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已经清楚，延安精神是一种不断丰富发展的活跃的群体性行为意识，她以其稳固性、持久性和强烈性的特点以及自身所昭示的理想信念、政治态度、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奋发气魄，感召和激励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悲壮的历史路径。延安时代，她经受了血与火的磨炼，我们镂铭在心；建国初期，她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永志难忘；“文革”十年，她被扭曲、遭践踏，我们不堪回首；改革开放，又使她枯木逢春，获得了勃勃生机。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正在为中华之崛起而谱写延安精神的新乐章。
　　当我们已经结束对延安精神本身的历史反思及其在现时代的价值效应的讨论的时候，我们还是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将思维重心降落在这样一个棘手而又不能忽略的课题上，这就是延安精神在现时代的承续机制问题。如何继承发扬、丰富发展延安精神的问题的解决，意义十分重大，因而也最令人关切。然而，这一课题的讨论，又难以摆脱许多热点难题的困扰。如此看来，我们的讨论又不得不离开主题稍远一些。
　　1.热点难题的困扰
　　难题，正因其难才会成为人们思维的热点。具有深层文化意识和自觉地建设使命、能够关心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者总是要知难而进的。应该看到，在大震荡的岁月里，困扰我们的难题确实太多太多，而直接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现实理论问题主要有二，我们姑且分而论之。
　　难题一：国民心态是健康的吗?
　　国民心态是社会心理的表层表现，它直接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自发的反映形式，它往往形象地表现为一定的国民群体的感情、风俗、习惯、成见、自发的倾向和信念等等。论及现时期我国国民的心态，人们往往挂在嘴上的话语和常常见诸于书籍报刊的文字大多是“朝气蓬勃、乐观进取、相信未来、富于革命精神”之类。对于这种流行甚广的定论，我们不敢说它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同样不愿说它是完全正确的。自我标榜的赞美之词多了，人们往往会居功自傲，不求上进。因此，我们所感兴趣的正是一个人们所闭口不谈的话题，这就是局部的、一定程度的国民心态的老化的问题。不是作者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也不是作者故弄玄虚或危言耸听，而是许许多多的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已经蕴含着这样一个结论。上海社会科学院通过对上海市民文化素质、精神状态和道德水准状况的调查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是让精确的百分率来说话吧：
　　——“为了消遣”而收听广播的人有22％；
　　——对中国足球队的失利和前途抱“无所谓”态度的人有33％；
　　——“主观上为了消磨时光，去除疲劳”而读文艺作品的人有83％；
　　——对信仰觉得“无所谓”或只求“实惠”的人近40％；
　　——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只停留在“不满”而并不想干预的人近74％。
　　(参考《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2日第八版)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低下，满足现状心理顽固，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问题。
　　即使在被人们视为社会佼佼者的当代大学生中，也已经萌发了不祥之兆的端倪。表现在生活上，有相当多的同学怕吃苦，求安逸，高消费，不节俭；表现在学业上，有不少同学怕用功，不勤奋，磨时光，混文凭，甚至高呼“六十分万岁”，崇尚“新读书无用论”。这种劳动观念差、吃苦精神差、自主能力差、法制观念差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集中反映了他们眼高手低、意志脆弱的心态格局。
　　管竹窥豹，虽然不见全貌，但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民心态的老化比比皆是。政治上对国事时事的冷漠与不介入；理想上的虚无主义导致的社会责任感和进取心的相应减弱；利益上只看眼前、忽略长远而产生的“负差”情绪；收入上比高不比低的攀比心态；生活上目光短浅、贪图实惠的人生哲学；深厚的平均主义观念带来的对“冒富者”的“红眼病”；悠长的“官本位”思想诱发的机关内部的“窝里斗”，……都说明了许多人的心态仍未跳出或重新陷于几千年落后平庸的窠臼，并回归于自然经济状态下求安一隅、无所事事的心理状态。
　　社会心态的老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如果不叫“世风日下”，起码可言其“世风不佳”，如果不是逃避现实，就必须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总不能长久地躲身于人为设置的虚假的社会心理氛围中自得其乐，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国民心态的良莠，是国家机构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良好的国民心态，是改革事业巨大的、内在的推动力，而国民心态的老化，必然构成中国现代化的巨大障碍。
　　承认国民心态的老化，坦露本民族的弱点，与那些一味炫耀自己民族的光明面，遮掩自己国民心态的怯弱性的观点相去甚远，它不但不会导致民族自尊心的泯灭，反而会激发起我们期待已久的国民性的危机感。因为“一个不断揭露自身的病毒的社会听起来似乎危机四伏，煞是吓人，反倒很少出什么大乱子；一个连低微的呻吟都听不到的社会看起来似乎躯体健康，一派和平景象，其实倒是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正在默默地走向坟墓”(王润生著《我们性格中的悲剧》，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不仅如此，国民心态的老化，因其价值取向与延安精神内在本质的悖离，也会为延安精神的承续增加难度，乃至抵消延安精神的功效。既然我国正处在一个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变型的时期，那么，良好的国民心态环境的构筑也自然要经历一个重塑、优化和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漫长的、痛苦的，然而又不能超越。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这一过程的完结，也便是国民心态老化病的基本治愈，那么，延安精神可否提供一剂良药呢?
　　难题二：传统是一种惰性力吗?
　　近年来，关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传统势力的理论反思，一直是我国知识界的热点课题之一，它吸引了不同类层的人们对“传统”说长道短，各抒己见。然而，由于“传统”概念的外延十分广泛，内涵又十分丰富，并且每每与“文化”概念相联系，表现为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整个价值观念系统，就使得“传统”的多维讨论难以绘制出一个大致清晰的图象。尽管有人从历史上，有人从现实上，有人从性质上，有人从作用上来理解“传统”，但在我们看来，这都无非是企图从特定的角度对“传统”作一种抽象。虽然这种种抽象在各自的角度上对传统的特征不乏有意义地概括，但因其方法论的失妥都未能揭示“传统”的本质属性。因而，在具体研究传统的作用时便往往显露出片面和绝对。不少论者援引恩格斯的论述，断然把“传统”界定为一种“阻力”、“惰性力”或“保守力量”，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恩格斯论传统，只能立足于他所处的时代，因此，他所讲的传统，更多或主要地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历史上形成并蔓延的剥削阶级的传统和小农经济土壤里滋生的种种消极传统，并不包括后来的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即使是所谓“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的论断，其本意也应该是指此种“势力”相当顽强，而并非专指它起着坏作用。不可否认，“传统习惯势力”作为旧时代的遗留，在许多情况下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是必须加以破除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传统都属此类。在“传统”面前，谈虎色变没有必要，要紧的是应该加以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就性质而言，“传统”大致可分三类，即劣质传统、中性传统和优质传统。
　　劣质传统，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但随着社会发展而暴露出其消极作用的旧习或陋习，象“忠君效亲”、“奴化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就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惰性力；象“伦理中心主义”，小农经济观念，“天人合一”观念，强调共性压抑个性等就是阻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传统旧观念；还有象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吃大锅饭、重农轻商、统购包销等一系列“左”的积习，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存留时间不算太长的消极传统。对于劣质传统，必须加以破除，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今天搞改革，就是要冲破那些长期习惯了的僵化体制；我们今天讲开放，也是为了打破过去封锁禁锢的旧习，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在一个广阔的自由天地里翱翔。
　　中性传统，是一种无害的传统，它位居于优质传统与劣质传统之间，起着中介过渡的作用，但却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可言。例如，小规模的家庭生产，雇请帮工等等，虽然也是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事，但只要它对发展生产和社会就业有好处，就有存在的必要，因而，不必强性革除。既然中性传统是无害的，我们就可以任其延存，过分地褒赞不值得，过多地指责也不必要。
　　优质传统，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起积极作用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继承发扬。例如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勤奋节俭，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美德；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五四”传统、井岗山传统、延安革命传统，都属于优质传统的范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真正的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建设的力量，奋发向上的力量，它能够自觉地与时代欲求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展示出难以估量的价值效应。
　　那么，判别传统性质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只能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对以往的传统作出新的合时势的评判，我们只能立足于现代人的价值座标，才能准确地把握我们应该继承些什么，摒弃些什么?只有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传统都是“老”字辈的东西而武断地将其统统推入荡涤之列。
　　传统的三类层划分，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延安革命传统的内在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延安革命传统，是一种品质优良的传统(从总体而论，并不排除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暴露出某些局限性的成份)，它不但与劣质传统迥然有别，也是中性传统效应不及的。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奋力追求富强、民主、文明的壮丽目标，如果我们要选择一种能够激励人们开拓创新的传统的话，那么，我们只能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延安革命传统。延安传统是具有发展中国现代化活力的。
　　上述二课题的赘论，为我们建构延安精神的承续机制准备了理论前提，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下面，我们将对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问题陈述我们的见解，这似乎也是承续机制问题必然要涉及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