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8年12月在永新诚毅乡灌冲村经李秋妹介绍加入中共地下党，通过李认识了彭光燮后，又在李家与颜继宗接上关系，又通过颜与当时在南华乡南城小学任教的罗林(即郭岸)接上关系。他是永新县中心支部的组建者和领导。此后我便在永新中心支部成员之一颜继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彭、李和我先后建立了澧田、洲西、谭家、夏幽、黄岗、樟陂、塘下隔步、台岭、禾山等党支部共有党员50余人。
　　我自己于1949年3月在家组建了中共地下党灌冲支部，任支书。党员有尹贵基、尹志基、尹春重、尹圣先、尹福先、尹桂重、尹三朵、尹根和、尹洋初、尹纪初、尹秀和、尹秀顺、颜继容、尹桂明、尹贞祥、尹承福、刘重辉等。随后又在夏幽塘边村以及大屋、南城上房、中居、楼下等村发展组建了以徐年开为书记的中共夏幽党支部。这个支部包括徐年开在内，共有徐月卿、徐龙开、徐水仔、龙斋先、龙寒养、龙根久、汪九官、刘元里等党员。这个支部在以后策动徐治中率其迫击炮连反正编入禾山游击队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15日郭岸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建立以陈山为根据地、打通通往井冈山的通道，开展武装斗争以扩大影响，发动群众开展“三抗”斗争(即抗兵、抗粮、抗税)，随后又令从5月25日起停止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于是我的工作便从组织发展转到了武装斗争。
　　在我参加这一工作之前，中心支部已通过各种关系指派尹俊秀打入敌第一团毛龙章部机枪连任排长。刘卓如打入敌第三团陈正平部任排长，谭学良打入伪新编一百军直属连任副连长，康斌打入敌新编一百军高炮连任军需副官。还有刘根生、刘钟辉，刘炳祥、朱贵祥、朱水仔、肖锡祥、王铭、段正福等30多名地下党员打入新编一百军的一、二、三3个团当兵，指示他们长期隐蔽，掌控武器，待时机成熟即将之转变成人民手中的革命武装。他们不久就每人得到一支枪。尹俊秀、刘卓如、谭学良、段正裕、康斌都挎上了快慢机驳壳枪。
　　还是在5月15日之前的5月9日傍晚，颜继宗、彭光燮、李秋妹三个曾在我家商谈过建立禾山游击队根据地的事，而且次日晨便山我领路带他们三人去禾山、铁镜山察看过两处地形、村落、道路等情况。下午由铁镜山转到黄岗，傍晚借宿于屋背村地下党员陈开先家。第二天早饭后察看了诚毅乡公所驻地黄岗的地势，并到猫源庵上察看通往天龙山的道路情况，颜继宗还曾小心翼翼地画了一张军用草图(他原是中山大学学地质的)以备后用。
　　5月中旬，传来了南京解放的捷报，同时获悉国民党新编一百军尹钦明残部一、二、三3个团打算从永新逃走的消息。我们立即通知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携带枪支弹药等武器全部撤出到永新北乡滨江乡蓑衣岭土地庙庵里集合待命。他们都巧妙地以下乡催税、催保甲费或以捉拿逃兵及保护粮食仓库等名义将人枪带出，计刘卓如带出28人、短枪1支、长枪24支、手榴弹80个；谭学良、段正裕带出18人，短枪2支、长枪7支、手榴弹30个；尹俊秀带出一个排的人枪及机枪2挺，但尹因误了准确出发时间，被其团长毛龙章犯疑而关了起来，有传言尹在被押解至宁岗县边境时被其团长所杀，但后据从台湾回永新台岭乡南汶村探亲的台胞肖承龙说尹并未被杀，仍活在台湾。
　　6月16日彭、李和我一起到楼背村，召集刘卓如等率领的3个班的人枪，在靠梨洲上村侧的两栋独屋里开会。彭作了成立禾山游击队上禾山打游击的动员。次日晨我们便将队伍拉到了黄岗沙洲村。随后谭学良亦将前述人枪带上了山。此时我们共有游击队员48人，短枪5支、长枪31支、手榴弹110枚、子弹1125发，最初还没有番号，后经共商，自称“禾山游击队”，共推刘卓如为队长，谭学良为副队长，彭光燮为政治委员，李秋妹为副政治委员。我负责联络及供给。
　　我们边驻禾山寺的第三天(即1949年6月29日)，郭岸、颜继宗遵照上级指示“党指挥枪”的精神建立了中共禾山游击队支部，批准了上述我们自行商定的“禾山游击队”的命名，将这支游击队直接纳入县中心支部的领导之下。建立了极其严密的地下交通联络网，我是负责与山上游击队直接联络的负责人之一，我的联络点设在灌冲乡党支部成员尹贵基家，他是我胞四叔，其兄尹世基(即我先父)、尹自勇均为红军烈士。
　　随后指派我于1949年6月23日从灌冲联络站出发，当日潜入驻扎在县城厢小学孔圣殿的国民党新编一百军军长周志道部第二团团长唐继祖部直属连连长尹龙文处，因他是我同村人，我想利用这点关系策动他率领全连人枪反正，加入我们禾山游击队，但因尹对蒋政权仍存幻想，策反未果。可是从唐继祖团长与尹龙文频繁接触交谈中，侦悉到一百军第一团团长毛龙章、第二团团长唐继祖、第三团团长陈正平等部以及国民党第四十八军在永新县城的设防、兵力部署以及敌省主席方天率领的第二十三军的动向。特别是获得了毛龙章下达给澧田镇镇长龙庆楼的紧急电话令，令龙立即派民伕把澧田粮食仓库里所存数十万斤粮食全部运入永新县城。如万一来不及如期运到则全部烧毁，决不能留给共产党的密令。为了保护这批粮食，我当即受命返灌冲，于6月25日布置灌冲乡支部党员尹贵基、尹志基、尹春重、尹福先、尹盛先、尹根和、尹洋初等同志分别通知澧田镇的澧田街附近的澧田、合田、洲西、谭家村等地的支部党员李曾九、李彩云、李秀平、左义珍、陈存兰、沈义奎、沈忠泉、段秀先、谭家驹等同志发动群众日夜监视、保护粮库，一面作好解放澧田镇、活捉龙庆楼的准备。同时组织上指派我与驻扎在南华乡塘边村的敌新编一百军军长周志道所属军需主任徐治中(徐与周是拜把兄弟，土地革命时曾在塘边跟毛委员闹革命，红军北上后脱离了革命而投奔了周志道)率领的迫击炮连做策反工作，徐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经我反复交代政策答应反正，率领其迫击炮连11人包括长枪10支、短枪1支，在澧田洋江刘氏大祠堂内编入我禾山游击队。
　　当我们的队伍进入禾山后，立即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了群众工作的纪律，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就在同时，敌人一方面组织反动武装对我们进行围剿，另一方面则捉拿我游击队成员的家属进行拷打、勒索，企图以此瓦解我军心。例如，正队长刘卓如的父亲刘香德老人和刘卓如的妻子彭大嫂竟被敌人关押在澧田镇公所残酷吊打，逼他们叫刘卓如下山，但刘的家属均不屈服。我当时负责交通，得知此情况后，立即进山报告了彭光燮等人。并通知在城里的颜继宗设法营救。在他和各方面疏通后，被罚黄金4两，银圆30元具保释放得免一死。
　　与此同时，国民党县政府县长陈启虞委令澧田镇镇长龙庆楼为澧田、南华、沙市、禾麓、诚毅5个乡镇联防营营长，成立反共的联防营，企图以此把刚组建不久的人民武装消灭在摇篮中，我中心支部通过颜继宗将这一绝密情报送达灌冲联络站尹贵基处，尹贵基即刻送达给我处，我即上山报告了彭光燮。游击队党支部经研究决定派谭学良为代表与禾麓乡乡长肖宗涛谈判，肖为形势所迫为保存实力，表示中立。与我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另一方面派彭光燮偕刘钟辉与诚毅乡乡长陈剑魂谈判，陈表示听我们游击队的安排，搞两面政权，明里参加联防，暗里都支援我游击队。接着颜继宗令颜家文送来情报，获悉郭岸、陈子善、龙世振已做好南华乡乡长龙明轩、沙市周仁祥的工作，他们均表示不参加联防。至此五个乡中只剩下了坚决反共到底的澧田镇镇长龙庆楼了。但他这个联防营营长实际上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在挫败了敌人的五个乡镇联防围剿阴谋后，我们同时积极在天龙山区、禾山、铁镜山、禾麓、诚毅、澧田镇一带山区农村开展活动，扩大我游击队的影响，在大好形势下亦出现了一些违纪行为和扩大打击面的过左行为。我们都及时发现、及时作了公开处理。由此队伍的纪律性、组织性和政治思想素质更是焕然一新，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1949年7月14日晨得到颜继宗交由下田尾村党支部成员陈希平送来的火急情报。称“敌三团团长陈正平”正派一班人下乡催收税款。共有人枪13，住在下田尾村陈宗海大屋里。我即刻进山报告，当天晚9时许彭光燮、李秋妹即将队伍带出山来到我处，当我问及“队伍在哪里?”他们说就埋伏在你家屋后后山上，都出动了。我迫不及待只穿着一条短裤、赤膊上山让队伍下山吃饭。彭、李二人见状，连说“不好”“还没把口令告诉他呢?”于是火急火燎地跟在我后追上山去。当我跑到后山时，埋伏在后山坟地里的先行侦察班长段正福、肖锡祥两人朝我喊“口令!站到”，我一时不知所措，但又看不清是谁。就在他俩正端起枪瞄准要扣动扳机时，彭、李二人气喘嘘嘘地拍打着“啪、啪、啪”三响巴掌声。段、肖二人闻声才知是自己人而停止了射击。当我们相见时，他们无不哈哈大笑：“真险呀!算你尹敬达命大，差一点被我们送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去了!哈哈!”当夜全体队员就在灌冲联络站尹贵基、尹春重家吃饱了事先做好的糯米饭后整队出发，在彭、李、刘、谭4人的率领下，于黑蒙蒙微弱的月光夜色中一鼓作气开到下田尾村田垅，队长刘卓如细声下令：一齐趴蹲着朝陈宗海家大屋匍匐前进。不料刚潜进到陈家大屋约40米处，被敌哨兵发现而鸣枪报警。我们当即开枪将他打倒在地，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大腿而倒在了屋外墙门脚下。我们即刻将他的枪、子弹全收缴了。我们就势将敌人紧紧地围困在大屋内。边射击、边喊话叫他们投降“缴枪不杀!”但敌人仍死躲在屋内顽抗而不投降。双方直相持到第二天拂晓。我们自己无一伤亡。却伤敌人1人，并缴获步枪1支，子弹29发。政委彭光燮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回师禾山。驻扎在禾山脚下的樟村。以逸待劳准备迎击敌人更大的反扑。果不出所料，7月16日，龙庆楼亲自带领敌四十八军机枪连 100多人枪进山来“围剿”了。好在我们早有准备，抢占了樟村后山的制高点，双方发生激烈的交火。敌人凭借机枪火力狂扫不止，党员刘根生同志不幸身负重伤，经队友紧急用草药止血包扎处理后转尹春重的母亲颜苏里老大娘处专心护理。我们则依靠有利地形予以猛烈还击。在压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后，彭、李和我带领段正福、肖锡祥、刘钟辉、朱水仔等十几名队员象旋风似地绕到敌后樟村门口的一条一米多高的田埂高岸下用猛烈的排枪火力与山顶上队长刘卓如、副队长谭学良指挥的队员火力相互呼应。他们专瞄准敌人阵地上戴大盖帽的指挥官打。撩倒了3个敌指挥官。敌人在我如此猛烈的夹击下，只得背转机枪，背起4个重伤员，边打边退沿着唐家、曹居二村门前的道路向禾麓乡大败而逃。我们则乘胜猛追猛打。个个象猛虎下山似地穷追过去。敌人连还击的力量都没有了。就在此时队友告知我右手食指受伤淌着血了。我才感到一阵剧痛，但仍咬牙忍住继续追击。
　　这是我游击队成立以来与国民党装备精良、作战能力相对较强的正规军第四十八军的一次战斗。而且我们打伤了敌人1名副连长，1名正排长，1名副排长，及1名士兵。我方则只有一人重伤，一人轻伤。这一敢于和国民党正规军硬碰硬的胜利，在敌人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并产生很大的威慑力量。首先是原诚毅乡下台乡长陈学渊在我地下党员陈希平的策动下反正。把他的1支短枪、6支步枪交给我转交给游击队(但此人以后因查出其他血债而被我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罪有应得”)。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敌人不敢上山“围剿”了。这就为我们下步解放澧田镇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9年7月20日我们根据永新中心支部的指示在联络站尹贵基家开会，研究攻打澧田镇镇公所、活捉龙庆楼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彭光燮、李秋妹、我及刘卓如、谭家良等。会议决定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彭光燮率领，第二路由谭学良率领，第三路由刘卓如率领，总攻时间为7月22日凌晨5时，以三声信号弹枪声为号，连发三枪。我则负责后勤供应，组织担架救护等工作。待我们依计划到达预定目的地后，顺利地竟然不费一枪一弹攻克了澧田镇，吓跑了龙庆楼。虽然没捉到龙本人，但却解救了被龙关押、吊悬在镇公所的10几个镇上的老板，他们是被龙捉来勒索金银、现洋的，开始他们很恐怖，但知道我们是禾山游击队，不但不杀他们而且立即松绑放他们回家时，无不欢天喜地高呼“共产党万岁”。当天11时许国民党反动派派出一架飞机到澧田镇上空盘旋侦察，先是用机枪扫射，接着扔了两颗炸弹。老百姓正在兴高采烈庆幸得救，一下子便又被吓得到处乱跑，街上秩序一下子又十分紊乱起来，我们又不得不又转到维护社会秩序上了。
　　解放澧田镇最大的收获是完好地保护了粮食仓库，解救了关押的群众，树立了游击队一心为民的良好形象。不足的是让龙庆楼得以逃脱。而且逃走时把我们一位地下党员尹富山同志刺死了。
　　7月23日颜继宗面谕我们游击队开往永新县城郊区进行游击活动，作解放永新县城的尝试。当我们的队伍开进至洋埠大桥渡口时，恰遇从南昌、吉安败退下来的伪江西省主席方天下属的第二十三军残部前卫连，我第二大队长谭学良立即带领战士抢登上桥头山顶制高点，抢据有利地形隐蔽待敌进入火力圈射程时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同时两排齐枪朝来敌猛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阻击打的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抱头鼠窜朝县城逃去，再也无力组织火力还击了。
　　至此，我们禾山游击队已由原来的48人，长枪36支，成长为拥有队员700多人，长短枪700多支的很有战斗力的队伍，解放了县城西乡 (旧称)、诚毅、禾麓、澧田、沙市、南华、成都等广大乡镇地区和10多万人民群众，粉碎了敌人5个乡镇联防和围剿，特别是打败敌正规军四十八军和二十三军残部的胜利，保护了粮食仓库、交通要道、桥梁、学校、工厂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还保护了一批珍贵的敌人档案。这就为配合解放军解放永新县城，而且在解放后的民主建政、剿匪反霸和土改、镇反等建国初期的工作中输送了大批干部，并以这批干部为骨干作了大量的工作。
　　我自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些工作，作为一个烈士的后代本不值得一提，而是应该如此。但后来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但没了党籍，而且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家劳动。直到党中央落实政策，恢复了我的党籍、公职并享受县级离休待遇，才得以安度晚年。比起那些已故的战友，我算是万幸了。此时此刻，我怎能不特别地怀念他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