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鼎文，四川省罗江县人氏，当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还差两个月就拿文凭了，一位地下党员叫他放弃这张文凭，派他回四川老家搞钱，为地下党筹措经费。郭鼎文回到罗江，利用父亲的关系做生意，并发动父辈的朋友捐赠。
　　1948年秋，郭鼎文完成了100两黄金的筹募任务，飞抵南京胭脂巷20号我的家，即湘赣边工委驻(南)京沪杭办事处和联络站。适湘赣边工委上海联络站负责人甘群光在我家，郭鼎文当面交割，打开纹皮小箱，内装金条和少数银元，没有国民党银行的货币，一一点交给甘群光，由甘群光负责送往上级指定的地点。这100两黄金当场交接的情景，我和我母亲车玉如以及布置筹金任务的那位地下党员都是目击者。交接完毕后，甘群光布置给郭鼎文的下一个任务是继续筹措第二个100两黄金。郭鼎文没有丝毫疑虑畏难之情，于当天下午飞回成都。
　　甘群光将郭鼎文筹募到的第一个100两黄金送往上级指定的地点，回到南京后，带来蔡敏的口头指示：让第一个布置筹募黄金的那位地下党员割断与郭鼎文的联系，郭鼎文由蔡敏直接领导。此事只有甘群光、我以及第一个布置筹募黄金任务的那位地下党员三人知道。因此，当郭鼎文报告他已完成了第二个100黄金筹募任务后，蔡敏决定派肖光宇前往四川接收。据郭鼎文后来说，这第二个100两黄金交给肖光宇后，肖光宇据为己功，没有交给蔡敏，但对川北华蓥山根据地，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前夕，我结束了湘赣边工委驻(南)京沪杭办事处的工作，奉命撤往江西上饶。我带领一对夫妇，都是湘赣边工委成员的杨时民、徐静，成为一个小组，由我任组长，一道撤去上饶，成立湘赣边工委上饶联络站。当时临近解放，南逃的人很多，浙赣铁路已经秩序大乱，我们一进上海站就遭到国民党宪警的严历盘查。我怀抱婴儿，一行四人艰辛地到达上饶。杨时民是上饶人，他夫妇俩妥善安排，我们得以平安地迎接了上饶解放(5月4日)，成立了上饶联络站。5月下旬，甘群光、第一个给郭鼎文布置任务的那位地下党员等一行五人来到上饶，住进上饶联络站。不久，甘群光等前往赣南迎接蔡敏下山，那位地下党员被蔡敏派回南京整顿组织，他对我母亲车玉如说，假如郭鼎文再来访，因已奉命与郭割断联系，不必再理睬他了，也不要将我们的地址告诉他。
　　我和杨时民、徐静在上饶，由于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率部队前来上饶与五兵团会师，并将湘赣边工委下属的赣东工委移交给新成立的赣东北区党委，我们三人也被赣东北区党委分配了工作。我和徐静被安排在区党委机关报《赣东北日报》社，我任校对室主任，徐静负责资料室，杨时民被派往横峰县任文教科长。上饶联络站奉命撤消。
　　南京解放后不久，郭鼎文果然再次前往胭脂巷20号我的家。我母亲车玉如不敢告诉他那位地下党员的地址，也不敢告诉他我撤往江西。郭鼎文只得怏怏返回四川，从此，他失去了和湘赣边工委的联系。用郭鼎文自己的话说“完成了二百两黄金的任务，不但没有论功行赏，解决入党问题，反而搭进父亲的一只‘脑壳’(被镇压)”。姐妹兄弟受株连，自己被严格监控审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了一份工作，在罗江中学教书，娶妻生女。郭鼎文的妻子卓宗菊没有工作，还要抚养幼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鼎文印了五十份申诉书，然而投诉无门。他认识四川上层党组织的一些人，如重庆大有农场女主人饶闽模，是他干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周公馆”，就是大有农场捐赠的。但郭鼎文的“根”在江西，人家爱莫能助。
　　我的妹妹朱宝华，妹夫袁正伦离休后居住在成都。妹夫1983年因肺癌大开胸，从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易地安置，回到他们工作过多年的川西平原定居。当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亲赴成都，要四川省电子工业厅买下五室一厅的住房，供他们夫妇和子女同住，共享天伦之乐，恰逢我的母亲也在成都。
　　郭鼎文通过四川上层党的关系，于1989年辗转认识了我的妹妹和妹夫，我妹妹请郭鼎文住在成都等候，同时通过关系通知第一次布置筹金任务的那位地下党员前往成都与郭见面。那位地下党员延至一个月后始抵成都，但没有为郭鼎文解决什么问题，只是交待他回广州时路过贵阳与俞百巍会晤一次。
　　虽说郭鼎文没有得到什么帮助，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忿怒忧伤，心态仍然平和。听说他当时曾讲过：“既然当年是蔡敏叫他割断与我的联系，责任就不在他。我今后还是愿意做些富国强民的工作，打算在广州近郊办农场，与人合伙，广种桑麻果蔬。”有这样的胸襟，他虽不是党员，却不输于某些党员。
　　郭鼎文回到广州后，办起了农场。他得知蔡敏正在广州女儿家，与熊荒陵合编《中共湘赣边工委革命活动纪实》一书，便前往探望，此时蔡敏身患癌症，精神、体力均感不支，仅交谈了十分钟。因此，《纪实》书中仅在结尾处有几句话：“1949年春，曾派肖光宇、郭鼎铭(郭鼎文又名郭建铭，不叫郭鼎铭)到四川筹集经费，及开展其他活动。肖光宇经过一段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了仁寿县”(全书结束)。
　　不久，蔡敏病逝于北京。稍后，郭鼎文也病逝于广州中山医院，四川罗江抛下孤儿寡母，据说卓宗菊曾给江西多次写信，意欲求援，但无何反响。其实，江西地下党解放后不少人处境也很艰难，或打右派，或劳改多年，甚至有判死刑的。如果遭到这些恶运，恐怕就顾不上其他“涸辙之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