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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3.文化教育的成功经验

宋觉,袁福堂,张铎


  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在理想道德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认真总结延安时期文化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同样是大有脾益的。
  我们已经明确,延安革命的总目标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我们党把“战争”、“生产”、“文化”作为延安革命的三个基本环节。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生产的军队是饥饿的军队,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日寇、解放人民和建设工业化新中国的;战争不仅是政治军事的较量,同时也是经济和文化的较量;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参战双方是否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参战军队是否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抗日战争,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一个强盛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掌握有现代化的武器和先进的军事技术,而且其兵员的军事素养也比较优良。因此,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广泛地、最大限度地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组织到抗战中来,而动员组织民众参战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提高广大军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革命自觉性。唯有如此,才能唤醒人民大众,激发斗争热忱。
  然而,在抗战初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却显示出惊人地落后;在文化思想领域,封建主义的文化残余还广泛存在,广大人民群众还未彻底摆脱封建迷信的精神枷锁,因循守旧、靠天吃饭、相信神灵、相信命运、烧香敬佛、求神问卦的思想观念相当顽固,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没有得到改变。据统计,当时边区的文盲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99%。即使在当时的延安城内,也仅有省立第四中学和县立六年制小学各一所,能够接受最基础教育的学生只有220人。文化教育的落后,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斗争方略的理解和执行,影响了人民群众在边区建设与抗战工作中的革命热情。因此,不失时机地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便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党正是在正确估价当时文化教育水平、充分认识加强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在全边区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文化教育运动。
  据《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概况》记载,1937年,边区共创办“冬学”382所,共有学员10337人;1938年,有夜校、半日校、冬学共1563所,共有学员25063人;1939年,夜校、半日校、冬学保持1380所,学员达到29159人,组织识字组3852组,共有组员24107人;1940年,夜校、半日校、冬学总数上升到1889所,学员总数上升到36228人,有识字组3580组,组员23725人;1941年,有夜校、半日校、冬学共1572所,有学员34814人,有识字组1973组,组员12259人,另外,还有民教馆25处,读报组3371组,秧歌队949班,自乐班114班,皮影戏62班,板报668块,报刊杂志60多种。
  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大批追求真理的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为了提高广大青年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我们党在延安及附近地区先后创办了包括干部学校、专门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在内的20多所学府,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急用人才;当时在延安的10多个文艺团体,经常演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群众的文化生活相当活跃;“新华社”、“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的创建,使延安的文章传遍天下,延安的声音响彻四方。
  广泛深入的文化教育运动的开展,使整个边区成了一所革命的大学校,真是男女老少人人是学生,家里、地里、厨房、磨道处处是课堂。通过学习教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促进了边区建设,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激发了革命热情,鼓舞了革命斗志,真正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组织了一支革命军队。据1938年统计,就组建了25个群众性抗日团体;1939年,边区有自卫军224325人,少先队员达230871人,即使是历来不与社会接触的妇女们也组织了看护队、洗衣队和缝衣队,积极投入到抗战工作中来。边区人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踊跃参军参战,许多人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边区人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何以取得伟大的成功呢?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延安时期,党中央把发展文化教育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之一,给予了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曾针对边区文化落后的状况,作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指示,并提出了五至十年彻底消灭文盲的教育目标。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先后作出过许多决定和指示,不但对文化教育的内容、形式、经费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而且至上而下地设立了一整套领导机构。边府教育厅设国民教育科,负责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指导团,专门辅导各县文化教育的实施。为了解决师资问题,边区举办了社教教员训练班,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边府每年抽出边区总经费的1/7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事实说明,中央的领导和边府的重视,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文化教育与抗战实际相结合,文化教育与边区的生产建设和生活实际相结合,是文化教育运动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延安时期的文化教育,是在环境极为险恶和基础十分落后的状况下进行的,因此,教育必须紧密地联系延安时期的政治局势、经济实力、文化状况、地理环境等实际,也就是说,在教育内容的确定上,坚持需要什么学习什么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坚持教育、生产、抗战一齐推进、相互促进的原则;在教育方式上,坚持多形式、多层次的灵活机动的原则;在教育经费上,坚持民办公助的原则。延安时期的文化教育,面对着抗战的现实,面向着中国的未来。
  总结延安时期文化教育的成功经验,我们会受到多重启示:如果说,延安的文化教育,紧紧围绕着中国民主革命的主题,那么,我们现阶段的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就必须全力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如果说,延安时期的文化教育,是为了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急用的革命人才,那么,我们现时期的科学文化教育,则是为了给四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建设人才;如果说,延安时期的教育运动是为了彻底消灭文盲,改变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那么,我们今天把教育科学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也是为了迎接科技革命的潮流,用人类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丰富自己,武装自己。从延安时期到现时期,尽管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发生了转化,但是,重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重视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的历史逻辑却别无二致。
  建国40年来,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一定提高,各级各类学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了大量人才,许多领域的科研成果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然而,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现状还是落后的。即使在全民族都在重视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的今天,仍然有许多问题令人不安:
  无人不晓,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人才,但是,当今的师范院校毕业生能够甘愿从事教育事业者却寥寥无几,“文化人”都是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但他们却往往瞧不起教师的职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以法律的形式见诸国民数年之久,然而,在不少地区却出现了大批量中、小学生纷纷辍学的严重局面;我们本来拥有的专门人才就不宽裕,创造型人才尤为缺乏,但是,人才的外流至今仍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科学教育虽已摆到了“战略重点”的地位,但硕士生、博士生申请退学的报告又接连不断地摆在了主管领导的办公桌上;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我们事业的重要保证,但是,我国至今仍然有1/4的文盲和半文盲存在,而且没有得力的措施以达到消灭文盲的目的;“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中国人早已懂得,但“读书无用论”的阴影又一次笼罩在我们各类学校校园的上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强调了近十年,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仍然值得担忧;……。如果容忍这些现象继续下去,我们的现代化目标怎么实现?!
  为了不让历史感到失望,为了不让未来感到悲哀,我们有必要汲取延安时期文化教育的成功经验,有必要大力倡导重视教育、尊重科学、追求知识的精神,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唯有如此,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有用人才,才能赶上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潮流,才能发挥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上述,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两个不同时期的精神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我们明确地看到,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保证了延安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为延安革命培养了大量人才,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我国现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要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要为现代化事业培养人才,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延安时期,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姑且能够创建高质量的精神文明,在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的现时代,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应该更先进、更发达,至少不应该落后!我们不愿看到黄土地的魂灵在我们这一代失落!
  

延安精神导论/宋觉,袁福堂,张铎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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