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我们已经阐明，延安精神是一种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群体性行为意识；延安精神的历史演变，既是一种不间断地否定的序列，同时又是一种连续的新的肯定的序列。这种不断否定又不断肯定的辩证过程，充分体现了哲学中“扬弃”概念的深刻含义。为了通俗起见，我们还是用“承续”一词来阐明延安精神的历史性继承与现实性推进的整体机制。
　　承续机制的探求，不但是对延安精神后继演变的抽象概括，也是对延安精神在现时代价值效应的逻辑测示，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对“延安精神过时论”进行剖判的深化，它必然要涉及到历史主题、致力趋向、人员载体、基本内容、表现形式和价值追求等方面的问题。
　　其一，历史主题的变迁与致力趋向的变更。
　　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延安精神的价值作用总是与具体的历史课题分不开的。延安时期，全民族奋起抗战，彻底摧垮蒋家王朝，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这一使命的主体承担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和根据地军民，在经济实力相对匮乏和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面前，表现了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慨，培育和形成了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激励着千百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出色地完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以社会主义方式走向工业化社会，便成为新的历史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我们党在建国初期正确地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中国人民在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历程中，迈开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应该说，延安精神正是紧扣着过渡时期的历史主题，并发挥了创造性的价值效应。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主题的偏离，曾先后出现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形成了1958年以大跃进为口号的公有制升级运动和经济生活的“共产风”与“浮夸风”，乃至举世罕见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长达二十多年的曲折与坎坷，把中国人民甩进了不幸与内乱的深渊，国家的贫困与落后又一次将我们的民族推进屈辱的历史境地，延安精神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扭曲和践踏。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首要课题，相应地，延安精神又获得了勃勃生机。不难看出，延安精神的致力趋向总是随着历史主题的变迁而变更，历史主题是延安精神实际作用的真正目标，历史主题的正确，必然带来延安精神的兴旺，而历史主题的偏离，则必然导致延安精神的衰疲。延安时期历史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延安精神的中断，改革开放的新事业仍然需要延安精神。
　　其二，内容系列的变态与表现形式的变新。
　　与上述承续机制紧密相关，延安精神的内容系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是可以机械地框套于每一历史主题。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原有的内容要点必然要暴露出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并表现出某种程度地与新的价值追求的不相适应，因此，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她总要体现时代的特点，从而表现出内容的变态与形式的变新。这一变更机制，在延安精神内容系列每一要素中的具体表现是相当复杂的，大体有三种情形。
　　第一，延安精神的附加内容及其表层表现形式，在现时代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因而没有必要继续奉行。所谓附加内容是相对于基本内容而言的，或者说是内在本质的一种具体地历史地表现形式；所谓表层表现形式，是相对于具有稳定性的深层表现形式而言的，它具有明显地可变性的特点。例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它只是延安精神的一种原始表现形式，是延安精神内在本质的一种表层的、形象的反映。不可否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作为延安时代的奋斗目标之一，它确实激励着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克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改善了人民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应该说，“丰衣足食”的实现，是延安革命的伟大创举之一。然而，在人民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现时代，如果以“丰衣足食”为满足，就不利于人民积极性的调动，如果事事都要“自己动手”，就会妨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勤劳致富”、“共同富裕”的新的追求而替代之。再比如，“分配上的大体平均”，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延安时代确实必要，它对于密切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今天，如果要继续推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以平均主义的办法来对待人的并不平均的劳动，则势必扼杀人的差异与区别，一方面助长和培育了钝人和懒人，另一方面又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这对生产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是极其不利的。因此，我们必须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切实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允许收入上拉开档次，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第二，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一般表现形式，虽然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但是，在现时代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造和完善。如果说“自给自足”、“丰衣足食”是延安精神的表层表现形式(原始表现形式)，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则可以看作是延安精神的一般表现形式，作为延安精神理论体系的“硬核”，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久远的延续性。对于它，我们尽管不能盲目地指责，但却有丰富和发展的必要，即是说，我们应该立足于现时代，使其价值作用发生必要的转换。比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延安时期有其具体的内涵：在遭受重重封锁又难以争取得力的外援的情况下，就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在经济困难而又财力不足的境况中，就必须发展经济，“艰苦奋斗”。可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形成，离不开延安时期的社会实际。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贫穷落后的面貌还未彻底改变，工业化的路程还很遥远。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要外援，在有条件争取外援的情况下，我们也希望借助外援来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今天所讲的“艰苦奋斗”，不论在社会基础，还是在追求目标方面，都与延安时期大不相同。尽管这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需要发扬光大。再比如，我们今天讲“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联系“初级阶段”的实际，联系“改革开放”的实际。与延安时期相比较，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在内容上却有了新态。
　　第三，延安精神的新颖表现形式，即使在原有体系中不存在，也仍然需要积极培育和大力提倡。新颖表现形式的萌生，是延安精神随着时代步伐的迈进而不断地改变其形态的最突出的表现。新颖表现形式，因其与延安精神的内在本质是相通的，因而可以归属于延安精神的内容系列之中。新颖表现形式，是延安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体现，是延安精神经久不衰的希望之光，我们应该倍加珍爱。比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兴起的各具特色的“企业精神”，就是延安精神在现时代谱写的壮丽篇章之一。诸如宝山钢铁总厂的“顾全大局、团结协作、争创一流”的“宝钢精神”；苏州电扇总厂的“奋进、诚和、勤俭、创新”的“长城精神”；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培植的“艰苦创业、团结进取”的“金川精神”；长春客车厂的“骆驼精神”；白云山制药厂的“爱厂、唯利、求实、进取”的“白云精神”；沙市日用化学总厂的“活力精神”，都是企业精神的具体表现。企业精神集个人、集体和企业行为意识于一体，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的利益观念、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她正在成为一大批企业改革开拓、奋发振兴的凝聚力和驱动力，这种激励广大职工为振兴企业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不但是改变企业思想工作与经济工作相脱节的“一剂良药”，而且必将成为我国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内容。我们并不否认，在延安时期曾经办过兵工厂和被服厂等等，但是，作为一种企业精神只有在改革开放的现时代才能够得以形成。再比如，“80年代最可爱的人”在对越自卫作战中用鲜血和生命培育的“老山精神”，更是延安精神在现时代开放的绚丽花朵。“祖国万事连我心，无私奉献为人民”，“为了幸福十亿人，愿把天下苦吃尽”，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坦荡的胸怀!这是一代英雄将士崇高精神境界的写照。“无私奉献”四个大字，正是“老山精神”的真正本质，也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除此而外，女排姑娘的“拚搏精神”；长漂勇士的“探险精神”；中国农民的“致富精神”；各行各业的“小草精神”，都是延安精神大发展的标志。
　　其三，历史主体的变化与价值座标的变位。
　　所谓主体，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人，我们借用哲学认识论的“主体”范畴，旨在表征延安精神的物质承担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延安精神的主体是“延安人”，延安精神是“延安人”的精神。“延安人”主要是指延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和各根据地军民，或者干脆说延安时期的革命人民。“延安人”的外延具体而又广泛，既包括革命队伍中的元帅和士兵，又包括参与革命事业的妇女和儿童；既包括战死在疆场的“光荣者”，又包括至今健在的“老革命”。随着延安革命历史进程的不断发展，“延安人”的外延也随之不断拓宽。新中国建立后，延安精神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和倡导，“延安人”的概念也逐渐趋同于“中国人民”的概念。延安精神主体承担者的激增，是延安精神顽强生命力的又一体现，而这一主体更迭的内在机制却往往表现为完好的“传、帮、带”。作为老一辈“延安人”，不但义不容辞地承担着宣传倡导延安精神的重任，而且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发扬延安精神，为新一代作出榜样和表率；作为延安精神的继承人，则必须从老一辈延安人的手中接过延安精神的接力棒，以全新的姿态和饱满的激情，开拓新事业，创造新业绩，使延安精神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延安精神能否失传而担忧。
　　值得研究的是，站在改革开放历史舞台上的80年代中国人，与老一辈“延安人”相比，不论在精神状态方面，还是在行为方式方面，不论在成就取向方面，还是在人际关系方面，都有着明显不同。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归结为一个价值追求的差异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运用这一原理来分析“延安人”的价值追求，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受制于延安时期的历史条件和延安革命的历史主题，“延安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追求一种群体性价值效应，即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与自由。“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的英雄气慨，就是这一价值追求的生动体现。对于自我个性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设计、自我存在等等，“延安人”是甚少关注的。他们更多地追求个人对群体的价值，个人对社会历史的价值，个人对革命事业的价值，也正是这种“外在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延安人”的忘我牺牲精神。
　　作为80年代的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社会财富也相对地富足了一些的社会实际，我们没有必要固守“延安人”的价值座标模式，单纯地追求外在价值，而忽视自我价值，一味地强调奉献而淡化了自我的需要，我们应该承认人的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我们认为，应该把人的功用与人的需要结合起来，把给予“非我”与满足“自我”辩证地统一起来。如此看来，要使延安精神在现时代真正发挥效应并体现时代特点，就需要对“延安人”的价值座标进行调整，需要建构现代人的价值座标，并描绘出外在价值取向与自我价值取向的最佳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