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区合作社有计划地发展分社，是在1940年春天。当时主任刘建章同志，认为合作社资金太少(只1.6万元)，在人民生活及生产中，起得作用很小。他又想到，只有大量地组织民间资金，解决人民困难，真正做到为社员服务，才是合作社牢固与发展的唯一出路。但要大量组织民间资金，就须一方面使人民有利益与自愿；另一方面股金不能限制在几毛几元的数量上，而要提高到数10元或百元为一股。为了达到发展分社的目的，区社在1940年春，便拨出3000余元，同一时期在三十里铺、沟门上、南庄河、罗家崖等地，修了5个骡马店，作为吸收入股建立分社的基础。但开始生意清淡，直到秋后，生意才比较好些。以后即有个别群众看到能够赚钱，愿意入股合伙经营。在这种合伙经营办法中，每个骡马店，都渐渐集中了一些私人资本。这些骡马店，以后都变为南区合作社各分社的组成部分。但各分社的组成和发展，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演变过程，以及互相间的密切联系。兹将其组成经过，介绍于后。
　　一、三十里铺分社
　　1938年冬，南区合作社为便利一、七两乡社员交换，反对商人抬高市价(当时敌机轰炸延安，有些商人逃到三十里铺高抬市价)，在三十里铺设了一个分社，资本200元，干部3人，全系区社拨出，做了9个月生意，赚了50元。当时主任高启贵，不接近群众，他老婆又经常跑到合作社坐在栏柜上，因此当时有“红鞋铺”之称。高启贵以群众不满，无法继续经营，区社也以高启贵不能称职，又无适当干部接替，于1939年春，便宣告结束。
　　当时这个分社是一种分销处的性质，在扩大合作社的力量与作用上，意义不大，同年11月南区区长张和堂(现南区合作社副主任)为着补助机关生产自给，乃利用原来三十里铺社址，重新建立分社。这次分社的建立，转变了过去分销处的性质(分销处是出区社分出资本干部建立的)，招收人民入股，首先利用亲朋关系找到当地商人文表六负责组织私人资本，当时公私资本计区政府入股100元，区社入股200元，由张和堂、刘建章、文表六各利用社会关系，共吸收了7个社员。计股金700元。当时订有合同(即章程)一纸，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一)社员入股退股完全自由自愿；(二)每社员入股最少100元，最多则不加限制；(三)盈余赊酌提公积外按股分红；(四)社员有困难时，合作社给予借贷、赊货、担保、帮助；(五)合作社业务性质不限定；(六)工作人员由入股者直接推选；(七)工作人员待遇作份股；(八)工作方针受南区合作社的指示与领导，作为南区合作社的分社。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些规定如一、二、五、七等项是不合乎合作社的原则的，便不敢称之为合作社，而名之为兴华号。开始只一个消费部，后来发展到建立挂面铺、骡马店、饭馆等4个单位。但当时有个别干部主张取消这种组织，理由自然是这种办法不合过去合作社的公式的原故。而刘建章同志则认为这种办法是对的，始终坚持不解散。经过一个时期，得到县政府和建设厅的同意，乃改兴华号为三十里铺分社。现已扩大股金计14万元，社员300余人，去年一年供给社员必需品50余万元，为社员节省5万余元。组织运输队牲口36头，推广妇纺100余人。
　　三十里铺分社组织的成功，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才开始解脱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束缚，才从单纯消费，限制股金，限制分红，限制退社等小圈子里冲出来，大踏步地向前开展，陆续组成了4个分社和联系着的10个工场和作坊，以及100头骡子的运输队。
　　二、南庄河分社
　　1940年秋，南区合作社同光华商店伙买粮食40石，因窖藏不善，霉烂20石。南区合作社乃呈请边区政府准予酿酒，得政府同意，区社即利用南庄河骡马店基础，找到该村农民余起应，以集股蒸酒相号召开始，组织了社员30人，集中股金2000元，区社将霉了的粮食20担，作价1000元，入作提倡股，酒蒸出后，脱售甚快，赚净利2000元，按股分红一次，每元分6毛。由于蒸酒营业的获利，提高了群众集中资本，经营工商业的信心。于是将合伙蒸酒的资本，创办了南庄河分社。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酒已不蒸了，但股金发展至2.6万余元。而且奠定了新合纺织社的基础，成为推广南区妇纺的发祥地。
　　三、沟门分社
　　南区合作社成立之初，地址原在沟门。1939年区社移到柳林子，留下一些房产折价200元，由李生章同志联络私人合伙入股约300元,当时是区社一个分销处的小铺子，作用不大，发展比较困难。1940年，区社感到扩大股金困难，力量不能增大，作用也就无从发挥。后来经过理事会的讨论，认为扩大力量的有效办法，是采取建立三十里铺的经验在各乡建立分社，在区社这样一个企图之下，沟门分社乃改变作法，学习三十里铺分社的经验，经过李生章等同志深入群众宣传，吸收了10个新社员，扩大股金1000元，区社也帮助入股1000元。由社员推选主任1人，区社派会计1人，雇伙计2人。资金增大，干部加强，也就能在群众生活中起些作用，第一个月赚了300元，供给了周围社员大量必需品，并为社员垫缴公粮尾数20石，公盐代金尾数900元。并举行临时的信贷、赊贷、及担保等事。经过这些工作，群众中互相宣传，影响很大。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每月又分红8角。此后群众便自动入股3万余元。现股金发展至15万元，社员300余人。去年一年销货30万元。并开有骡马店及皮坊各1处。
　　四、罗家崖分社
　　1938年冬，南区合作社三、五、六乡(杜甫川)的社员，因为到柳林去买货很不方便，所以在扩大股金时，这几乡社员表示不愿入股。为便利社员起见，区社乃抽出资本700元，派高启贵等3人，在罗家崖设立分销处(分社)做了7个月生意，因为经常赊帐，资本周转日益困难，业务不能维持，扩大股金也受影响。7个月后资金全为赊帐所侵蚀。区社也无法继续支持，乃宣告结束。1939年春，区社感到延安鸡价高涨，鸡蛋奇缺。刘建章和张和堂(当时区长)两同志就提议利用罗家崖旧有房屋和土地，设立养鸡场。计划养鸡800只，小鸡由每乡社员各征求150只，算作入股，由王天经同志主持其事，后因鸡瘟流行及人事不当，此项计划终至流产。这是在罗家崖第二次建立分社的失败，而其主要原因，均为事不得人。
　　1941年春，区社有了建立三十里铺等3个分社的经验，又决定在罗家崖组织分社，并接受了过去两次失败的教训，在负责人的选择上，曾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向县政府要求派来原任三乡(罗家崖)乡长方登山。由他负责发起，先在群众中扩大股金，区社认提倡股3000元。经过他20多天挨门挨户的宣传(因过去几次失败，群众一时不信任)，组织了30个社员，扩大了2000元股金。方登山同志在担任乡长期间，对群众关系极好，开始组织分社，初虽无人表示积极参加，但一般都表示着一种热望，希望能够搞好。他集中了5000元资本以后，首先设立了一个消费部，经常给社员赊货，临时借贷，并代垫公粮尾数6石，公盐代金尾数1万元。经营上除供给群众日用必需品以外，又贩粮食倒牲口，赚了3000余元，每元分红6角。因为以上种种原因，4个月结账后，群众便开始自动入股。在这一期间，又提出土产可以折价入股，价格比市价提高20%。两个月内发展股金2万元。于是合作社在群众中的信仰逐渐提高，现股金扩大至90万元。推广纺毛妇女200人。代缴公粮190担。组织了30头牲口的运输队。这是南区合作社各分社中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一社。
　　五、新合纺织社
　　1940年南区合作社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刘建章同志提议，要在三四年之内，经过合作社的工作，由全南区人民自己动手，来解决穿衣问题。这一提议为代表大会所通过。南区合作社就积极规划这一决议的实现。1941年春区社副主任张和堂同志到碛口卖货，经过刘建章同志专门的联系，在佳县找到了1个熟练工人，买了1台手拉机。6月间在南庄河分社地址开始建立新合纺织社。纺织社是由区社及分社联合组成，股金1万元，区社入股3000元，5个分社入股(消、生、运)合计7000元，招集工人生产，其社员为南区合作社及其分社。而纺织社一切工作又由区社理事会决定，并受区社主任指挥。会计仍然独立，但无社务组织(社员大会理事会等)。
　　纺织社所以如此组织，是由于南区一向无纺织基础，经营工业又无商业获利之地，群众对之多无信心，入股更无可能。因此倡导之初，只能由合作社集资经营。这种新的组织形式，适合当时当地成立条件。成立之始，仅1万元资本，1个工人，3个学徒，内部工作全由工人负责。伙食及原料供给，由南庄河分社及区社负责筹划。纺织社内，除工人学徒之生产开支外，无其它管理费用。在节省开支，培养学徒，推广妇纺，以建立基础的方针下，经过6个月的摸索与奋斗，训练了学徒3人，发展妇纺百余人。在此期间耗费甚小，奠下了纺织社的坚固基础。后边区银行又入股2万元，目前已有织机8台，可月产“半洋布”80匹，发展周围妇纺近400人。最近准备在各乡招收学徒，推广家庭织布。
　　新合纺织社，在发展南区妇纺中，已起了核心作用。目前又将成为训练南区织布工人的学校，推广织布技术的指导所，因此新合纺织社的成立，对发展南区纺织业，有着重大的作用。
　　六、柳林织袜社
　　1942年2月，南区合作社为了发展生产，计划组织织袜合作社。在当时工人、工具、资本一无所有。经过刘建章同志1个月的努力，首先找到了1个为自己生产的织袜工人，有技术有机器；而资本困难，学徒又无来路。刘建章同志以合伙经营的条件，吸收了这个工人及两部袜机。技术和工具已算初步解决，资本终无着落。刘主任经过一番考虑与计算之后，提出了“向织袜社入股20元，保证两个月后分袜子1双”的口号，3个月内扩大股金5万元，入股者300余人，半年内扩大袜机至9部。产量最高时，月产毛袜线袜200余打。目前因学徒流动性太大(学徒多系工属)，致生产效率不能提高，现决定同新合纺织社合并，以节省开支加强管理。
　　七、制毡及其他
　　(一)沟门榨油社——1939年冬，新华化学工业合作社成立之初，需要大批老麻油。南区合作社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化学合作社订立合同，由化学社预付油款3000元，工合事务所贷款600元，其余榨油等工具由合作社拨款购置，贷款及订贷款则为购原料之用。经过两个月的筹备，10月间开始出油，后以麻籽供给不易，经营不善等原因，亏本2000元，3个月后即告停业。
　　(二)沟门制粉社——在同年1O月间，区社为便利社员粉条的供给，并藉粉渣喂猪，供给延安肉食消费，同时还可赚钱，这种计划确定后，首由工合事务所贷款200元，利用榨油社房屋及设备，并派人至瓦窑堡找来制粉大师傅仁登科等3人。采用资本与劳力合作的办法，开始经营，除便利人民粉食外，每年获净利1万元。劳力与资本合作，在很小的作坊中，可以提高工人劳动热忱，减少各种浪费。1942年因喂猪30头传染瘟疫，完全死光，因此粉社元气大伤，乃转变制粉业务，改为制毡生产。
　　(三)沟门制毡社——1940年2月份，区社同光华商店合作，在靖边同当地老百姓伙营抓绒场。计抓绒5000斤，后以出售不利，并利用榨油社及制粉社剩余财产，由仁登科到瓦窑堡找了20个制毡工人，仍采用资本及劳力合作的办法，除管理及伙食费用外，盈余部分，资本与工人各半，不到一年已制5900条，运销友区。
　　八、运输队
　　南区合作社领导下，在去年11月以前只有100头骡子，经过近两个月来的发展，现有130头骡子，60头毛驴,30头骆驼的强大运输力。这些运输队的成立，都是以运输合作办法组织起来的。
　　南区合作社组织运输队，开始于1939年冬。当时南庄河脚户刘建加个人赶脚，资力不够；合作社此时也要成立运输队，于是合作社就同刘建加合伙经营，当时确定成立运输队，资本5000元，刘建加3头骡子折价1500元。合作社拿3100元，买了7头毛驴，开始12头牲口，赶了3个月。以后经过合作社许多骡马店及这个运输队的联络，由甘泉刘永祥、安塞王步奎等将自己的10头骡子，加入合作运输队，牲口折资本，人折份子。运输队由12头牲口，扩大至22头。有了刘永祥、王步奎，运输队的人力也加强了。因经营得法，3个月赚了3000元。1940年光华商店经理因商店运输队经常亏本，找不到好的负责人，乃抽出4.5万元，向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入股。规定三七出资(合作社三成商店七成)，对半分红(商店十分之五、合作社十分之五，合作社的十分之五，又以五分之四分给群众，如队长入份子及其钱股等)，因为资本增加，力量也就逐渐壮大。此后因区社及分社骡马店同脚户的联系，经过脚户联脚户的关系，1941年牲口扩大至180头(骡驴)，1942年又加改编，将所有毛驴换成骡子，不壮的骡子一律退出，现编成骡子100头，成为今年运盐5000驮的基本力量，这是南区合作社第一运输队。
　　今年提出运盐5000驮的计划以后，采取运输合作办法，在南区境内，又新组织5个运输队，计骡马30头，毛驴60头，并组织榆林脚户骆驼30头。
　　今年运输队的组成，首先采取了如下的办法：(一)“三七”出资(合作社三成，群众七成)，“二八”分红(合作社二成群众八成)；(二)商得政府同意，常年运盐牲口，缴公粮时不算副业收入；(三)运输队缺乏资本时，由合作社负责调剂；(四)由合作社设立运输补充队，帮助各运输队医疗及补充牲畜。在这些办法确定以后，由区社及分社主任分头下乡，物色会赶牲口，在群众中又有相当威信的人作运输队长，并以上述办法相号召。经过20天的努力，三十里铺分社主任陈应贵，找到同村的青年主任阎步胜，要他当队长，由他首先入了3头毛驴，并经过他的社会关系，又组织了15头，这是南区合作社第二运输队。区社副主任茆克业，先到一乡找到他妻哥封世英，封世英原有10头牲口经常驮柴驮木炭。经过一番组织后，扩充至20头，变为经常运盐牲口，一切由合作社指挥。这是南区合作社第三运输队，其余第四队有骆驼30头，第五、六队有毛驴骡马50余头，其组织办法相似类。
　　九、运合过载行
　　1942年春，南区合作社以生产消费等业务日益发展，需要进一步了解商业行情，并与商场取得密切联系，同时为了建立运输队的专用枢纽，提高运输效能，减低区社及分社原料及必需品购进的成本，提高土产品售出之价格等原因，由区社及分社集资42万元，同延市群众合作社联合在延安新市场建立运合栈，经营运载行业务。干部由区社及分社调派，又由区社及分社主任合组理事会，决定营业方针与干部任用，有经理1人，秉承理事会决议，处理一切工作，所得盈利按股分配。10个月来提纯利仅60万元，在了解行情推销土产与购进必需品等问题上，都起了调剂作用，特别是对运输队的业务有如流水之于源泉与河海，其对运输业之牢固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尾语
　　以上各个分社的组成，各有其不同的形式与特点。但一般的一切工作是服从区社的计划与方针，接受区社的检查与指导，而各分社在营业上组织上又各有其独立性，在合乎区社总的方针下，其发展与活动，不受区社任何拘束。
　　各分社的成立与发展，是区社力量的壮大、作用的发挥与基础的加强的重大原因，没有分社，单靠区社不能完成便利人民的任务，同时由区社倡导，吸收当地的人民入股，组织各种分社，以及合作社的业务采取综合的责任是必须的。
　　其次，南区合作社各分社的建成，多是经过了失败才成功的，因此，在没有或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失败并不可怕，只要能在失败中找到教训，在成功中找出经验，本着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精神去做，最后是一定会成功的。
　　(原载1943年2月17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