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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保持延安作风*——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马文瑞


  (1979年7月)
  党的作风问题,就是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党的任务和政策的问题,是党领导革命能不能胜利前进的一个重大问题。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把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时期,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加强党风建设,继续发扬延安作风,对于保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生活、战斗了13年。在这13年中,我们党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育和带动下,形成了至今令人十分思念、十分向往的延安作风。这个作风,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使我们渡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后,为了防止革命半途而废,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强调继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反复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把延安时代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保持下去。
  延安作风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我主要谈一谈民主作风、艰苦奋斗作风和实事求是作风问题。这些作风是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和展开,贯串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以,延安作风,又可以简单概括地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服务》)“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论联合政府》)谈论党的作风,都不能偏离这个基本点;对这个基本点的任何动摇,一切关于作风的美妙言词都是毫无内容的空话。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在他们的毒害下,使一些党员、一部分干部忘记了我们的一切事业和一切工作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人民,或者至少使一些人对这个革命思想淡薄了。
  在作风问题上,我们要拨乱反正,这个“正”,归根到底是为了适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要保持和发扬延安作风,就应当而且必须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点上下功夫。
  关于民主作风
  当谈论民主作风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延安时代。特别是革命年代在延安生活过的老同志,他们对延安的民主政治生活一往情深。当年,人们从全国奔向延安,是因为延安的物质生活好吗?不是的。那里吸引着人们的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革命实践,以及高度发扬的民主精神。
  延安的民主作风,完全是建立在相信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也完全服务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这个目的的。在延安时代,同志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相互之间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志。有意见,敞开思想,自由交谈;有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无话不可谈,无心不可交,对的就照办,错的就改正,根本没有想到谁会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大家敢想敢作敢为,人人都自觉地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争做人民的勤务员,努力克服和消除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有一件事,虽然很小,却说明了延安的民主风气。1943年,毛泽东同志从杨家岭迁到枣园住,专门找枣园乡乡长杨成福同志谈话,说:“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会也要叫我一声。”这件小事说明,延安的民主作风是极其普遍的,从上到下努力把民主精神渗透到自己的言行中去。延安民主作风的特点是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民主平等,这一点对于执政的阶级和政党说来最有意义,做起来也最不容易。
  民主作风问题,实质上是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自己的事业,还是少数英雄豪杰的作品?两种对立的观点就会产生对待群众的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或把他们真正当做历史的主人,或把他们当做阿斗、奴隶,在作风问题上表现为民主作风,还是专制作风。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曾经借助民主来反对封建的专制;民主也确实成为他们的武器,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达到了推翻封建阶级的目的。但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民主贯彻始终,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本质上是同群众对立的,一旦功成名遂,群众就会像敝屣一样被抛在一边。同资产阶级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才是民主和民主作风的彻底坚持者。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在取得政权之后,处于领导职位的同志如果有人自以为比群众高明了,对群众颐指气使起来,那么他就开始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品格。
  民主作风问题不仅是讲个人的行为。当然,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任何事都要通过具体的人去工作和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讲整个党组织的作风,一切个人行为都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群众更多的也是要从我们的制度的民主化程度来了解我们的党。所以,党的民主作风又同党的制度紧紧地联系着。延安的民主作风好,就是因为各级党组织认真实行了民主集中制。
  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那种独裁专断的恶习,至今不能扫除干净,致使一些人遇事不愿意或不善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去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为此,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及1962年提出“三不主义”等原则,尽力保证大家的讲话权利。正确的、错误的话都允许讲;讲错了话也允许改正。那种怕群众讲不同意见而不敢提倡民主的做法是因噎废食。在广泛实行民主的基础上,然后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加以鉴别、集中、归纳、整理,使各种正确的意见条理化、系统化,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或形成政策,使大家有所遵循。这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和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是相互为用的,不能分割的,是发扬民主的一致行动,缺了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破坏。
  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期民主的实现程度是同那一个时期的群众积极性成正比例的。延安的民主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历史上搞得最好的时期,特别经过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马列主义的学习,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了认识,在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下有了一致的行动,充分调动了全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有时打着“民主”的幌子,搞无政府主义,有时大骂“民主”,搞法西斯统治,严重破坏了我们党的民主作风,打击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的人不懂得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不懂得民主集中制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企图在党提倡发扬民主的时候,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离开党的领导,这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根本违反了无产阶级民主的真谛。他们不了解,提倡民主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我们少犯错误,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做得更好些。有的人拼命反对发扬民主,对于党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不理解、不习惯,个别人甚至发展到反对和攻击,这是十分错误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自己政权的巩固,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搞下去,我们的党就要完全脱离群众,而招来亡党灭国的祸害。现在不是民主多了,而是要继续发扬。我们还要采取有力的措施,继续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以延安时代的民主作风为榜样,大力宣传民主和民主作风。
  今天讲民主作风,如果离开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点,那就是数典忘祖,一定会把提倡党的民主作风变成商人的炫卖,正如离开了阶级去讲人类爱的呓语一样,是分文不值的。
  关于艰苦奋斗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回复延安人民的贺函时说:“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过,“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我们党保持革命本色,取得群众信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延安时代曾经是极其艰苦的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和“清剿”,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同时,国民党更加公开地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的包围、封锁、破坏。因此,那时困难真是大极了,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推进了革命,这是由于我们下了决心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在工作或生产中,大家争先恐后,争做模范。上下的一切党政领导人也都参加了开荒种地,纺纱织布。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住地种了一块地,不让老乡代耕。周恩来同志拜老大娘为师,亲自织棉纺线。在生活上,大家艰苦朴素,克己奉公。记得在保安的时候,有一次请斯诺吃饭,只买了10个鸡蛋,和着苞谷糁、黑豆糁、高粱糁吃。斯诺吃了很高兴,对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说:“你们生活这样艰苦,学习、工作这样刻苦,中国革命肯定能成功,对世界革命会有很大的贡献。”正是这种同人民群众共同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我们革命队伍的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十分融洽,形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战斗队伍。
  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是无产阶级的崇高品德。搞革命从来就是艰苦的。在历史上有很多革命者,他们的作为和成功,都与不同程度保持了艰苦奋斗作风有关系;他们的失败也大体都是首先在生活上从追求享乐开始,逐渐腐败,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看到多少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有多少英雄豪杰,在功将垂成之时失败了,如李自成的起义,太平天国的革命,都是如此,这不是他们没有同群众在一起奋斗过,而是在后来特别在胜利之后骄傲了,内部腐败了,脱离了群众。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始终自警,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到底。列宁尖锐地指出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总是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和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在人民生活还有困难的时候,更不能有丝毫的特殊。这一点对担任负责工作的领导同志尤其重要。我们这些同志的行为如日月经天,好的、坏的群众都看得清楚,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评论,对党发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也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群众才会把我们的党员、干部和领导当作自己集体里的一员,如果生活上养尊处优,工作上不关心群众疾苦,搞官僚主义,那样一种党员和干部,即使把为人民谋利益的口号喊得十分嘹亮,在群众看来是十分滑稽可笑的,得到的反响只能是嗤之以鼻的一笑。
  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一个政党、一级领导机关、一个党员干部取得群众信任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我们的干部,不论是老干部,还是中青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在他们身上保持着延安时代的精神和作风,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一点,我们从大量干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中,从大批同志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老同志已年逾花甲,多次要求回到艰苦的陕北去工作,为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晚年,有的同志主动做好家属工作,积极要求到边疆去工作,这种决心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到基层去工作,到边疆去工作的行动和精神值得学习,在今天更值得表扬。
  但是,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好的东西。现在有一些干部,包括有一些很老的干部,一些职位并不低的干部,考虑党和国家的事业和前途少了,考虑人民群众的疾苦少了,考虑个人和小圈子却多了。有的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压制、迫害,群众不仅同情他,而且支持他,但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没有把这种受压化作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的热情,在落实干部政策过程中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在分配工作时,公开嫌官小,斤斤计较自己名字排在第几位,甚至不服从分配,还有的干部怕吃苦,愿意在大城市工作,不愿意到地方上去。应当说这一些同志私心重了,缺乏拚命干革命的那么一股精神。
  在干部问题上,有的同志在“四人帮”横行之时,深恶“任人唯亲”的恶劣做法,但在自己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之后,在“任人唯贤”方面也做得不理想,个别人甚至利用职权任意安排亲朋好友,全然不顾党的利益和威信,一意孤行,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有一个煤矿,上级为了照顾矿工,给这个煤矿下达内部招工指标,但有31%被有关方面拿来拉关系、送人情,有的给了省级的一个机关,有的给了地区,有的给了县上,而矿工的子弟反而招不上,群众意见十分强烈,说这是国民党作风,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有一个县的供销社主任,把他的家人和亲友几十人都安排在自己的系统中工作。这种走后门的恶劣现象,反映了一些干部思想的自私自利,作风不正。这些不好的东西,与党的作风是完全违背的,说明“四人帮”对我们党的作风破坏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侵入到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如果不引起警惕,肯定要损害我们党的肌体。
  对于这样的不正之风,有的同志却不以为然,认为现在不是延安时代,革命胜利了,当了领导干部了,搞点“关系”,讲点排场,阔气一点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似乎也有不少理由,我们是一个大国要有一个大国样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被资本主义国家小看了,我们是领导干部要有一点当权者的特殊等等。这些同志不了解跟外国比什么,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艰巨又漫长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随着政权的夺取而一跃千里的,特别在我国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更需艰苦奋斗一辈子。党的领导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决不是高居在上的老爷,否则,就同过去历史上剥削阶级的统治者没有多大不同了。因此,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作风必须同加强理想教育和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联系起来,要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组织观点。只有树立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首先要从领导做起,从各级党委做起。领导机关的思想纯正了,作风端正了,党员的作风也就会好起来;党的作风正了,社会上的错误思想和歪风邪气就不难纠正。
  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一定要批判享乐思想,这种思想是个人主义见之于物质生活的表现,是涣散组织的腐蚀剂,贪污受贿,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资财等一切腐朽东西的产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提倡艰苦奋斗,并非说就不要注意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了。改善生活同享乐主义是两码事,在延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还提倡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讲改善人民生活,只讲艰苦奋斗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同样是有害的,也要反对。
  现在有一种错误观点,把艰苦奋斗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对立起来。在这些同志中,有的认为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要艰苦奋斗了,动不动就进口外国的技术、外国的设备,完全看不到自己的能力,也不愿利用现有设备的能力,这种一切以为外国好的思想是要吃亏的。我们国家,一是人口多,二是底子薄,虽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只有在实现四化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我们在延安时代利用双手,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今天我们也要运用自己的智慧,走出一条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来。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我们还是土洋并举,大工业和半机械工业并存,提倡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有的同志,又把艰苦奋斗理解得十分狭隘,似乎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不需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了,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看到引进工作中由于经验不足出现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就惊慌失措,夸大困难,这是无所作为的表现。任何一个革命者,对前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惊慌失措,当然,掉以轻心也是不对的。只要我们正视问题,认真对待,实事求是地采取措施,困难一定可以克服,问题一定会妥善解决。我们要用艰苦奋斗这种革命精神来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关于实事求是作风
  实事求是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的工作态度。
  实事求是,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特别强调地提出来的,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的工作态度是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代表,他很早就注重社会调查,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在延安整风期间,把这个思想发展得更加完整,作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了出来。当时,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经过了整风运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和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工作、办事情,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下车伊始的瞎指挥,反对哗众取宠的空谈、假话、大话,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因而各项工作也就生龙活虎,蒸蒸日上。革命不是演戏,不是为了求人喝彩,而是要为人民服务,我们不少工作做不好,吃亏就在于不实事求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人民。
  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最精辟,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表现,是我们做好工作,取得群众拥护,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为了确立这样一种科学的思想路线和谨严的工作态度,我们党从1935年起,曾经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才在全党正式确立下来,在七大党章上规定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近10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受到很大的损害,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肯定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亏,但“左”倾教条主义给我们党所造成的灾难特别大。在1930年左右,我们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结果,使党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使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建国30年来,我们也有好多经验教训,但是最大的是吃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亏。他们使我们党的威信遭到极大破坏,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左”的东西猖獗之盛,时间之长,危害之大,而不能及时纠正的原因,不仅由于它是以革命而目出现,披着马列主义外衣,不易识破,容易使政治幼稚、经验不足、理论修养不高的人上当,而且,因为我国过去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至今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十分普遍,这就给“左”的东西得到产生的基础和活动市场。因此,在纠正“左”的错误时候特别需要花气力。
  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是尊重客观存在,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人民的存在是最大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伟大的存在,是什么事情也办不好的。我们党内犯“左”右两种倾向错误的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问题。他们不是超过了群众觉悟水平,强迫群众干不愿意或还不想干的事,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水平,把群众的革命愿望,视为想入非非而加以压制。克服这种错误的有效办法就是放下架子,走到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跟群众同命运共呼吸,掌握时代脉搏。群众观点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基本点,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时时处处想到人民群众,诚心实意地当群众的小学生,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工作中,那种搞瞎指挥、强迫命令的人,恐怕人民群众在他的思想深处是没有多少地位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讲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尖锐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点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达10年之久后的今天,尤其重要,必须特别加以强调。
  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要一分为二。虽然我们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但是因为经验的不足,认识的片面,方法的不对,也经常会发生一些错误,这并不奇怪。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错误,而在于出现了错误,敢不敢于正视,是不是勇于改正。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又常常暗于知己,不能恰当地解剖自己,所以我们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也给我们作了榜样。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向大会提了“精兵简政”的议案,毛泽东同志把提案抄在自己的本子上、认真地加了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我们党接受了党外人士的批评,改进了工作,整顿了行政机构,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现在有的同志过于自信,对自己的工作很少主动地想一想有那些做得还不够,群众还有什么意见;听到群众的批评,不能冷静分析,从中吸取有益的内容。个别人甚至对自己的缺点,文过饰非,结果妨碍了政治生活的正常开展,助长了错误发展,贻误工作。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政治生活活跃起来,使我们的队伍兴旺起来,所以,毛泽东同志十分看重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把它作为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
  当前,党内外有两种错误思潮,一种以“左”的面貌出现反对三中全会的方针。这种人深受“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习惯于10多年来形成的一套谬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有抵触情绪,其中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另一种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三中全会的方针。这种人迷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现象和那里的生活方式,把“四人帮”的破坏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因此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这两种思潮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四人帮”干扰破坏的结果,并不是三中全会以来才发生的,只是在近几个月来暴露得更清楚了。
  在这两种错误思潮中,有一部分人表现了政治上的动摇,对此,一定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区别对待。就其大多数来说,都是属于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思想僵化,脱离人民,脱离实际,在思想上都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为表面的一些现象所蒙蔽,好就绝对好,不好就绝对坏,缺乏人民的观点,缺乏辩证观点,缺乏革命的理想和勇于吃苦的革命精神。总之是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对于这些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特别要组织青年学习社会发展史,使青年树立远大的理想和革命的人生观。在对错误思想的教育过程中,坚决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一定要讲道理,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这些人觉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对于极少数害群之马或者“四人帮”的余孽,必须予以坚决回击,严肃批判,触犯刑律的,还要依法惩处。
  总之,作风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群众就是通过党的作风、领导机关的作风去了解党的性质和它的路线政策的。延安作风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和先锋队作用,具体地表达出来了,丰富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四人帮”把党的作风搞坏,使党的威望下降;我们就要通过大力发扬延安作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为人民服务,取信于民,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贡献力量。
  *这是马文瑞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58周年而撰写的署名专题文章。原载1979年7月《红旗》杂志。
  

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中)/马文瑞著;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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