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朱桂芳同志劫后重逢中不多几次交谈与通信里，她忆昔怀旧、不胜感慨地说起过郭鼎文的人生经历，听后动容不止。
　　我们投身白色恐怖中的地下斗争岁月，惯见过出没狼窝虎穴、从容谈笑、机敏取胜的场景，也有直面明火执杖、真刀真枪与敌军警宪特厮杀、马革裹尸的恶斗；但也存在着举重若轻、俯首低调、默默作出巨大贡献，然后又悄然被搁置一旁直至油干灯灭的献身者，郭鼎文就是这样的人。
　　古人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凄凉，但很悲壮。扼腕长叹，还有不少辉煌的故事可供咀嚼、传颂，如同荆轲、诸葛武侯、岳飞、史可法、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先贤。
　　可现实生活中，历史长河里，更多的是些“出师已捷身未死”的人，比如说革命胜利了，他或他们却身遭大颠倒，大逆转，甚至彻底的完全的大错位。革命者变成了“反革命”。原先是摧毁敌人牢狱，解救别人脱离苦海的，胜利后，自己倒身陷囹圄、百口莫辩，乃至被枪崩掉“脑壳”……过去对“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诗，以为是读懂了的，其实没有。原来成千上万的枯骨里，还有未战死的活生生的人，当光明与黑暗交替后的一瞬间，本应是欢呼雀跃的幸存的战士，却突然沦为阶下囚，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坐以待毙。
　　我和朱桂芳同志都说：我们有责任把他的名字留下来。
　　有人说：从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我们说，郭鼎文这个名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湘赣边工委，湘赣边工委的胜利也离不开郭鼎文、李鼎文、王鼎文……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难得郭鼎文有这样的胸襟，当人财两空、历尽劫难后，还掷地有声道：“我今后还会去做一些富国强民的工作。”他病逝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和人合伙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农场。听说蔡敏也在广州编写湘赣边工委史时，他去探望了已身患绝症的蔡敏，既没有怨恨，也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所考虑的是下一步自己还能做点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富国强民”。他虽因种种原因，没有被湘赣边工委接纳为地下党员，但他的所作所为绝对不输于某些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靠一张党票撑起来的，我们以湘赣边工委当年有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
　　有同志可能会问：郭鼎文真的筹募到那么多黄金吗?200两黄金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如果告诉他，郭鼎文的父亲掉了“脑壳”，他反倒立即就相信了，甚至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意料之中的。这种思维习惯我们并不陌生。
　　比如，我们湘赣边工委有位党员周慧吉，当年是位在校的大学生，他在地下斗争时期让主持家政的长辈变卖掉数十亩田产，捐给地下党充作经费。十年动乱中，一些“义愤填膺”的造反派却以此为“证”要把他定为地主分子。
　　湘赣边工委另一位汤之驹同志，1948年11月在上海被甘群光派回广丰，将俞百巍等同志在广丰筹集到的黄金、银元送去上海，作为工委的活动经费。一个多月后，汤之驹在得到甘群光的通知后，身着国民党军官服，携带着国民党军官差假证，将那笔黄金、银元送来上海交给甘群光，汤在几次接触中，亲眼看到了一身西装革履的甘群光“他身有金银款项，而生活节俭”(汤回忆文中语)。在外面谈工作时，“饿了就在小摊上吃阳春面”(无任何肉、菜的光面，为上海老百姓最起码的充饥食物)。
　　与甘群光屡有接触的陈国琛同志也曾对我说过：甘群光同志是位人品光明磊落，生活俭朴清廉的老同志。
　　郭鼎文筹募来的第一个100两黄金交给甘群光，他一定会负责送到蔡敏指定的地方。但当时湘赣边工委刚经历过国民党保安团的一次大规模的“清剿”，交通环境十分险恶；再则福建又发生了一起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徒步返回省委途中遭乡间歹徒杀害的事件。估计，甘群光不敢单身携带这100两黄金送往湘赣边工委机关所在的山区。但在俞百巍写的《中共南昌特委确实存在过》一文中，曾留下这样一段话：“特委成员曹伟民和陈琛等由蔡敏另外建立支部，通过裕民银行上层人士贺济苍保护资财，后来向军管会交去黄金120两。”这些年来我和原曹伟民支部的曹群、刘开树，和原湘赣边工委直属南昌小组组长吴怀书有较多的接触，未听说过其他人有过大额黄金的捐赠，想必这裕民银行解放后交给军管会的120两黄金中，很可能就有甘群光寄存在贺济苍处的郭鼎文筹募的那100两黄金。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朱桂芳同志和我曾为寻找郭鼎文遗孀卓宗菊及其女儿，几次写信去四川，其中一次是写给罗江中学党支书和校长的(郭曾在该校任教)，均如石沉大海。
　　在本文结束时，谨请能读到此书并知晓郭鼎文家人卓宗菊女士居住地址的仁人志士，将其联系处告知我们，希望我们能为之做点什么。我们的通讯处为：南昌，八一大道371号江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邮编 33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