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色恐怖中奉命返赣
　　1947年，南京，震惊中外的“五·二0”学运刚过。我所在的南京大学(即原中央大学)仍处在白色恐怖中。沪、宁、苏、杭16所大专院校的热血青年，在“新青”(即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全国学联的领导下，仍继续战斗不止。当时我正负责《中大周报》丁家桥分部的发行和《衡报》的编写，和几个战友熬了个通宵，天未亮就把报纸贴到食堂门口，到吃早饭时就被特务撕了。晚上再干，换个地方再贴，特务又撕了。最后换个更隐蔽的地方再来，特务还是跟踪而至，好在我们事先有所准备，作了充分警戒，当特务尚未破门而入时就越窗溜之大吉了。即使如此与敌人周旋，《衡报》还是不得不暂时停刊。但在最后一期上，我们仍转载了原登在黄炎培先生办的《国讯》杂志上的解放区新颁布的《土地法大纲》。
　　在曹序、焦维和同志的领导下我投入了更为紧张的战斗，团结了不少同学、朋友。为了工作需要，去过当时苏联大使馆、法国大使馆以及原中共驻宁办事处、梅园新村30号、和原民盟中央所在地兰家庄1号，有时还去中央商场一地下书摊内索取或购买些报刊、资料和书籍。如《新华日报》、《华商报》、《群众》、《观察》、《国讯》、《甲申三百年祭》以及《North China》、《Weekly Review》、《chinese Press》等英文报刊，因为从这些英文报刊上可以看到一些解放区和解放战争的真实报导。
　　去苏、法使馆看电影也好、取电讯也好，因是两人或更多的人去的，而且特务不敢明目张胆在使馆附近抓人，所以危险不是很大。而去梅园新村则要冒一定风险。有一次，浙大物理系的王先荣要我陪他去梅园新村拜访章伯钧先生，进去时末遇麻烦，而出来时院外特务已虎视眈眈守在门口了。章先生早有准备，即嘱唐言同志带我们去车库坐进周总理送给他们的那辆浅绿色轿车，打开车库的外门后，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冲了出去，接着在大街上乱转了好一阵，一直把特务的尾追甩了才叫我们赶快下车往一条小巷迂回着返校。
　　形势越来越严峻，1948年“五·二0”周年纪念活动(包括罢课、罢教、游行、集会、营火晚会、义卖、展览及请马寅初、章伯钧等知名人士到校讲演……)还没完，就已有80余人先后被捕，8月份又有20余人被捕。到11月份，民主党派转入地下，学校提前放假，我的一些其他大专院校的朋友和本校的同学纷纷离校返家，或通过组织护送去了解放区。特务抓人还在继续，我和焦、曹二人遵照组织的叮嘱很少碰头了。但在圣诞节前的某天，突得焦维和的通知要我趁学校提前放假的机会离校返江西暂避，说我已被列入了黑名单。他给了我两块现洋作为路费，车票则借同系同学陈方培代其父亲护送行李返赣需人照看的机会，给了我及其他几位同乡各一张南京直达南昌的车票。于是我便于次日启程返赣了。当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开起来摇摇晃晃，从南京经上海到杭州竟走了两天两夜。在杭州，据传铁路被四明山下来的游击队扒了正在修复中，不得不又在杭州呆了两天，第三天才开始沿浙赣线继续前行，直至1949年元旦才到达终点。从南京至南昌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抵昌后住土地庙1号我的一个老同学陈怀汲家。在他家迎来了难忘的 1949年元旦。
　　二、腥风血雨中入党，继续战斗。
　　在昌过了元旦不几天，因当时没有直达我故乡永新的车，不得不先搭车到吉安。住我另一个老同学刘世南处，他当时任教于陈启昌先生办的至善中学。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去《前方日报》拜访了在该报任编辑的刘国锺，也是与之交往甚密的老同学，我在南京时还曾给他寄过些学运中的资料。在他那儿遇上王先荣、罗挺生2人(他俩那时都是农工民主党成员)来吉招聘教师前往罗峰藻办的天真中学教书。于是在我返永新后不久就又返回了吉安。与二刘商量后决定去他们那里教书了。刘国锺热情为我写了一信给陈学礼(即陈康)、蔡望涛(即肖寒)，他们二人先于我在该校任教。由于有刘国锺的介绍，所以我和他们一见如故，三人非常投机，几乎是形影不离。在他们得知我在南京的经历并已秘密加入“新青”后，便于1949年2月27日的夜晚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二人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晚由蔡一人在我的寝室内领着宣誓并由他口述我记录了一个自传提纲，要我照提纲要求写一个自传由他转交上级。还给我讲了一些有关党的纪律及保密守则，令我即日起断绝与《新青》的联系和一切亲朋好友的任何书信往来。这是为了预防发生意外牵连别人所必需的。这就是在特殊情况下，我所难忘的入党仪式。文革中有人问我怎么“混”入党内的?我据实以答，竟遭毒打。这对那些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人来说，确是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入党后，遵照地下活动的纪律，我和陈、蔡之间的公开交往少了。但我们的心却更加形影不离了。为了安全，我们表面上表现出与一般同事那样的关系。见了面点点头而已。我们任课较多，收入颇丰。但那时的物价飞涨，每月一拿到米票(以米计算工资)就去兑成现洋或黄金。除了交伙食费、买点日用品外，其他全部交了党费，由陈统一掌握。后来奉命撤退时，幸好有了这点储备才顺利撤离。
　　在我到该校之前，陈、蔡二人已做了大量工作及社会调查，蔡还以教师代表身份，列席了该县县参议会，结识了一些开明的县参议员，也接触了该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及“五虎一豹”的头——肖家璧这个杀人魔王，他常光着头，骑着马带上20多名持枪卫兵招摇过市，老百姓无不切齿痛恨，避而远之。
　　经党小组共同研究，由蔡出面发展了天真中学教师周维明，周维明又发展泰和的严炳庆和吉安的旷迪先，我出面发展了天真中学学生黄千方、遂川师范语文教师周中平，陈学礼暂时隐蔽，不发展任何人。此外我们在统战工作中与农工民主党的王先荣、罗挺生、熊熊、肖肖等人保持着较好的友谊关系，对遂川敌、我、友三方的形势作过反复的分析研究。明确打击对象是“五虎一豹”，依靠的是工农群众及贫苦学生，团结的是农工民主党成员，有条件时争取掌握其下属武装的领导权，但我们始终没有向他们暴露我们的身份。
　　4月间当我们正在顺利地发展组织时，国民党的省保安团从南昌移驻遂川，为伪省府南逃作准备。5月初陈学礼突接上级指示，令我们先后撤离。我们便借支持学生因伙食费与校方闹翻之机辞职不干，蔡先走(解放后知他返回了杨岭山)，隔几天我也走，陈最后。解放后，陈告诉我，他并没离开遂川一带，而隐蔽在黄千方家。还说我们走后一名叫古城的老师去了天真中学，被怀疑是接替蔡和我的，去后的不几天就被反动派杀害在该校校门口。
　　三、在永新两次遇险，几乎丧命
　　撤离遂川时，陈交代我到吉安后到大陆旅社与石琴(后改名郭岸)接头。我抵吉后先住刘世南处，次日才与石琴接上头。他要我先搞三张国民身份证，我立即与刘商量，决定去找当时在吉安县当秘书科长的林政阶(解放后改名林力锋)，他是与刘世南同班的同学，林一口答应照办。不两天把办好的身份证给我转交给了石琴。石琴要我抵永后先到民众教育馆找陈子善，但我抵永后依约去找时，两次均未遇。第三次进城准备先打听一下他的确切住址，但还没进城就在离我村不远处的路上遇上了石琴，原来他正准备到村里来与我取得联系的。那天他就住在我家。当夜两人交谈至深夜。我向他汇报了抵永后组织发展情况，在得到他的认可后介绍刘黄秀、刘谦、汤水朵三人和他见了面。他对我此后的工作作了较为详细的指示。概括起来就是：要人、要钱、要枪；抗丁、抗税、抗租。所谓“三要”、“三抗”。第二天，我陪他进城，认识了陈士斌，他是先父的学生，早就认识的，真是喜出望外，因此两人特别亲切，此后凡是组织上交办的事都由他与我联系。
　　过几天，陈士斌通知我和他一起进城找到左大元、肖家骐，二人也都是先父的学生，我们4人在原禾川中学(即现在的任弼时中学)大门前右侧的一个亭子内开了一个会，由肖家骐主持，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并在这个会上我们4人大体上分了一下工。我和陈士斌分管东乡、左大元分管北乡、肖家骐管南乡、石琴没出席这个会，大概他就是管西乡了。会后，我和左大元、陈士斌2人交换了彼此交通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左的交通员，原来就是龙敏仁，陈的是陈护安(又叫陈老四，是陈启昌先生的弟弟)。我的是陈碧茵。这些人也都是大家原都认识的，彼此都较了解，信得过的。但在以后的互通情报时各人都用的是假名。我一般情况下的化名是“柳夫”，“柳拂”有时也用“陈明”“谭子藻”之类。
　　就在那天我从县城返家时，在我村西侧的“长岭”上，一行约10人左右的伪石桥乡公所的乡丁正在山上巡逻，不知是谁突然开枪向我射击，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当即就势倒地，滚到路边的小沟里，仔细观察事态的发展，我原以为自己已暴露，但看到他们并未继续开枪，而是在山冈上不停地往前走，才知他们只是在随意胡为，待他们走远后，我才赶快回家。
　　从此以后，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狠抓武装上。原伪乡公所警卫干事是刘南锡，那次事件他不在场。当时他并不想干了。还是我动员他继续干，他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在南京学了3年汽车修理，出师后正值抗战爆发才回的老家。后来我吸收他加入党组织。他的加入使我们开始控制了一部分乡里的枪枝，关于我在永新建立的党组织情况和发展的党员曾多次向有关组织部门提供材料，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未作深入调查，难免良莠不齐，但大部份还是好的。其中刘谦、刘黄秀、刘富德、刘南锡、汤水朵、眭细花等都是经受了考验的。但他们均受到不公正待遇。
　　第二次遇险是在永新快要解放的前夕，有一天陈士斌处传来组织上一封致山田周五常的信，要他将所有的人、枪带到“小屋岭”接受我游击队的改编，当即和刘谦于当天夜晚连夜赶赴山田，途经白土、梅田、和塘到达水西和山田交界处的一个哨口时，被周五常的哨兵扣下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有一个哨兵，把上了膛的枪口对着我的胸口，说我俩是水西李秀的侦探，扬言要就地嘣了。一听这话，我反而镇静了，原来他们两家有仇，所以显得紧张。经我解释说明来意，并表示一切待我见到周五常以后任由他们处置。但他们仍不放心，将我们关在了一间真正的牛棚里，里面有一大堆禾草，草堆边一头水牛正在吃草。我俩就着草堆躺在那里，被蚊子叮了个通宵。但在第二天还没天亮时，哨卡上的人从周五常处回来了，他们派了两个人客客气气的为我们带路，并引见周五常。我从手电筒内取出了预藏的信给了他。他看后很高兴，大酒大肉地招待我们一顿。表示愿按我党安排，照计划接受改编，饭后派了一名士兵护送我们到去三月坪的那个山坳上才回去复命。不久，该部全部改编为游击队，由石琴(郭岸)指挥。
　　永新一解放，我在当地参加了一段支前工作后，便由吉安地委组织部调地委党训班学习。在那里认识了段志德等一些女同志，结束后和段志德一道由吉安县委书记高继前带队去富田、东固一带搞了将近一年的支前、民主建政、剿匪反霸以及诸如查田、定产等土改的前期工作。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为幸福、满怀豪情的时期，无忧无虑，党指向哪儿就奔哪儿。其间也遇过不少惊险。如剿匪反霸时，为拦截一名给恶霸送情报的未觉悟的农民，竟与他一起滚下悬岩，幸好两人均未继续下坠，只头、胸部受了些撞伤。
　　总之，这只是一名普通党员所经历的点滴往事。和我一起战斗过的许多战友大部已不在人世，但仍活在我的心中。他们的牺牲或去世促使我提笔作此以志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