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转
　　(西北大学)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是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刘志丹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代表，在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为指导，深入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以公仆精神、求实精神和大局精神为核心的革命精神。本文试图从刘志丹革命精神中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普遍应用和具体实践。
　　公仆精神：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利益
　　革命“为了谁”的问题，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涵，它反映了党一切工作的目标和归宿。刘志丹从一位青年学生成长为身经百战的革命领袖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热爱群众、无私奉献的公仆精神则恰恰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奋斗宗旨。
　　其一，在思想上，树立“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的革命理想。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是一个人成长和奋斗的指路明灯，能够指引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虽然刘志丹出生在陕北农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但是他从小就对劳动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上学期间，在共产党人魏野畴和李子洲等的影响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在目睹了军阀豪绅势力的残酷统治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后，他毅然放弃了优裕、安定的生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投入到革命斗争中，立志改造不合理的黑暗社会，解救劳苦人民于水火之中。他在《爱国歌》中写道：“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②充分体现了这位热血青年对祖国的强烈热爱、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无比憎恨。参加革命后艰辛而危险，整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钻山洞、住丛林，随时随地都有丧命的可能，因此，家里的人一开始就极力反对他放着清福不享而去过那种还不如叫花子的生活。父亲对他很不理解，请刘志丹的舅舅劝他好好享清福，不要再去受苦受罪，而刘志丹坚定地说：“我一个人成了员外顶啥用！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③“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生活当成自己的事业，这就是刘志丹的人生信念和革命理想。这种信念和理想使他忘记了革命的艰难困苦，放弃了家庭的安逸生活。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④。林伯渠称赞说：“志丹一生献身革命，对党、对自己所热爱的人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所创造起来的边区，是和他的血肉分不开的。”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高度评价：“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⑥
　　其二，在实践中，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的革命理想决定了刘志丹替群众说话，为人民办事的价值取向，因此，他时时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政治上，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1934年，刘志丹与习仲勋等人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了代表穷苦人民利益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并宣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群众首次在民主制度中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苏维埃各级政府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极大地增强了边区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当时从周围数十里赶来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群众兴奋溢于言表：“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老百姓奔走相告说：‘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⑦在经济上，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权益。首先，恢复商业贸易。苏维埃政府首先在荔园堡恢复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了繁荣集市贸易，刘志丹在该地区组织文艺活动，吸引各地群众和商人来此做生意，因此，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一派繁荣景象。其次，建立金融系统。刘志丹认识到建立金融体系，对于发展根据地经济，稳定市场，控制财政权力至关重要。因此，决定发行苏维埃政府自己的货币。在克服各种困难后，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寨子湾附近设立了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当时“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票币，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当时边区政府的票币印刷很简单，在白洋布上盖上边区财经委员会之印，然后用桐油一印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分、五角、二角、一角。发行数量不大，价值很高，花一角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⑧。最后，发展农业生产。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法令。主要包括：“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部分山地；田、青苗一起分，因为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等。同时，根据刘志丹的指示，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与民生息的方针，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边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经费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财政来源，并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同时，鼓励农民成立牧场，养猪喂羊，发展生产。在文化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刘志丹认为：“没有知识会犯更大的错误，历史上农民起义总是失败。”“人无知就会变得愚昧狭隘。”⑨于是，他积极提倡教育，南梁很多地方都创办了列宁小学。学校条件艰苦，设备比较简陋，没有课本，他就派人去西安买油印机，自己动手印制课本；没有教员，他一面建议请出老先生教书，一方面积极努力从西安聘请知识分子。关于课本的内容，反对说空话，要求与实际贴近，主张：“要先讲爱国爱民道理。”为了解决列宁小学的困难，支援其继续办学，刘志丹还专门从边区军事委员会的经费中挤出30块银元作为列宁小学的办学经费。
　　求实精神：依靠群众，引导群众斗争
　　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刘志丹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刘志丹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紧紧依靠群众，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群众斗争，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1 943年4月29日《解放日报》评价：“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
　　其一，以“狡兔三窟”的方式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黄土高原的偏僻地区，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又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属于“三不管”地区，闹革命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有利于创建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在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影响下，因地制宜，根据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提出“狡兔三窟”论，即同时建立三个游击区域，形成几个相互依托、相互支援的战略支撑点，并且开展游击战争，这种在流动中作战的方式，使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出现新的局面。到1935年年初，陕甘边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到耀县、北至靖边，纵横数百里的广大苏区和游击区域，并且以甘肃南梁为中心，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宜君、旬邑、淳化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并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等11个苏维埃县。
　　其二，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结合”的方式发动农民战争。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就是农民战争，党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而引导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战争。他吸取了在以往兵运工作中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教训，着力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并与“三分”“五抗”结合起来，同时将建立革命武装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因此，广大农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成为红军不竭的动力。1934年冬至1936年春，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到处是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情景。当时，“陕甘边区人口约……但壮年男人百分之七十已加入红军，儿童和青年则全部加入了儿童团和少先队，18至45岁的壮年则加入赤卫军，妇女百分之六十以上加入妇女代表会，不参与各种组织的只占极少数”⑩。到1934年底，红四十二师的兵力扩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军也发展到5000多人，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新的提高。在战略战术上，刘志丹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制订作战计划，在保存自己力量的前提下，集中主力，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积小胜为大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使红军逐渐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打开了反“围剿”斗争的新局面。
　　大局精神：团结群众，密切群众关系
　　革命不仅要明白“为了谁”，还要懂得“团结谁”。群众路线要求一切相信群众，团结群众，这样才能够凝聚群众力量，创造和谐统一，坚强有力的新局面。在革命斗争中，刘志丹经常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的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这样才能胸怀广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11)因此，在对待不同群体力量时，刘志丹都能够友好相处，做到海纳百川，团结一致，赢得了各方群众力量的尊敬和赞扬。
　　首先，忍辱负重，团结党内干部群众。革命不仅要团结党外群众，还要善于团结党内群众。只有党内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才能形成革命的主心骨，无坚不摧。1935年，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使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地扩大了西北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但是，不久，“左”倾分子却把他诬陷为“反革命”予以逮捕。当通讯员在路上遇到刘志丹后，把信交给刘志丹看时，他才知道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被自己的同志冤枉和欺骗，他感到痛心疾首，但是为了不造成党内分裂和自相残杀，他毅然单身回到瓦窑堡，试图向保卫局澄清是非。但是“左”倾分子不容分辩，立刻将刘志丹投入监狱并欲杀害。直到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之后，刘才幸免于难。由于党中央刚到陕北，短时间内难以澄清全部事实，因此，虽然撤销了“反革命”罪名，刘志丹仍然戴着“严重右倾错误”帽子，这件事他一直未辩解过。一些获释的干部因为蒙受不白之冤而感到愤愤不平，刘志丹告诫大家，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他说，希望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对此，党中央对他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刘志丹等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12)
　　其次，一视同仁，团结党外革命力量。把“敌人”变成“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革命成功之道。刘志丹不仅重视党内团结，而且重视党外团结，因此，他极力化敌为友，团结党外各色势力。第一，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军政官员。刘志丹先后打入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和组织了70余次兵变和起义。这些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为党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干部，扩大了同盟军，增加了同情者，积蓄了力量。其中韩练成就是他在马鸿逵部的第四集团军做政治工作时，争取过来的，并教育他说：“不管在哪里，不管跟着谁都不要忘记做革命的人，处处为民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绝不做反革命的事。”(13)后来韩练成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为党递送情报。在解放战争中，他为华东战场的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卓著的贡献，除此韩之外，牛化东、曹又参等人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第二，争取和改造绿林武装。陕甘边区民间会道门如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势力很大，活动面广，其成员大多是劳苦群众。在刘志丹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当地哥老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拥护党和红军，踊跃参加革命。其中郭宝珊是黄龙山的“山大王”，刘志丹根据他的人品，多次派人去做工作，郭于是带领手下300余人参加了红军。马锡五当时是永宁山的“大爷”。刘志丹向他讲述革命道理，他听后十分敬佩地说：“你是做大事的人，我虽比你年长，但你是我的先生。”(14)经过刘志丹耐心细致的教育，原来南梁一带的绿林武装头领如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都树立了革命思想，决心跟着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
　　最后，清正廉洁，团结下层劳动群众。广大下层劳动群众是革命团结的主要力量，是共产党最坚定的同盟者。除了给予他们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以外，还要特别注意搞好党与下层群众的关系，这样才能密切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因此，刘志丹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努力树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形象。第一，制定严格的廉政法规。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作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挨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15)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还制定了“暂行条例十八条”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5元以上者开除党籍，贪污5元以下者就开除军籍。“现在看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因为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了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1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16)第二，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刘志丹认为：爱护群众利益光荣，损害群众利益可耻。凡是吃了老百姓的米、面等，必须付钱，即使群众不在家，也得将钱留在容易看得见的地方。蔡子伟回忆说：“刘志丹领导我们闹革命，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征粮纳税摊派。而且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在武装斗争中没收的粮食和羊，除了分配给群众的外，给红军游击队留一部分做公粮、公羊，保存在村里，由农民看管，以备红军到时吃用。红军走到哪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有利军民关系。’”(17)因此，部队开到哪里，群众只要听到说是刘志丹的队伍来了，都非常高兴，热情地为部队腾房、做饭，有的还四处打听谁是刘志丹，盼望能见上一面。第三，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虽然身居要职，但是他在生活上从不特殊，为了给指战员做出表率，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野菜，住草棚窑洞，身穿千补百衲的衣服，脚蹬麻鞋，所不同的是比其他同志多了一件破呢子大衣，这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垫的，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一双布鞋当枕头。习仲勋在回忆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的情景：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在1936年4月东征牺牲时，衣袋里只有半截铅笔和6支香烟。他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但是他两袖清风，一生清贫的生活作风却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刘志丹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典型代表，他的革命精神蕴藏着马克思主义群众理论的丰富内涵，彻底地实践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路线。因此，他牺牲后，毛泽东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18)张闻天在评价刘志丹的革命路线时说：“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的中国马列主义路线。”(19)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②《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③刘景明：《刘志丹在家里闹革命》，原载《革命英烈》，1981 (2)。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⑤林伯渠：《永恒的记忆》，原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⑥[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⑦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第44页。
　　⑧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第47页。
　　⑨马文瑞：《革命楷模》，原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⑩《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8页。
　　(11)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刘志丹研究委员会编：《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12)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13)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刘志丹研究委员会编：《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14)宿忠显：《刘志丹：西北一颗璀璨的红星》，原载《党史博采》，2003年10月。
　　(15)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16)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O月16日。
　　(17)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刘志丹研究委员会编：《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19)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