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而得出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援。但是，要完成这个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畏艰苦，顽强奋斗，把本国的事情做好。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排除万难，同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同党内出现的阶级投降主义和党外出现的民族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领导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全国革命胜利。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建党以来革命斗争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环境的需要，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充分体现了延安时期一代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是延安精神的主要标志和根本内容。
　　(一)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南部近三十个县，土地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五十万。陕甘宁边区的北面和鄂尔多斯沙漠相连，南面伸延到渭河流域边缘，西面紧接甘宁高原和六盘山山麓，东面以黄河与山西为界，平均海拔高度达一千余米。
　　由于地处黄土高原，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大部分地区是漫漫黄土和滚滚流沙。这里气候恶劣，春季多风，夏季多冰雹，秋季降霜早，冬季冰雪覆盖。旱、涝、雹、冻等灾害接踵而至，连绵不断。再加上红军到来之前，军阀、官僚、地主、土匪的横征暴敛，造成了这一地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工农业生产很不发达。劳动人民终年辛劳，难得温饱，长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钉”的艰苦日月。红军初到陕北后，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钱，一元钱的月薪，连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毛巾、鞋袜等都无钱购买，并且还面临着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剿”。更何况红军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休养生息，而是北上抗日，这就需要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来进行英勇的奋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推行5次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的“总力战”，其目的是妄图隔绝和消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打击和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实力，以便牢固地控制它的占领区。为此，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毁坏了大量的可耕土地，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人民军队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抗日根据地，采用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使华北一些抗日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进攻，以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943页)
　　与此同时，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虽未像汪精卫集团那样公开投降，但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和动摇。他们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他们不仅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在陕甘宁边区集结了胡宗南部30万人，构筑了三道封锁线，一万多个碉堡，进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扣留海内外爱国人士支援边区的一切钱粮物资，阻挠边区的对外贸易，妄图困死、饿死边区军民，达到不剿自灭的目的。这些都给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穿的都是补丁衣，吃的都是黑豆、秕糠和野菜。许多指战员因饥饿引起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在寒冬腊月、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的战士们仍然穿着夹衣，打着赤脚。由于内部生活的困难和外部敌人的进攻，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消弱。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到1942年的30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到11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千万以下。这种严峻的困难局面，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二)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
　　中国共产党要在上述环境下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需要伟大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为此，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实际问题，在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了大量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开始就表现得比较明显，并在重大的革命转折关头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指导思想提出和运用是在延安时期。在这之前，由于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还不能为全党所接受，我党也还不具备运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条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之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的问题才成为可能。特别是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规定今后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宜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国情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有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贯彻到了各项革命事业之中，并在许多文章中进行了论述。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军事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国共关系方面，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之后，为了从战略思想上批驳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之战略作用的错误，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集中而系统地论述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1938年9—11月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1939年9月，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在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过程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文章，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已成为延安时期全体党员的共同行动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理论与实践在延安时期已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一致行动，在这之前尽管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号召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是，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有统治地位，不少党员还在围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到抗日战争时期，王明于1937年11月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到延安，到延安后仍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提出一整套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对此，毛泽东以及党内的其他同志给予了坚决的抵制、批评和斗争，很快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充分表明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和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已为全党所接受，同时也证明了全党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不仅为延安时期的全体党员所接受，而且成为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行动，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使之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成为伟大的延安精神的根本内容。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依靠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耕耘收获，繁衍生息，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古代文明。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以简陋的工具围猎捕食，与凶猛的野兽进行搏斗，以树叶岩洞遮风蔽寒。在我国文明的史册上，记载着无数艰苦奋斗的动人事迹。如：大禹治水、短农草鞋，昼夜不息；张骞通西域，不畏艰险，含辛茹苦；郑和下西洋，前后28年，往返7次，纵横10万海里；唐玄奘取真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等等。尽管动机不同，但却反映了我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劳俭朴的思想品德。这种精神世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成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的基石。
　　自从1840年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便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着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斗争中，不少志士仁人为使祖国独立、富强，不远万里到西方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为革命在国外奔波劳碌了大半生，其结果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得而复失，并没有得到来自西方的“先生们”的支持。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既定方针是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而不是使中国走独立富强的道路。血的教训使我们终于明白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打败帝国主义，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这是对中国革命百年求索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下，在祖国沦亡的危难中诞生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确定了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否则只有失败。这一点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有着成功的经验，也有着沉痛的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完全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放弃了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看不起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妄图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其结果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那些意志薄弱、目光短浅者被反革命的屠杀政策吓破了胆，他们在艰苦和困难面前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的退党，有的投敌。大浪淘沙，真正的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在血的教训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于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及各地武装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中国的夜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反对本本主义的呐喊，给在苦难中奋争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了各地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独立自主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一条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但这条道路违背了国际指挥的原则，突破了城市暴动的样板，为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所反对。他们处处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满足于背颂马列主义的词句，企图依靠别国的经验和国际的指挥来进行中国革命，不研究中国的国情，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其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险些断送了革命，断送了红军，断送了中国共产党。血的教训，再一次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于是才有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革命危急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是独立自主原则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开始。
　　另外，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延安时期的实践特征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陕北十三年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和发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不久，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派往华北的侵略军，从15万逐渐增加到30万，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并且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下，气焰十分嚣张。面对日寇的强大攻势，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的路线，单纯依靠政府军队打正规战，其结果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华北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这时八路军只有武器装备很差的3万多人，如果和敌人硬拼，打运动战必然会失败。因此，八路军开赴华北后不是集中在一起打大仗，而是遵照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组成许许多多的带工作队性质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动员和组织迫切要求抗日的群众，开辟敌后战场，进行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建立起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19块抗日根据地，建立起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使日本帝国主义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非烧死不可。到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发觉自己的后方遭到抗日游击战争的严重威胁，不得不把其主力转移到后方来扫荡各解放区。这样，解放区的军民在既无外援，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部侵华日军的60%以上，成为坚持抗日的中坚力量，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是我党独立自主原则在抗日问题上的充分体现。
　　(二)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并经过巨大努力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因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它关系到抗日战争由谁领导，依靠什么力量，能否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大原则问题。为此，我党坚持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促进了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发展，使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得以在八年抗战期间保持下来；使我党既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在抗战期间充分发扬了民主，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实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这一原则的提出、实践和坚持，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一个党向另一个党发号施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更加成熟和发展，并为全党所接受。这期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抗战的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才有力量抗战到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专门召开的关于中国抗战问题的会议上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回到延安后，便系统地提出一整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抹煞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
　　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完全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结果，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思想路线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次党和毛泽东同志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同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并派人直接向共产国际申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使王明的右倾错误只在局部范围内影响了党的工作，并很快加以克服。到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的右倾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上来。很显然，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共产国际错误指导路线的抵制。
　　还有，在延安整风期间，季米特洛夫根据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向莫斯科反映的大量无中生有和毫无根据的情报，给毛泽东写信，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要“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出在党之外”。对于这种歪曲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干涉我党内部事务的行为，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给予了正确的处理。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请他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做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的工作，向他说明中共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情况，不要做歪曲事实的汇报，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在这个问题上，党和毛泽东同志既坚持了原则，又维护了友谊和团结。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苏联领导人由于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性质，认为中共不应也无力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让我党放弃武装，加入国民党政府。而且为了寻求对美国的妥协，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要中国人民切勿进行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仍持怀疑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面对着来自国际上的这种压力和迫在眉睫的国内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提出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顶着了“不准革命”的错误干涉，依靠人民的力量，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决战，终于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四)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
　　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下，从1939年起、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大生产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到1941年形成高潮。这年初，八路军120师359旅的全体指战员在王震同志的率领下，开进了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这里是延安的南大门，方园100平方公里古木丛生，到处是一丛丛、一簇簇带刺的荆棘和盘根错节的山桃树，并常有野兽出没，给部队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然而，他们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响亮地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没有农具，就用废铁自己制造；没有房子，就地搭窝棚、挖窑洞，甚至野外露宿；没有粮食吃，就挖野菜，摘野果，打猎充饥。战士们每人只有一套破烂不堪的衣服和难以御寒的单薄被褥。就这样，他们起早摸黑，开荒种地，全旅上下，从旅长王震到公勤员、随军家属一齐行动起来，尤其是干部们的表率作用，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旅长王震吃苦在前，成绩卓著，被评为劳动模范；团长陈宗尧患了重病也要坚持完成开荒任务；政委左齐因在抗战中失去了左臂不能挖地，就帮炊事员烧水、做饭，并挑送上山……。在干部们的带领下，战士们你追我赶，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忘我劳动场面。他们早起晚归，披星戴月，每天劳动10个小时以上，使领导不得不做出“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的奇特规定。模范班长李位在一次开荒竞赛中，经过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三亩六分七的最高纪录。一位老农赞叹说：“二头牛一天才能耕二亩地，他一把镢头就能挖三亩多，真要气死牛了。”“气死牛”李位式的人物在南泥湾层出不穷，他们用惊人的毅力创造着非凡的业绩。
　　经过二年多的艰苦奋斗，到1943年，359旅开荒10多万亩，种植了粮食、棉花和蔬菜，做到了粮、菜自给有余；还养了九千头的猪、羊和数百头的牛，平均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建设了新窑洞和平房，并组织家属纺线织布；使全旅兵强马壮，衣食住行样样齐备，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稻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塘”的陕北江南。1943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高兴地说，同志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同志们越胖了。还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在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边区军民白手起家，先后创办了纺织厂、兵工厂、石油厂、化工厂、造纸厂、火柴厂、肥皂厂等许多小型工厂，使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1938年到1944年，边区的工厂由4个发展到77个，从业人数从65人发展到1.2万人，这些工厂的创建和发展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大光纺织厂厂房是木桩子和破帆布支起来的；机器除了从山西购买的四架铁机外，是边区修械所纺造老太太的纺车造成的小木机；工人是从部队抽调的一部分战士。炼铁厂也是自己动手打窑洞、盖厂房、修炼铁炉。没有耐火砖，就用陕北的白坩磁土代用，没有焦炭，就用木炭来烧。就这样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工人的情况下，边学边干边试验，经过27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终于炼出了铁。
　　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生产的产品不仅部分或全部地满足边区军民和工作人员生产生活的需要，还远销外地，换回布匹、药品等，使延安的商店由抗战前的123家发展到1943年的473家。
　　在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劳动，亲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为军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他们的带动下，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
　　大生产运动是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凯歌。通过大生产运动，有效地克服了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显示了我党抗战建国的毅力和才能，提高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济建设工作的人才，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五)艰苦奋斗，转战陕北，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我军粉碎后，集中90个旅近70万军队向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集团调集23万兵力，在空军和地方军阀的配合下，向党中央所在地猖狂进攻，叫嚣三天之内攻克延安，摧毁中共指挥中心。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及延安军民在西北野战军的掩护下，有组织、有秩序地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同敌人周旋，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转战陕北的一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在这一年多的严峻日子里，党中央毛泽东和军民一道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几乎每天都是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度过的。白天行军，太阳象贴热膏药，紧紧贴在身上；夜里行军崖陡沟深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山涧里去；遇到暴雨，眼睛睁不开，气也喘不出来，衣服湿得贴在身上冷得发抖；并时常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竟与敌人同宿一山，山下是安营扎寨的数万敌军，山上便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他们和老乡一样吃整黑豆、整玉米、小麦粒、粗高粱、米糠做成的糠窝窝等。为了调动敌人，并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他们跋山涉水，穿越了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12个县行程1000多公里，先后在陕北37个村庄居住，胜利地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沙家店、宜川等战役。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彭德怀同志指挥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爬山越岭，如蛟龙戏水，游行于千山万壑之中，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通过上述战役敌人被我军打得丢盔弃甲，我军取得了歼敌7万余人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发动的重点进攻。
　　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又指挥人民解放军，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延安时期的理论特色
　　(一)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
　　独立自主强调的是事物的独立性、与它事物的区别性，即事物的特殊性。只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掌握各个矛盾的特殊本质，才能科学地认识各种事物，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毛泽东选集》第l卷第309页)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事物之间这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决定了一事物与它事物既是联系的，又是独立的，因此，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自力更生与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保持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执行。所谓自力更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也即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外部，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事物运动发展的第一位原因，一事物和它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还在《实践论》中强调，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中国人民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夺取胜利。
　　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所谓艰苦奋斗，即不畏艰难困苦，同一切困难作坚持不懈的斗争。艰苦奋斗的关键在于“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私利，甚至生命。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延安时期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了解和掌握国情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任何人背离国情去主观臆造各种美好的社会改革方案，都将会遭到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坚持了以正确的国情分析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毛泽东对民主革命时期国情分析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明确敌、友，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延安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毛泽东对各个阶级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全面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在我党的推动下形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在统一战线内存在着两条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抗战指导路线。我党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军事战略策略上的独立自主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始终在敌强我弱、外援极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便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人们一提起延安精神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是在延安最困难的时期，在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的严峻形势考验面前的唯一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伟大的延安精神，这是当时的国情决定的。我们必须牢记毛泽东的话：“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三)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党的群众路线，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力量源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邓小平文选》第327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是正确处理阶级、政党之间关系的理论原则
　　在中国革命中，如何处理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这是为抗战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失败的教训所证明了的真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要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要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与独立的关系，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阶层、政党之间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始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并“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不是执政党，不掌握全国的政权，但却在争取抗战的胜利斗争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其关键就是因为共产党提出并贯彻执行了唯一能使抗战取得胜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看到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抗战的要求和行动，又看到了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未因抗战而改变。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仅是正确处理国内阶级、政党之间关系的理论原则，也是正确处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因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主要任务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故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既有互相影响、互相援助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着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独立性。如何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这个问题处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对共产国际采取了尊重和团结的态度，对苏联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支持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把独立自主作为我们的国策，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322页)党的十四大再次重申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出：“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总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和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