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7日)
　　彭德怀同志从1928年率部举行平江起义，到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在任职工作的31年间，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身负重任，历尽艰险，开创了许多辉煌的业绩，是人所共知的。
　　彭总在西北地区工作多年，率领西北野战军解放了西北五省，和西北人民有着血肉般的亲密联系。我们两个人曾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受到他的言传身教，深深感到彭总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长处很多，其中最使我们敬仰和追慕的，概括起来大致有德、智、勇、廉、公这五个方面。
　　一、彭总之德，上予国家，下施百姓，忠诚无比，肝胆照人。
　　他在土地革命、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各个历史阶段中，都是身担重任，亲临前线，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勤奋工作，英勇作战，全心全意为革命胜利，为祖国安宁，为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世界和平作出无私的奉献。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在他的率领下，打了很多胜仗，光复了延安，攻克了县城十多座以后，不料在陇东战役中却吃了亏，没有完成预期的战役任务。这次受挫的原因，本来是由于一个部队执行上级的命令不够坚决所致，可是彭老总在总结战役经验的会议上，却首先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沉痛地说这次战役，“出动前准备不充分，对个别纵队的内部情况了解不深人，对敌人估计不足，这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直接指导者都应负责任，也就是我应负更多的责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啊，看问题一格一格的(意即孤立的看问题)。只看胡(宗南)马(步芳)的矛盾一面，忽视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一基本点上完全一致的一面。”然后，他才对犯了错误的部队负责人当众进行严厉的批评。在后来时隔很久的会议上，他还负疚地说：“比如在西北战场，我们两次吃过马家骑兵的亏。人得有自知之明，不能把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我需要帮助，需要改造。因此，我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敢于不顾情面地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才能把事情做好。”对于彭总如此真诚的态度，连老一辈革命家林伯渠同志在那次会议上都深深地感叹说：“德怀同志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彭总被罢官以后，到“三线”工作时，有一次来到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不禁缅怀起当年长征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生忘死、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当他听说有一位名叫帅士高的老船工还活着时，就去看望他，看到老船工生活上有困难，临别时就送给老人10元钱。
　　庐山会议后，彭总在被错批错斗、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依然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当他听到我们的国家由于“左”的错误，好多地方饿死人的情况更加严重时，凄然泪下。他的家人宽慰他说：“当初照你的意见办就好了。”而他却马上回驳：“我的意见要真错了就好啦。老百姓就不会这样吃苦了。”到了这般境地，仍能不为他在庐山的不幸言中而宽慰，倒反为人民的不幸而痛心。这是何等纯洁的思想境界，多么崇高的品德!
　　二、彭总之智，卓越非凡，举世公认，特别表现为他那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两个月后的1951年1月4日，他指挥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夺取了汉城。我军声威大振，美军威风大减。北京天安门广场祝捷群众彻夜狂欢，全国人民以为朝鲜战争很快就能全胜，但彭总鉴于我军在进攻中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人虽有坚固防线而未坚守，他判断敌人似有计划南撤以诱我冒进深入，从而从背后登陆夹击我军，重演仁川登陆之故伎。因而毅然决定我军于1月8日停止追击，结束了第三次战役。但当时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却极力反对彭总的决定。他指责彭总：“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彭总面对责难不为所动，他说：“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不料，苏联大使把此事反映到了斯大林那里。于是彭总便给毛主席发电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把彭总的意见也转给斯大林。斯大林回电指出：真理在彭德怀同志一边，今后要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了苏联大使，并调他回国。
　　彭总高度的军事指挥才能不仅来源于他的多谋善断，而且来源于他的民主作风。进行每一次重大战役他都经过周密的侦察工作，提出作战方案，交前委会进行民主讨论。他反复讲：对提出的作战方案可以提赞成的意见，可以提不同的意见和否定的意见，如果错误的方案在讨论中不能被否定，到作战中去否定，那就要打败仗，就不如道要死多少人，不知道要受多少损失。因此，他对作战方案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否定的意见尤为注意。因而他指挥的战役失误少，胜率高，成为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三、彭总之勇，经常是表现在亲临前沿，临危受命。
　　在战场上，他的指挥所总是十分靠前，这是久传的佳话。以至他的下级指挥员不断向他提出“抗议”，并常常是强拉硬拽把他送下火线，这样的事例多不胜举。解放战争中，澄合战役攻打壶梯山时，彭总冒着炮火硝烟，到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同志的指挥所。这里离前沿很近，只构筑了简单的掩蔽工事。当时王震正举着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敌军阵地，一回头却发现彭总站在他身后，大吃一惊。他顾不上汇报战斗情况就急忙关切地说：“你来这干什么?这里太危险，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彭总从容地反问道：“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来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当时敌人打来的炮弹越来越密，附近弹片横飞。为了彭总安全，王震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拉到掩蔽部里，急切地说：“我简单向你汇报一下情况，你就赶快走吧!”可是讲完以后彭总仍然不肯离开。于是王震故意用激将法大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彭总笑着回答：“谁不相信你的指挥，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我在这里保证不干预你的事情。”事后，王震谈到这件事深情地说：“彭总太不爱惜自己了，打起仗来哪里靠前，他往哪里钻。”彭总之勇，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勇于临危受命，担当重任。江泽民同志在彭总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到四例：一曰留守井冈，二曰强渡湘江，三曰保卫延安，四曰抗美援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彭总没有私利，只要人民和祖国需要，他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四、彭总之廉，最主要的是严于律己，从不特殊。
　　彭总艰苦朴素，人所共佩。保卫延安之战，我军撤离延安前，师哲同志为彭总配备了一个精干而彭总也很喜欢的警卫员小杨。在分配任务时，师哲特别嘱咐：彭总有胃病，又十分劳累，只要有可能，有机会，就要设法改善他的伙食，以保证他的健康。转战陕北期间，部队的粮食供应有时中断，彭总也同大家一样饿肚子。有一天小杨给彭总炖了一只鸡。彭总一看便神色严肃地问道：“哪来的?这是干什么?不吃，拿回去!”过了一两个星期，小杨想到组织的交待，又炖了一只鸡送去。这回彭总发了脾气，“你怎么又搞这一套?你原来从哪个部队来的，你还回哪个部队去吧，我这里不用你了。”小杨在回队途中巧遇师哲，伤心地说：“彭总把我赶走了。”师哲连忙安慰他，并感动地说：“艰苦朴素，不搞特殊是彭总的作风啊。”在彭总的榜样面前，我西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也都始终保持着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可以说，彭总的榜样，就是无声的命令。
　　无声的命令，有着无穷的威力。一次彭总光着头，手里抓着帽子，脚上的布鞋已经烂得穿不住，用麻绳绑在脚面上，但走起路来稳健有力。口渴了，在征得停在路边挑水农民的同意后，才就着桶沿狠喝了几口，随后又赶队伍去了。这情景恰巧被押在路旁的俘虏看到了，他们立即站起来观望，有的竟惊恐地喊叫起来：“我们就败在他的手下，当了他的俘虏，真可怕!”更有人说：“完了，国民党完了，非彻底失败不可。老天有眼，天下哪有我们立足之地?”连这些俘虏也从彭总艰苦朴素的品质中，看到了我们的威力，预见到了他们的失败。
　　五、彭总之公，是完全彻底的，是纯正无私的。
　　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彭总批评人很严厉，是出了名的。但他主要是对干部，我们也曾听彭总说过：“批评就是要声色俱厉，否则，有毛病的人改不了。”更重要的是他从来都是出于公心。正因如此，他对人不管是炊事员，警卫员，还是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只要谁损害人民的利益，他都批评。但十分可贵的是：他批评错了，就主动道歉，承认错误；对改错有实际表现的，就加以表扬。例如在朝鲜战场先严厉批评，后又高度赞扬38军的事，就是典型的例子。38军在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中没有打好，行动慢了些，敌人跑掉了。彭总在战后的总结会上点名叫起38军军长厉声斥责道：“你们为什么慢慢腾腾，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违背军令，贻误战机，按律当斩。我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有权惩罚一切违犯军令、军纪的人。我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这一顿虎威，真有叱咤风云变色之力，使到会高级将领深受教育，对以后的作战发挥了重大作用。38军也从中吸取教训，在第二次战役中猛打猛冲，一夜之间猛插敌后70公里，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彭总立即给予表扬，并特别嘉奖了38军。还在通令嘉奖的电报上亲笔加上“三十八军万岁”。从此，“万岁军”被广为传颂。
　　彭总之公，更突出地表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左”的影响，当时尽管问题十分明显，但谁也没有多提意见。彭总出于公心，为民心切，上书为民请命，结果被批判罢官。接着在“文革”中继续被审查、批斗、摧残，直至含冤而死。彭总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尊重的，但彭总也是非常重视实事求是的，因而至死对这个问题仍持保留的意见。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他彻底平反，才得以大白真相于天下。历史是最公正的，彭总因上书为民请命而受到打击迫害，但也因此而更受人民崇敬爱戴。巨星从这里陨落，也从这里升得更高，更亮!彭德怀元帅一生所表现出的崇高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纪念。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指引下，特别发扬彭德怀元帅在德、智、勇、廉、公诸方面的优良作风，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彭德怀元帅的光辉名字将永远活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中。
　　*这是马文瑞同志同王恩茂同志合写的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文章，原载1998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