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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第九章 民主团结

罗忠敏,崔岩主编


  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它不仅是指政体,首先是指国体,指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团结,可以说是一种力量的结合,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或完成共同的任务而实行的联合或结合。民主和团结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团结,只有高度的民主,才能有广泛的团结。民主团结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理想,也是实现美好理想的路标。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封建专制为敌,为中国的民主团结而呐喊和奋争。到了延安时期,红军时期民主团结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完善,无论是民主团结的范围、内容、形式,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民主团结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延安时期的团结,是以抗日为前提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最民主、最团结、最进步的地区,成为激荡全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一)民主团结是延安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空前深重的灾难,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使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陷入破产和失业境地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抗日和民主。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日益衰落,迫使民族资产阶级也转变了政治态度,表现了对蒋介石反动政治的绝望,要求停止内战,保障人权,全国一致对外。国民党营垒内部也发生变化。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为此,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成了民主精神的发展和成熟。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没有团结,便无从抗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真正的民主和坚实的团结是不行的。必须把政治制度上的国民党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才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解放区战场成为民族抗战的主要战场。面对日伪的残酷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另一方面搞好根据地建设,通过延安整风,增强党内外的民主和团结,统一全党的思想,以便更好地战胜困难。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举国上下人心思安厌战,向往团结统一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政策,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二)民主团结是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
  当资本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禁固的大门之后,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怒吼,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觉醒,也使人们呼吸到了一丝民主的春风。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的变法维新,要求以西方的君主立宪代替中国的封建专制,这无疑是开近代中国民主运动之先河。辛亥革命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治国方略,使中国有了总统、内阁、政党和国会。然而,封建专制的污垢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清除掉的,这些西方民主的形式很快成为徒有虚名的北洋军阀掌中的玩物。在为民主团结而呐喊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联合起来,掀起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革命洪流,使民主团结的大潮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呼啸着前进。不幸的是,这一革命的洪流,这民主团结的火花,又遭到了国民党新右派分子蒋介石的扼杀。蒋介石背叛了民主,分裂了团结,枪杀了大批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共产党人,关压监禁了无数爱国民主志士。“四一二”大屠杀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却无法阻挠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大革命时期“劳工神圣”、“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民主火花,在工农武装割据下的红色政权区域更加习习生辉。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的苏维埃政权,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但是,由于蒋介石百万大军对红色政权的一次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连续干扰,影响了党内的民主团结,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贯彻执行。不仅严重影响了党的发展,而且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遵义会议后,特别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全党为之奋斗的民主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有了更大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民主团结的内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在延安十三年,我党始终高举抗战、团结、民主的大旗,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精诚团结,并肩战斗,无论是在边区的政权建设上,还是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中,都实行了广泛的民主,吸收各界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参政、议政,使边区政府成为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党内生活中,切实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党政军民相互之间,彼此尊重,密切合作,处处是一幅幅民主团结的画卷,事事都在演奏着民主团结的战歌。共产党人为之不懈追求的目标在这里真正地体现出来,并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毛泽东民主团结的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行动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民主团结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民主团结的论述在他的许多文章及书信中都可以看到。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强调了“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问题,指出:“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中外人士访延安纪实——封锁线内的真相》第70页)。对于团结,毛泽东首先强调搞好党内的团结,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七大的召开,使我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另外,毛泽东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的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这一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也以他个人的影响,给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写了大量的书信,竭诚呼吁团结抗日。便如,在给傅作义的信中说:“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在给冯玉祥的信中说:“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希望他积极支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希望他“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这些书信以团结抗日为主题,倾注了极大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为实现合作抗日的真诚努力。
  毛泽东的民主团结思想,在延安时期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实践中形成了民主团结的延安精神。
  二、民主团结在延安时期的体现
  (一)在边区政权建设方面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民主精神
  首先,实行了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自由的民主选举制度。从1937年7月开始到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普选。根据有关条例,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因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只要不反对抗日,不破坏抗战,不分阶级,社会和政治背景,一律享有民主选举的权利。在选举的过程中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制约。老画家彦涵的版画“豆选”充分体现了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精神: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各放着一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男女每人都攥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就把豆子放在谁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村长。用这种简陋粗糙的方式表达了农民们几千年来渴望得到的权利。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高度评价了解放区的选举制度,他说:“当我把选举和旧日国民党统治下的选举比较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选举是诚实、自由、平等,绝没有旧日的贿赂、强迫、暴行等现象。”通过这种民主选举,使各阶层、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和公正人士被选举出来,使当选的参议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权威性。
  当时的参议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机构,其职权:选举,罢免各级行政首脑;监察弹劾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公务人员;制定各级法规;审核通过各级政府预决算;批准各级政府的各项计划、措施。参议会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组成参议会的参议员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每次民主选举,边区人民都象过节一样,隆重庆祝并积极参加选举,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
  其次,为确保民主政权的广泛性,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都严格实行“三三制”的原则。
  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推进全国的政治民主化,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机关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对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充分体现我党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克服一部分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改善党内外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共中央强调: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多方。毛泽东也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0页)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三三制”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一批党外有威望有才能的民主人士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如党外人士安文钦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选为副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29个县中,有3580名党外人士担任了县长、科长、乡长等领导职务。在选举时共产党的名额若超过三分之一便立即退出,超几个退几个,严格执行“三三制”。如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人,超出了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递补一名党外人士。1942年,晋西北召开参议会,共产党员在145名参议员中占49人,超过了三分之一,遂退出2人,为47人,不足三分之一。环县在1941年选举的11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8名,在1942年改选时按“三三制”的精神退出5名,使9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3名,符合“三三制”。对此,李鼎铭先生很感动,他说:共产党方面限制自己的侯选人,并且反转来替各党派、无党无派提出侯选人,替各阶层提出侯选人,为他们竞选,外头哪得有这种情形?许多党外人士也都感动地说: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相让的精神。
  第三,鼓励参议员和边区人民积极实行民主参政。
  为使参议员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力,有关条例规定:参议员在会上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不受任何限制,在会议上发表的言论,对外不负责任。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除现行犯外,不经各级参议会或常驻委员会的许可,不得逮捕或罢免。这就为参议员的民主参政提供了法律保障。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页)。
  起初,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在和党外民主人士相处中,表面上敬宾以礼相待,思想上还是有些讨厌。在一些非党人士看来,“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存在着作客思想和观望态度,对是否有职有权,则拭目以待。如1943年上半年,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总是很少发言。他不说话,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每次都问他:“李老,您还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但到批发行文时,他又不划行表示同意,反映出他口称“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让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李维汉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李鼎铭坦率地说:“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林伯渠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党组会议,商定了改进措施;规定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某些需李鼎铭副主席签署的文件,必须事先说明内容,征得同意,然后再办理划行手续;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这样做的结果,使李鼎铭很高兴,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这就使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中切实有职有权,不是当“花瓶”摆设。
  此外,新的政权机构由选举产生后,人民对政权机关享有监督权,对政府工作人员享有罢免权。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边区政府制定了《选举条例》、《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土地条例》等,以确保民主政治的实施。根据这些条例,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对各级干部提批评意见,可以选掉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干部,以及撤换乡村干部或要求上级机关撤换某些不称职的干部。
  (二)党内生活的高度民主与空前团结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了“党内民主问题”,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象钢铁一样。”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充分尊重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力,广大党员在党的生活中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形成了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良好风气。凡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可能召开的会议和可能进行的选举,都按党章的规定进行了。在党的生活会上,每个党员都可以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有什么讲什么,牢骚也好,错话也好,怎么想就怎么讲,毫无顾虑,倾囊而出。没有人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集中体现。
  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健全党内生活、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求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参加整风的广大党员对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反省,找出差距,进行自我改造。同时相互之间开展批评和帮助,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对于原则问题毫不含糊。但是,批评和帮助又是诚恳坦白,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以理服人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大家的思想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团结和统一。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原则。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延安时期召开的一次充分发扬民主、团结胜利的大会。代表们在讨论中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既有坦率诚恳的批评建议,也有由衷的自我批评,充满了浓厚的民主空气和高度的责任感。大会最后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先由各代表小组提出最初名单,主席团以这名单为基础,提出预选的候选人名单,然后交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作为预选。大会主席团再以预选结果为基础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正式无记名投票选举。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中体现,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具体反映。
  民主和团结是不可分的,互为依托,彼此共进,因为党内生活的高度民主,也就带来了全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精诚团结。通过整风,使全党更加团结和统一,特别是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党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31年至1934年间“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了共识,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地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到党的七大,使党内的民主和团结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延安时期党内的民主与团结,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之间体现得更加充分。他们胸襟宽阔,光明磊落,不仅是民主团结的倡导者,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实践,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例如,彭德怀和王震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友。彭德怀很关心王震,但批评起来也很厉害;王震十分尊重彭德怀,但给他提意见也毫不客气,彭德怀曾诙谐地说:“我和王胡子(王震)象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叫驴,吃着吃着就踢起来了,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是一股劲。”再如,1947年4月,胡宗南以20万大军气势汹汹大举进攻延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兵分三路: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中央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因留在陕北危险比较大,大家都抢着留在陕北,朱德、任弼时要毛泽东过黄河到平山,刘少奇考虑到任弼时重病在身,要他也到平山,毛泽东则坚决地说:“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结果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其他同志到平山或晋西北。在战友惜别之际,毛泽东坚持把身边仅有的一辆吉普车让给朱德,让他带到平山去,朱德嘱咐中央警卫团长和政委,要把身强体壮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留在陕北,保卫主席,把年岁大的,身体弱的,战斗经验少的带走。还有朱德与周恩来之间转赠毛毯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当时领导人之间这种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革命情谊,充分反映出党内民主团结的精神风貌。
  (三)领导与群众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民主平等和精诚团结
  延安时期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亲密无间、十分融洽的关系。领导没有“官气”,经常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群众把各级领导看成是自己的贴心人、“主心骨”,有意见主动向领导反映,没有任何顾虑。过年的时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主动去给区、乡基层干部和乡亲们拜年。1942年的春节,毛泽东从杨家岭搬到枣园不久,在枣园礼堂请群众吃饭,亲自给大家斟酒,并对乡长说:“我住在这里,是你们乡的一个老百姓,开会的时候一定喊我一声”。之后毛泽东还亲自给枣园24位60岁以上的老汉祝寿,使这些老人非常激动和幸福。枣园附近的乡亲们也在春节时纷纷带着自制的软米糕、油卷卷、油馍馍、芝麻糖、红枣、黄酒等来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拜年。这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阶级情感。
  在延安,党中央及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和农民鱼水情深,和党外知识分子、学者、名流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诚恳地征求、倾听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每逢文化界知名人士到延安,都开欢迎大会,使他们深受鼓舞。1939年12月,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对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给预一定的保障,发给津贴15—30元,吃小灶,每人一间窑洞,每年特制单、棉衣各一套,书刊配发,其家属待遇与本人相同;在政治上大胆提拔使用,尊重其工作经验,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除党的秘密会议外,有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及各种会议的权利,对专心技术而不愿参加政治活动的也一样尊重,并鼓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党内外一些学术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也有许多通信,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平等地谈心和交换意见,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多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帮助他们思想上进步,并对学术、文艺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另外,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召开的,毛泽东作了总结指导性的讲话,为文艺队伍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
  军事民主、官兵团结在延安时期也是非常突出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斗争就不患不能支持。”官兵之间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官长爱护体贴士兵,关心士兵的疾苦;士兵尊敬官长,服从命令,并能积极提批评建议,这是我军的一贯作风。这种作风在延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大生产运动中,都是官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士兵你追我赶,谁也不甘示弱,人人都把困难、危险和牺牲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官兵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奏出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例如,朱总司令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和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日活动进行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当时朱德正在作战处忙着工作,党小组长没有通知他。事后,朱德多次自我批评,认为总部机关的同志参加平整操场的义务劳动,是他提议的,理应带头执行,不去参加这次义务劳动是说不过去的。这种官兵平等的思想,给部队带来了民主协和的空气,从而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四)对外开放、来去自由的民主社会风尚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抗日,也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这一对外开放的政策,吸引了不少国际友人来边区工作和考察,使我党的抗日活动及方针政策得以广泛宣传。如,到红区采访的第一位西方记者斯诺,先后为英、美报刊撰写了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和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美国进步作家路易丝·斯特朗抗战时期两次来华,并访问了延安,对解放区军民的抗日活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到边区工作、考察的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爱德华率领的印度医疗队,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的考察团,美军上校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等都为中国的抗战,为边区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1944年6月到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了国民党特务领队的控制,对延安的党政军领导及各个方面进行了自由的采访和客观的如实的报道,使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捏造的种种谎言不攻自破。
  国内的各方人士,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考察团、新闻记者等到陕甘宁边区来,我边区政府也是敞开大门,热烈欢迎。尽管到边区来的人政治态度不尽相同,目的也不同,我们都是让他们自由参观。正如美国记者斯坦因所说:“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答复。”
  对于来延安的中外友好人士,以及凭着满腔热情或一时冲动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边区政府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这种宽松和谐的政策,使人切实领悟到了延安民主自由的社会风尚。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独裁专制及国民党大员的专横拔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
  在延安,我党把廉政教育和廉政制度作为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历界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中都反复强调: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并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当时的党政干部大都是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比较注重通过法律手段从严治政,对于个别违法乱纪者,无论过去的功劳多大,官位多高,一经发现便严惩不贷。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引起极大震动的黄克功案件。黄克功少年当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曾屡立战功,在延安为抗大第六队的队长。因其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谈恋爱遭到拒绝,便反目为仇,开枪打死了刘茜,构成了杀人罪。案件发生后,一部分人以保护革命功臣和抗日人才为由为其说情,黄本人也曾幻想会因此对他从轻处罚。边区高等法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黄应判处死刑,并将此案上报中央。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会议对此进行了研究,同意将黄处以极刑。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便一扫封建社会“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的旧习,维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体现了解放区的新风尚。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自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都有着健全的理论和伟大的实践。这一时期是党内外空前团结的时期。
  三、民主团结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一)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党的坚强有力是建立在党内民主团结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
  延安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了根本的贯彻执行,使党组织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广大党员的革命积极性真正地调动起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真正的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完全摒弃了过去曾经存在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的个人专断作风。从而能够把握时局的发展,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使之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由于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内民主生活得以正常的开展,党内各种矛盾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各种关系得到了正确的处理,使全党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战斗,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种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之所在,是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重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团结和统一。他们说:“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5页)列宁也曾反复强调: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都是绝对必要的。毛泽东也多次讲过: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革命导师的教诲正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比钢铁还要强硬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大放异彩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威望有了空前的提高,党的队伍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有了极大的发展,这和民主团结的伟大实践是密切相关、同步发展的。
  在八年抗战中,由于党坚持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坚持了民主团结的方针,并以高度的献身精神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就全国来说,在抗战开始时,多数人还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共两党的抗日表现,使广大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才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抵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为此,把抗战胜利的希望转移到共产党身上。延安,便成了抗日的中枢,全国人民的希望。大批青年学生、爱国志士历尽艰辛,爬山涉水赴延安,使革命的力量不断地发展壮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不给人民以抗战的民主与自由,压制民主,积极反共,排斥异己,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人的不满,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党的力量不断削弱,拥护国民党的力量越来越少。而共产党不仅自身的力量不断增加,拥护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断增加。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中央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形成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基本方针,为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发动全面内战,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便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于彻底的孤立,使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因而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由此可见,民主团结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使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为执掌全国一切的执政党。
  (三)使党跳出了历史的周期率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代王朝的统治都没有能够摆脱始兴终亡的周期率。几千年来总是经过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跳出这一周期率呢?毛泽东同志给予了明确的回答。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同其他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一道访问了延安之后,毛泽东问他感想怎样,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后信心百倍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外人士访延纪实——封锁线内的真相》第347、348页)毛泽东的话道出了“民主”一词的真谛。坚持民主,才能实现党的领导,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的风帆一旦搁浅,我们党,我们的祖国必将会出现灾难。
  

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 /罗忠敏,崔岩主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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