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发展和党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有力武器。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党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更加深化，实践经验更加丰富。经过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总结和概括，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和完整了。毛泽东把它与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相并列，称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从此，它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勇于批评别人，而且欢迎别人批评自己。马克思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列宁也经常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他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早在党的初创时期，党的一大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以及党的二大、党的三大讨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问题时，就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统一了大多数同志的思想，制定出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件，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激烈，把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曾对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论述了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依靠农民的重要性。但是，陈独秀却在党内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不允许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坚持右倾错误。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瞿秋白、任弼时等，都曾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陈独秀虽然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立场。他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斗争，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在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中国共产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认为，党中央犯的一个重要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全党“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示了新的出路。如果不是八七会议对过去的错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必须着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路线来教育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具体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原则和方法：一是必须明确“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二是要严格区分党内批评与党外批评的界限，“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三是不要纠缠那些与政治错误与组织错误无关的个人缺点，“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四是“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92页)毛泽东写的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初步形成。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了贯彻其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在组织方面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对于坚持正确原则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使用对待罪犯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党内同志，造成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重大挫折，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与破产。在1931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尖锐地批评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并阐述了正确的军事方针。经过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问题，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这次会议正确地运用党内批评这个锐利的武器，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在延安中共中央对于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及时的批评和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38年秋，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如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没能在抗日战争初期得到克服，中国共产党便很难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艰巨任务。
　　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在总结党内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和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著作。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等。这些著作，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以及开展批评的正确方法，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政治思想影响，适应教育新党员和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42年春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的根本方法是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通过检查工作和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也是党内广泛而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著作中，深刻剖析和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在党内普遍严重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要有组织地反驳错误思想。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地方，错误思想一出来，居然没有人出来反驳。有了错误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原则性，应该立即起来反驳。允许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这是一，对错误的意见组织反驳这是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他又指出，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应当是：第一是团结，第二是有了错误要进行批评。(《红旗》1988年第23期第7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从中央领导同志到各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以至一般党员干部，都认真地总结了“左”倾路线的危害，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和相互间的批评，从而达到了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同志的目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党内扎下了根，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做了理论概括，第一次明确地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七大党章也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54页)党章在党员权利部分，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就以完整的形态形成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是伴随着党的日益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它又对党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很难成熟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是相伴形成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们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就能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延安时期的显著特征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从党成立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几年时间里，虽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准则，但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作严格的论证，在行动中曾经出现过“左”的和有的偏差，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延安整风中，深化了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理论上，对于马列主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理作了重要的发展和创造；在实践上，对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了更加完整的系统总结，其具体表现是：
　　(一)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把它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
　　毛泽东在七大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所特有的作风，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党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使我们党勇于接受各种批评意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坚强有力的表现，而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是既不敢又不可能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
　　共产党所以能够认真地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因为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政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要求用两分法来分析事物，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既要看到成绩的一面，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的一面，只有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才能把工作推向前进。历史唯物主义则要求认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不敢正视现实，总是歪曲和掩盖现实，在他们夺取政权时，需要利用人民群众，而当他们夺取政权后，就马上把人民群众一脚踢开。他们不可能真心诚意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政党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党内总是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它们有的是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有的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有的则是认识上的矛盾。党的进步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不断展开和不断解决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选集》第l卷第306页)党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用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断地清除和克服自身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的东西，保持和发扬优点和先进的、正确的东西。丢掉了自我批评的武器，党就失去了活力，就会变质，以至最终停止自己的生命，
　　1942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曾经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上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说明和强调。他说，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分析。批评就是实行分析的方法，工作是一个整体，对它加以分解，指出成绩和缺点，发扬好的，去掉坏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对别人进行批评。如果自以为是，对自己的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不讲缺点、错误，这样就无法使工作进步。有些犯主观主义错误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红旗》1983年第23期第8页)在延安整风中，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
　　(二)提出了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总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批评有两种。一种是符合实际并且用正确方法进行的批评，一种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是用错误方法进行的批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同时又针对整风当中在批评问题上出现的偏向，提出了关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一个总的方针。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和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其二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要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真正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批评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是前提。但是，不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是非弄清，要达到团结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团结同批评的辩证法。这个方针提出通过批评来解决党内矛盾，而不是回避或调和矛盾。同时，这种批评是以团结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这样做就能达到既弄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正确解决党内矛盾。
　　毛泽东提出的总方针是我党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在回顾“左”倾教条主义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严重情况时指出：用党外斗争方法，“对敌人对异己分子斗争的方法，来向党内的同志斗争，用对付敌人与异己分子的办法，来对付党内的同志。一切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都使用出来。把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办法也运用到党内斗争中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96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历史证明，在解决党内矛盾时，采用对敌斗争的办法，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企图压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这是完全错误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由于实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党的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党达到了空前团结统一，党成熟起来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从延安整风的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伟大的成功。”(《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76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提出了正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
　　延安整风的实践证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要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要有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只有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才能保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落实。
　　第一，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必须弄清事实，以事实为依据，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掩盖。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
　　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石，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而且也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必须遵守的重要原则。在开展批评时，必须“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问题弄清楚，实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因为，“只有客观的铁的事实，只有在实践中已证明了的经验，只有真理，才能够战胜一切。”(《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09、210页)
　　开展批评，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决不能凭主观臆想，凭个人好恶，或者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地看人看事。开展批评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错误的态度对待同志的缺点，不仅达不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而且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总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必须“要用对党对革命最高的负责态度来进行”(同上)。
　　第二，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是指批评的态度要好。对自己的同志必须是同志的态度，不能搞冷嘲暗箭，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毛泽东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也指出：“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组织上，在斗争的方式上，在说话与批评的态度上，应该尽可能的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争论。”“尽可能完全采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多做正面的教育，去求得思想上、原则上的一致。”(《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0页)
　　第三，充分说理。 
　　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对待思想上的问题，要充分说理，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
　　开展批评时，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和环境。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责任。在延安整风中，处理历史问题时，不是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是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经过充分的说理，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收到好的效果。
　　刘少奇指出：“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为了要讲清楚道理，要能讲清楚道理，党内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静气互相商讨的作风就是必要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6页)这些论述，都是历史经验的结晶。
　　第四，要抓主要矛盾。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322页)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主要解决的是政治立场、政治原则、组织观念、群众观念等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芝麻西瓜一起拣。”刘少奇说：“指出与批评别人的错误要抓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问题，给以系统的明确的解释，才能解决问题。而不要枝枝节节地搜集人家许多错误的现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实，简单给以暴露了事。”(《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2页)
　　第五，要适度。
　　刘少奇指出：“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尺度。”“适当的批评，适当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反对‘过’与‘不及’”，这就是我们在党内斗争中所应采取的方法。”(同上，第211、212页)任何事物，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有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即度，超过了度，就会发生质变。真理再进一步就会便成谬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言过其实，无限上纲是不行的；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也是不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适度，要坚持严肃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是延安时期的又一特征。
　　第六，允许申诉。
　　刘少奇指出：“必须给被批评被处罚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诉的机会。在给同志做鉴定和组织结论的时候，通常均应通知本人，当面做结论。如果他不服，在经过辩论之后，应向上级申诉”。“党员的上诉权不能剥夺。一切的上诉书，任何党的组织不能扣压，关于思想原则问题，党员并可越级直接向高级党委或中央上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3页)
　　允许被批评者申辩，这是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就批评一方来说，他们的批评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不允许申辩，是不利于弄清事实，使批评收到好的效果。就被批评者一方来说，申辩得对，有利于弄清事实；如果申辩得不对，并且无理狡辩，那就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缺点，有利于更好地对他进行帮助，这样，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分越清。允许申辩，这也是延安时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个特征。
　　刘少奇还进一步指出：“在思想原则问题上，经过争论之后，如果还未在党内最后取得一致，是可以通过多数决定的。在多数决定之后，少数同志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在组织上行动上绝对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是有权利保留自己意见的。”(同上，第213页)
　　第七，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指出，在整风学习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明哲保身，有话不说是不对的，“避开自己专攻别人的态度也是不对的。”这就是说，既要敢于开展批评，又要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批评重要，自我批评更重要。没有自我批评，批评就会落空，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这是因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延安整风中，党员干部严于解剖自己，主动地揭发自己的缺点错误，勇于进行公开的诚恳的自我批评，有效地抵御了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
　　第八，讲真理不讲面子。
　　妨碍自我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怕失身份，怕丢面子。因而陈云在党的七大发言中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218页)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讲真理不讲面子，才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如果强调讲面子，在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有个人的角度，有利于他，有利于他的面子，就赞成你的意见；对于他的面子不好看的，便不赞成。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同上)。假如不讲真理，只讲面子，为了保住面子而背弃真理，那怎么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起来呢?
　　讲真理，不讲面子，就是要破除个人私心杂念，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勇于为真理而斗争。陈云指出：“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么办。”(同上)毛泽东在七大发言中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7页)讲真理，不讲面子，是延安时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又一个显著特征。
　　第九，防微杜渐，勤于“洗脸”。
　　防微杜渐，勤于“洗脸”，就是指要经常地及时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这是因为“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所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935页)。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经常地、及时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使党的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第十，领导带头，身体力行。
　　在延安的岁月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从理论上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大意义、方针方法，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3年在审干过程中，在康生主持下搞了个“抢救运动”，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立即纠正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在一些场合多次公开向同志们脱帽鞠躬，赔礼道歉，毛泽东诚挚的态度，驱散了罩在人们心头的乌云。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长江局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工作中也有失误，在党的七大发言中，周恩来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他又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引以为鉴，周恩来襟怀坦白，严于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教育和影响了与会同志。
　　刘少奇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曾经指出：“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么，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4页)
　　领导带头做自我批评，使人们能自觉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是延安时期的又一显著特征。
　　综上所述，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既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一整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历史作用
　　延安时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纠正失误，科学总结历史经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在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党运用批评的武器，初步纠正了王明在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在全党范围内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使广大干部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什么是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从而使广大党员的精神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也批判了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思想，克服了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样，就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
　　(二)加强了团结，克服了宗派主义
　　遵义会议以后，虽然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其残余依然存在，例如，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一部分干部与那一部分干部之间、这一部门和地区与那一部门和地区之间的不团结，等等。尤其是闹独立性的人，他们自以为比中央还高明，一心只想少数人的利益，忘记了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过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大家认识到要实现全党的统一，仅有思想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需要组织上的统一，以组织上的统一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宗派主义是随着主观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反过来它又维护主观主义领导的统治，助长主观主义的发展。因此，宗派主义是应当坚决反对的，它破坏党的统一，损害党的团结，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是根本不相容的。这样，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存在于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问题得到了正确解决。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之间，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了正确处理的原则和方法，相互之间的团结大大加强了。
　　(三)培养教育干部，增强党性锻炼
　　延安时期的历史证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培养教育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有效方法。没有缺点和不犯错误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对缺点和错误加以揭露和批评，分析其产生原因和危害，指出改正方法和努力方向，这是非常生动实际的教育。这不仅教育了本人，也教育了其他同志，使大家都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犯类似的缺点和错误。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效地防止了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使广大干部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了有自知之明，绝大多数干部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自己，既肯定和发扬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又看清和克服了自己的短处和缺点，明确了今后前进的方向。这好比经过名医会诊，给自己的思想病开了一个对症的处方，对一生的健康成长大有好处。因此，有的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可以说以后大半辈子的工作，靠的就是这段学习得到的‘本钱’。”(《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第86页)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经过他们，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使我们党能够经受得住任何艰难险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