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26日)
　　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同志，作为我们的亲密战友，作为西北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一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坚持真理，勤政爱民，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他的精神和业绩永远值得学习、纪念。
　　百折不挠创建革命武装
　　阎红彦同志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1925年入党。是陕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空前残酷，陕西地区的共产党人先后发动清涧兵暴、渭华起义等十多次武装斗争，均因敌强我弱而失败了。阎红彦参加清涧兵暴失败后，革命意志毫不动摇，先带枪过黄河到山西找到党组织，继续地下斗争；后又秘密返回陕北，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于清涧、安定和黄龙、宜川一带从事军事活动和争取民间武装工作。1930年秋冬之间，他在宜川后九天山寨活动并拉出一个营，开赴甘肃陇东一带，与刘志丹、谢子长会合，此后，继续开展兵运活动，并为地方党组织筹措了活动经费。
　　我同阎红彦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0年冬天。我当时在安定北区担任区委书记，在大王庙高等小学视察工作时见到了红彦同志，我们一见如故。他说保安三道川兵运又失败了，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山西晋西参与创建革命武装。他那时年仅21岁，身材高大，英武潇洒，言语中充满了革命激情。在第二次与他见面时，是1931年深秋9月。他同吴岱峰等同志带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像天兵天降一般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红彦到了晋西，在山西省委领导下，与杨仲远、吴岱峰、白锡林等取得了联系，策动汾阳永安兵变，拉出敌军一个加强排，加之从工厂与部队来的骨干，随即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孝义县麦郊娄底村正式成立。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队长，后又兼任党的支部书记。晋西武装红旗一举，土豪劣绅、反动民团，连同官府、国军闻风丧胆，劳苦大众纷纷参军参战。部队迅速扩大，越战越勇，威震山西。敌人纠集上万兵力围剿，游击队以一当百，英勇抵抗，战斗空前激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山西省委事先决定，部队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可以渡过黄河到陕北。我们在安定见到的，就是由山西突围过黄河的晋西游击队。30个人，全是共产党员，每人一支长枪，一支短枪，人员武器都很精良。我当时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安定县委书记，当即决定并输送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农村革命青年参军，部队扩大到近百人。这是以后正式建立陕甘工农革命游击队和红军的基本力量。这次见面，红彦同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连续不断的行军打仗，使他显得又黑又瘦，但更加沉稳老练了。他坚定果断，有胆有识，带兵打仗十分勇敢。部队不久即与投靠来的保镖队联合，更为壮大，共有300多人，在陕北安定、安塞、保安、靖边、延川一带与敌人12个连的兵力和各县反动民团共计数千人，巧妙周旋。两个月内，经历数十次遭遇战斗。阎红彦身先士卒，腿部受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终于在11月下旬进入甘肃合水、花池地区，与刘志丹联络的民间武装会合。接着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同志到部队，成立了党的队委会，由谢、刘、阎等组成。1932年2月正式成立了西北第一支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此，西北革命武装斗争在刘志丹，谢子长和阎红彦等同志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坚持真理 为人刚正不阿
　　1932年6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陕西耀县、旬邑、彬县及甘肃合水、正宁一带同敌人鏖战不止，阎红彦奉命率少先队百余人，进入黄龙山开辟根据地，谢子长离开部队到甘肃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6月下旬，陕甘红军游击队主力进入白区韩城一带作战失利，伤亡重大。转移到甘肃宁县麻子掌时，部队由一千来人减至二百来人，士气低落。领导人对行动方针发生原则分歧，有的主张南下平原“昼伏夜出”打游击，有的提出北上山区。双方争执不下。主张南下者提出分家，双方争人争枪争马争物，几乎火并。随即分驻两村，互相警戒，情势十分紧张。恰逢阎红彦率部归来，他闻讯大惊，立即赶到现场。双方都争取阎红彦，他严正表示：“我哪边都不去!”并挺身而出，分别做双方工作，制止了分裂。在梁掌堡队委扩大会上，刘志丹同志支持了阎红彦的正确意见。阎红彦当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时年23岁。此后部队开入陕甘边山区，逐步得到了恢复和扩大。
　　1932年8月，正当陕甘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援、配合下、东杀西战，发展壮大的紧要关头，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左”倾路线，强令部队在仅有六七户人家的一个村建立根据地，并限20天内分配完土地。阎红彦坚决抵制、被扣上“反革命嫌疑”、“梢山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的帽子。12月，杜衡(后叛变、全国解放时逃往台湾)来到部队，滥用职权，将陕甘游击队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排除在外，将部队改编为红26军42师2团。自任军、师、团的政委。还要给刘、谢、阎等人留党察看处分。阎红彦据理反驳，被排挤出部队，同谢子长一道到上海中央局学习。后组织搞明情况，取消了处分。1936年阎红彦从苏联回到陕北苏区瓦窑堡时，我们再次见面。1942年后，他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一旅政委，我任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兼三八五旅政委。我们同进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充分肯定了他在开展陕甘革命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当时高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受到不少人的拥戴。阎红彦知道高岗的历史污点。1942年的一天，高岗找阎红彦，说：“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他要求阎红彦伪造历史，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负责人之一。阎红彦指出：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省委的交通员，后来任3支队2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负责者。还讲了当年高在临镇战斗中，离开了部队，后来又回到部队。任游击队总指挥的阎红彦同志和组织上认为高是临阵脱逃，给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也要高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高到部队当战士。高岗被阎红彦揭发后恼羞成怒，两人争吵不休。这一次，阎红彦坚持党性原则，同高岗的错误言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45年6月，红彦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会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同志反映，遭到误解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阎红彦仍不屈服，再次向中央陈情：“高岗品质恶劣，不可信赖，请中央记录在案备查。”事后，还主动向高岗本人说明此事。在当时情况下，坚持真理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稍有一点私心，都不会这样去做，阎红彦这样做了。高岗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声望，给他周围罩上了一个无形的阴影。但他毫不畏惧，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胸襟。
　　解放战争中，阎红彦任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常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3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一次对我讲：“阎红彦很勇敢，定陶战役中，他带两个团插到敌人中间，奋战4昼夜，活捉敌旅长……豫北反攻、鲁西南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及淮海大战中，都是舍生忘死，大显身手。”
　　直到1955年，高岗反党事件爆发后，中央调阅了阎红彦1945年反映高岗的几条意见，并调他进京参加高岗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主持会议的彭老总的肯定和表扬。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10多年。”历史证明了，他是真正忠于党的。
　　实事求是 敢为人民负责
　　全国解放后，阎红彦同志历任川东行署主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常务副省长、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等职，后又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
　　1958年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报纸、电台不符合实际的报道比比皆是。许多人好大喜功。阎红彦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当时我任国家劳动部长，去四川调研，见报载川西平原某县水稻亩产3万多斤。我问红彦同志是否真有其事，红彦说是吹牛，说他亲自下去察看过，是把几十亩水稻栽在一块田里计算的。他批评当地干部说：“这样搞高产有什么意义?不是实事求是嘛!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当年报纸上登了四川全省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的消息，阎红彦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在省委会议上多次率直疾呼：“粮食没有那么多，报纸上是瞎吹，这种作风要不得。”与此同时，他又亲自向粮食部门打招呼，要他们“千万不要轻易地说下面报的产量低了，人为地层层加码”。粮食部门据此，如实向省委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情况。
　　1959年春夏，四川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农村浮肿病蔓延。阎红彦带领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在当时的紧张政治气氛中，下面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阎红彦找一位县委书记谈话，启发他实事求是，以关心群众疾苦为重。又连夜召开调查会，弄清了由于缺粮而引起浮肿病的原因。后报经省委同意，调拨了大批粮食，救济群众生活。
　　1959年秋，阎红彦同志奉调云南省工作。当时云南由于天灾人祸，粮食大幅度减产，副食品严重缺乏，农村浮肿病蔓延，民族地区边民外流，动荡不安。云南人民正处在十分困难之中，面对成堆成山的问题，工作从何入手?阎红彦同志首先下去调查研究。先后深入禄丰、建水、曲靖、玉溪、巍山和边疆地区的勐海、澜沧、西盟、孟连、景洪等县村寨，跋山涉水、访贫问苦。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人民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在阎红彦提议下，云南省委于1960年初，派遣了大批工作组，深入各地农村，调查摸底，切实落实群众口粮，组织农副业生产，帮助群众度过难关。他下去调查，发现公共食堂给群众带来很大不便，并有诸多弊端。经过一个时期的深入调查和认真思考，阎红彦于1961年5月上书毛主席，正式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建议。他说：“食堂是直接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还是根据自愿，由群众讨论决定，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这封信朴实无华，没有假话、大话、官话。毛主席看了信，十分赞赏。当即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同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全国停办公共食堂。由于他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克服种种“左”的倾向，云南省在抵制一大二公，划小生产和分配单位，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等重要工作中创出了新路。到1964年，云南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大好局面。我到云南访问时，连汽车司机都讲阎书记的好话。可见他的政绩深入人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我和红彦都参加了会议。阎红彦在小组讨论中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期间江青召集部分原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揭批邓小平同志。听了一些颠倒黑白的发言，阎红彦忍无可忍，实事求是地予以反驳。会议开不下去，草草结束。他的直言却为自己招了大祸。回到昆明后他被集中批斗。红彦同志坚不屈服，直到同陈伯达在电话中争辩，认为他们那一杆人是“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这是1967年1月8日他离开人间时的态度。可见直至被迫害至死的最后那一刻，他也没有忘记人民群众。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是的，一个冲锋陷阵、舍生忘死的共产主义坚强战士，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他还害怕什么?阎红彦没有死，他的精神和业绩是永存的。我们纪念红彦同志，回顾他的斗争经历和工作实绩，将会激发大家更高的革命热情，完成先烈未竟的事业。
　　*这是马文瑞同志1999年10月26日专为阎红彦同志诞辰90周年写的纪念文章。原载《中共党史研究》，亦为《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