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为之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他不仅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精神动力。
　　一
　　刘志丹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他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将客观实际作为研究问题和做决策的出发点。
　　他们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在他们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探求和掌握在中国，在中国西北开展革命，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规律，将其进行理论升华，再用以指导实践、推动西北革命实践，在实践中使认识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正是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能够按客观规律办事，从而使他们牢牢掌握了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的主动权，不断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他们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坚持实事求是，表现在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上。通过学习科学理论，打牢了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利于他们在领导西北革命过程中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避免了盲目性、片面性、被动性，很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南梁根据地建立期间，刘志丹等领导组织党员和红军学习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等理论成果，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同时使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增强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他们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体现。他们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充分发挥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实践中实现着理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能够充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国西北的具体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很好地将其应用到创建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
　　他们在选择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选择南梁地区建设根据地意味着要摒弃在大城市周围选址的做法。南梁地区介于陕西富县、保安(今志丹)和甘肃庆阳、合水之间，境内有百余里的川道，周围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方圆数百公里的地区为红军开展有机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国民党在南梁地区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这里的一线敌军主要为地方民团，战斗力较弱。加之南梁地区群众有一定基础，对革命同情，成为红军发展的理想场所。陕甘边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了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从而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地域内建立了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他们在开展武装斗争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武装斗争中，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1933年当敌军对照金根据地发动进攻时，指挥部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于狭小的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遂采取了在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的办法，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毛泽东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②他们恢复红二十六军的重要决定，对于保存和发展陕甘边正规红军力量，创建和发展陕甘边红色政权非常必要。这次会议还根据陕北、陇东和关中地区地理位置和敌人军力状况等实际因素，决定建立三路游击区租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按照会议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南梁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刘志丹他们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在洛川之葡萄沟门击退敌人一个营，在荔园堡、阎家洼子歼敌两个连，另外他们还全歼新堡民团、赵沟民团，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初步基础。1934年1月初，党委决定刘志丹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4月在西华池战役中，全歼敌人一个师部、一个团部和一个整营，共7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此后刘志丹率领四十二师南下三原、淳化、耀县帮助开展第三路游击战争。5月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返回南梁，粉碎了敌人对南梁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从1933年冬到1934年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共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歼灭敌人3000多，解放陕甘地区10多个县的农村，建立了14个游击支(中)队。在此背景下，1934年秋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1935年当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之时，刘志丹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他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敌方军队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首先打击深入西北革命根据地，但对当地不熟悉的外来国民党军队，尔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在吴家寨、马家坪歼灭敌军两个营又一个连，一举解放安定，接着又在清涧无定河边歼灭敌军一个连。后刘志丹指挥部队按照声东击西的战法，兼程南下，全歼延长守敌400余人，解放延长和延川。6月中旬刘志丹指挥部队歼敌200多，攻克安塞县城，解放安塞。6月下旬红军突然北上攻克靖边县城。后红军又在老君店高家塌全歼敌人一个营，击溃两个营。至此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第二次反“围剿”中，西北红军共缴获长枪3000支，轻重机枪200余挺，俘敌2000余人，解放县城6座，使陕北、陕甘边两根据地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35年8月，国民党军队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刘志丹从实际出发，根据敌军特点和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率部南下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后又挥师南下甘泉榆林桥，消灭了敌人四个营，对“围剿”敌人给予重创。对保卫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
　　二
　　刘志丹始终坚持的艰苦奋斗精神，在创建和推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革命家重视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其作为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红军建设的重要原则贯穿始终。
　　西北革命根据地初创期间，条件艰苦，刘志丹等革命者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大家共同推动着根据地各方面建设。为发展根据地经济，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金融系统，发行根据地钞票。印制钞票没有纸张和印刷机器，他们就用布和刻木板印相结合的办法解决问题；没有刻字工，他们设法从国统区寻觅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为解决货币兑换问题，他们就“在荔园堡设立了‘苏票’与银元兑换处，使‘苏票’获得了很高的信誉。这样，老百姓对苏票这种印刷很粗糙的票子和银元一样喜欢”③。
　　根据地建立后，刘志丹、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率领大家艰苦奋斗，发展军队和地方的教育事业。他们成立培训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军政学校——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这所学校“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于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材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做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④。学校开设政治、军事、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当时军事课由刘志丹同志亲自讲授，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素养和有关游击战争的知识水平。
　　三
　　刘志丹始终坚持的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创建和推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西北这块土地上建立和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刘志丹、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他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使群众路线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辅相成，有力推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刘志丹关心人民，热爱人民，洞悉人民群众的疾苦，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刘志丹熟悉陕甘边区的山山水水，熟悉那里的村庄和人民，被人们称为“活地图”。革命斗争中，刘志丹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总是想着人民群众，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刘”。他们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保证了根据地干部的廉洁，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周恩来称赞刘志丹：“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他们在创建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进程中坚持群众路线，体现在他们能够使党的正确意见和真理性认识为群众所掌握，成为群众实践的思想武器，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红军的革命干部就深入南梁地区的道川，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南方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大大地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在农民纷纷要求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他们领导南梁地区村村组织农民联合会，组成了赤卫队，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
　　在创建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进程中，刘志丹等革命家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从而确保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党和人民事业，无往而不胜。刘志丹每到一地宿营，就要找当地群众谈话，了解社会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根据地在制定经济政策，如土地分配方案，制定社会、文化政策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等时候，注意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情绪。他们制定的政策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在推动根据地建设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
　　四
　　刘志丹始终坚持的对革命矢志不渝的精神，在创建和推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志丹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具有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他坚信党的领导，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具有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的高尚品德，视党和人民的利益如生命。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刘志丹就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组建革命军队，虽屡遭挫折和失败，但从不灰心，从不气馁，从不悲观，从不动摇。1931年春，刘志丹在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进行兵运工作期间，准备起义，不慎暴露，被捕。苏雨生劝其投降，供出军内共产党员名单，被刘志丹断然拒绝，并怒斥道：“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的便！”虽经过严刑拷打，但刘志丹毫无惧色，对去看望他的党员同志说：“我死了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你们，还有党。你们要听党的话，坚持真理，继续战斗！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沉着地秘密指示其他同志进行革命活动。后刘志丹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营救获释。
　　刘志丹有极高的党性，陕北“肃反”时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丝毫不顾个人安危。1935年“左”倾路线在陕北恶性发展，错误地决定“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将他骗离前线。刘志丹在途中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将给十五军团的急件交给了他，刘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刘志丹为“竭力避免发生冲突，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面对着随时都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同志泰然处之，他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⑥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
　　刘志丹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表现在他坚强的党性修养上，表现在他心地坦然，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当时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刘志丹等在错误地被剥夺领导权的情况下，依旧坚定的开展革命工作，“仍然积极协助王世泰同志(他是红军战士选举的红二团团长。红二十六军只这一个主力团)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他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军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拟订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⑦。
　　刘志丹不仅个人对革命矢志不渝，而且教育其他同志要对革命充满信心，让革命必胜的信念成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精神动力。1933年5月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被迫南下，南下后这支部队遭到优势敌人包围。刘志丹带领十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围困在深山老峪里，处境困难。当革命受到严重挫折时，他鼓励周围的战士，说：“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后来他动员大家突围。⑧
　　刘志丹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刘志丹“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强调指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要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同志当时常常向大家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⑨刘志丹对“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他严肃批评那些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⑩。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多次要求他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反映，处理那些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刘志丹则一再劝慰他们，要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做出正确结论。(11)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许多同志都自觉抛却个人恩怨，积极为党工作。对刘志丹这种对革命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的精神，贾拓夫在《哭志丹同志》中称赞道，“渭华失败气不馁，秦陇创业志更坚”，赞扬了刘志丹的革命精神。
　　①《陕甘边根据地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③中共庆阳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230页。
　　④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50页。
　　⑤《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转引自李振民、张守宪：《刘志丹传略》，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⑥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⑦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⑧李振民、张守宪：《刘志丹传略》，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⑨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⑩刘志丹：《三边事变的经验与教训》，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82期，1936年1月18日版。转引自李振民、张守宪：《刘志丹传略》，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11)王子宜：《纪念伟大的革命战士刘志丹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