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国人口总数30％的当代中国青年，是一个充满生机而又色彩斑斓的整体，历史使他们经历了独特的曲折和坎坷，同时又赋予他们以新的使命和责任。那么，当代中国青年是怎样一列阵容呢?他们在想些什么，又在干些什么呢?他们主流是什么，支流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本节不能尽述，我们只想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主观愿望与自身素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姑且称为心态欲求的论题。让我们单刀直入吧!
　　十年动乱对知识的践踏，对人才的摧残，造成了人才的青黄不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生而逢时，被誉为“天之骄子”、“时代的宠儿”。改革开放成就的激发，社会对大学生的肯定评价，加上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吹捧，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逐渐成为一种思潮，极大地胀化了大学生的优越感和主体意识，突出表现在他们与一般青年不同的几种主观意识，如精英意识、超越意识、参与意识，形成了大学生特有的文化心态。
　　精英意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学业竞争与拼搏，进入了大学，自此大学生就为胸前闪光的校徽而骄傲，似乎成了共和国的“高等公民”。在校园或是公共场所，似乎谁都认为自己是人群中的佼佼者。在一个还有近2.5亿文盲、半文盲，一万人中才有13个大学生的国度里，大学生无疑是宝贝。特别是人们越来越感到未来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竞争，大学生作为人才的预备队，自然会迎来羡慕的眼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使大学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滋生着一种自高自大的情绪，似乎改革也好，建设也好，惩治弊端也好，舍我其谁?有的大学生直言不讳地说，10年之后我们就是部长、省长了，至于总理的位置，同样可以问津。正是这种精英意识，把自己摆在一种不适当的位置，不是放在社会之中，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其结果只能脱离人民群众，走向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要求相反的方向。
　　超越意识。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批判匡谬意识较强，求新求异的欲望也较为强烈，不满足也不愿意接受现成的结论，对传统的东西(包括优良革命传统，如延安精神)表现出天然的反感，逆反心理比较普遍。当打开中国大门，看到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远的时候，当看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还存在某些失误的时候，当官僚主义、腐败现象蔓延滋长，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死灰复燃的时候，大学生表现出了特有的敏感和不满情绪。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超越意识，由此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极为赞赏；对《河殇》拍手称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刀切地表示厌恶。他们恨不能一夜之间就把社会上的种种落后和丑恶铲除干净，他们想一夜之间就使中国成为发达的国家。他们不能容忍现实，意欲超越现实。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的现实国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演变，他们忘记了任何超越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忽视了任何超越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获取。他们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现实为起点的基本道理。所以，他们往往“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设计着中国的改革蓝图”，不能不产生揠苗助长的天方夜谭式的狂想，甚至有时的举动有点如同抓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般的可笑。只是不少青年大学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
　　参与意识。与精英意识和超越意识相联系，青年大学生还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不满足于对时政的评论，而总想在实际中去表现自己，显示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改革的成功，弊端的革除，非有大学生的参与不可。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呐喊，唤起民众的所谓“麻木”；想通过自己的呼唤，推进他们臆想的中国改革进程；想通过自己的热情点燃所谓的“民主”、“自由”之火。由此，他们对“思考的一代”的评价很不满足，对把大学生还看成“孩子”表示厌恶，对告诫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表示反感。他们就象鼓满风帆的航船，不待启锚就要冲向大海；他们就象拉满了弓的箭，还未校准目标就要发射。由此可见，他们的热情不免包含着浮躁，他们的参与难免夹杂着盲动。
　　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是，在大学生中所具有的这些“意识”，使他们自以为是，往往在指责社会和他人的过失时，却回避了自己的不足。正是他们主观的心态欲求和自身素质之间的差距，使他们的行为效果与他们的原本动机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悖离。
　　客观地对大学生的主观愿望与自身素质作一番分析，我们或许能够触及到他们的毛病出在哪里。他们对某些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嫉恶如仇，但往往以偏概全；因此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和动摇。他们对改革充满了热情，但不了解国情，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他们缺乏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因而对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矛盾不能很好承受。他们对中外各种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潮表示关注和有兴趣，但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所知甚少，表现出对马列主义的偏见和冷漠，甚至认为已经过时了。
　　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和解放区文化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偏好，因而导致了有的大学生把资产阶级的哲学奉为经典，使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他们要求民主，但弄不清民主为何物，往往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参照系，割断民主与法制的联系，甚至在要求民主的过程中采取了反民主的方式。他们要求自由，但对自由的理解十分浅薄，弄不清自由与纪律、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甚至为了个人的自由不惜损害他人的安宁生活。他们强调个人的主体意识，崇尚所谓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但往往割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自我”作为人生的支点，最终陷入个人主义。他们对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竞争观点、时效观念、人才观念表示欣赏，但又同时萌生着狭隘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他们要求参与，但参与的热情和要求与参与的能力和主导思想表现得极不相称，有时难免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
　　不难看出，大学生自身的素质缺陷，导致了与其主观愿望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然要乘虚侵袭他们。其现实表现是在“两乱”之时，有不少大学生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跟着谣言走，最后卷入动乱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把当代大学生说得一无是处，也不是要否定或指责大学生群体的全部。应该承认，大学生的主体是好的，其爱国热情、创新勇气、勤奋精神和成人欲望，我们应该珍惜并加以保护，而对其不足之处，除了严肃地指出和热情地帮助改正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
　　青年一代，具有较高的变异度和较大的可塑性，因而，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社会主义前途计，从学校到社会到家庭，从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到教育、新闻、出版，都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教育之本，渗透到学生成长的各个环节，即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教育；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