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教育，是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重要途径。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教育方式曾收到过良好的效果，不但使延安精神在理论上有所丰富和发展，而且在实践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延安精神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发展，就是这一结论的最好论证。令人惋惜的是，这种行之有效的教化方式，非但没有坚持下来，反而遭到一些人的冷眼相待；即使在目前大力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下，也很难真正确立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革命传统教育遭受冷遇，必然带来延安精神现实效应的不景气。延安精神遭贬斥、遭践踏、被扭转、被遗忘的现象，就是其不可避免的恶果之一。既然优良的革命传统，蕴藏着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精神动力，那么，革命传统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理所当然地不容置疑。
　　我们并无意于把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不适当地加以夸大，我们也没有生搬硬套延安革命传统的僵化意念，我们也不认为仅靠延安精神就能够包治百病。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清醒地面对改革、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并且能够理智地把握80年代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追求。如此，对于我们所重新提起的革命传统教育，又确有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必要。这里，我们将结合现时代的特点，就有关延安精神的宣教方式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第一，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依赖于对延安精神的理论探讨，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加强对延安精神的基本理论的研究。现时期研究延安精神，必须注重“历史反思”和“现实应用”两个基本方面，也就是说，必须从明晰其内涵和外延入手，进而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并建构其科学体系，提炼其演进规律，探求其恢复发扬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如此艰巨的研究任务，决非某一学科领域能够胜任，而需要调动历史学、党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力量来协同作战，综合研究。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倾向，以保证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更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在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到延安精神的范畴归属问题。我们认为，就其观念形态而论，延安精神属于社会心理的范畴。因为延安精神的观念形态，以其阶级心理的基本格局，集中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情感、理想信念、顽强意志以及朝气蓬勃、乐观进取、相信未来、富于革命的精神风貌，积淀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各种革命素质。把延安精神确认为一种社会心理，就不难理解其相对独立性的种种表现，而承认了延安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就会在宣传教育中避免陷入唯意志主义的泥潭。
　　第二，要坚持客观性原则，把延安精神当作一种时代精神来宣传。延安精神形成于延安革命时期，延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而作为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延安革命中形成的延安精神，恰是以中国的民族形式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对于这种民族化的时代精神的宣传，决不能离开该时期的社会实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由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文化环境。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深入研究延安精神的具体地、历史地表现形式，并通过对这些形式的研究，分析其形式上的历史性，揭示其真实本质和普遍意义，并阐明延安精神仍然是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
　　第三，要坚持辩证性原则，把延安精神当作一种不断丰富发展的具有动态运行结构的开放系统来宣传。延安精神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确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系统特性。作为系统的延安精神，主要是由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文艺变革精神，民主团结精神，英勇献身精神，严守纪律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克己节俭精神，奋发向上精神等重要“部件”组构而成的，而延安精神本身又归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乃至于共产主义精神的大系统之中。延安精神系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型的，她总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其自身。正象马列主义没有过时而需进一步发展一样，延安精神也没有过时，也还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把延安精神当作一个动态演进的开放系统来宣传，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的原理，在实践上必然带来延安精神的空前繁荣。
　　第四，在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中，要密切联系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实际，才能有的放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全面认识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密切关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入分析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丰富多彩的实践看作是发扬延安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又要把它看作是推动延安精神不断发展的动力。联系实际，还要注意树立发扬延安精神的典范。想当年，农民中的李顺达，工人中的王进喜，解放军中的雷锋，干部中的焦裕禄，知识青年中的侯隽，一批又一批英雄模范人物，都应该说是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好榜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精神，大庆工人的“三老四严”精神，都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仍然需要树立敢于开拓创新的典范，敢于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典范。尽管有人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却最为关切的是，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没有一大批有觉悟的忧国忧民的献身者走在群众的前列，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很快进步。当然，对于榜样，决不可人为地拔高，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产生副作用。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加强对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并结合时代特点，对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所改进，收效是一定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