活力，为中国走向世界打开了通道。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渗入，却使一些人对以集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产生了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地批判起“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行来了。特别是有些青年人，对“自我设计”、“个性发展”、“自我奋斗”津津乐道，而对社会、对集体、对单位整体事业的发展却表现出冷漠和不关心。
　　——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更严重，“电霸”、“路霸”屡见不鲜；“水霸”、“油霸”时有所闻；有的党政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有的新闻工作者弄虚作假，不讲原则；有的司法工作者知法犯法，徇情枉法；有的医务工作者玩忽职守，敲诈勒索；有的文艺工作者高傲自大，讨价还价；有的商业工作者以次充好，走后门成风；凡此种种，都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根本违背了职业道德的宗旨和要求。
　　——在婚姻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方面，也发生了许多令人作呕的事情。有的人视恋爱婚姻为儿戏，崇尚性解放，追求性自由，逢场作戏，朝三暮四，不顾后果，不负责任，草率结合，草率离异，有的甚至肆无忌惮地出卖灵肉，拉客卖淫，男嫖女娼，有恃无恐，一些早已绝迹的丑陋现象又死灰复燃。在社会公德方面，虐待老人，遗弃女婴，贩卖妇女，歧视残疾，见死不救，讥讽先进，不讲社会公德，不讲文明礼貌，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共设施的事件时有发生。
　　道德退化现象的广泛存在，不但是对延安时期道德文明的无情嘲弄，而且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树立和发扬。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给予高度的重视。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现状的实际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确立了我国现时期的多原则、多层次的新的道德观。
　　在道德要求上，首先要以“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鼓励发扬国家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鼓励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其次，要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使“五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切实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另外，要坚决反对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
　　在道德准则上，既把“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纯粹利他”的道德观念确认为先进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又把“目的利己，手段利他”确认为广泛的、基本的道德准则；还把“不损人”确认为起码的、最低的道德准则。与此相适应，在道德评价的标准上确认，凡是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都不符合道德目的，因而都是不道德的；凡是利于或无害于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都符合道德目的，因而都是道德的。
　　如果把延安时期的道德文明与现时期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加以比较，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延安精神的道德内容与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要有效地改善我国国民现阶段的道德风貌，就必须恢复和发扬延安人的道德精神，就必须学习延安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只有牢固地树立起象“延安人”那样的道德观念，才能从根本上纠正这样或那样的道德腐败现象，从而最大限度地扼制普遍的道德退化。
　　延安时期的道德风尚是真、善、美的统一，她无愧作为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最佳参照系，她无愧作为万世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