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婧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刘志丹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他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入研究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青年时期的夙愿。1926年初，他抱着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投笔从戎，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校期间，他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演讲，结识了恽代英、萧楚女、王懋廷、陈赓、唐澍等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黄埔军校毕业后，他按照党的指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被冯玉祥驱逐出联军。残酷的现实使他深深感到：“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从此以后，他更加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开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创建革命武装。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武装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与唐澍、谢子长等领导党所控制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中共党员)，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公开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渭华起义是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震动了整个西北，鼓舞了人民，影响了全国，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震惊。他们为了扑灭这一革命烈火，急忙调集优势兵力向起义武装发动进攻。刘志丹等以有我无敌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率部奋起抗击，先后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不甘心失败。他们又纠集了3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起义武装发起大规模进攻。起义武装虽浴血奋战，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但由于寡不敌众等原因，至7月初，起义武装遭受重大损失，前敌总指挥唐澍等壮烈牺牲。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1928年冬，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到达榆林出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即于1929年四五月间在榆林红石峡主持召开中共陕北特委会议，决定采取“红色”“白色”和“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
　　所谓“红色”，就是直接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直接指挥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工作重心。他认为，工农武装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坚持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采取“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①创建人民军队，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为此，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赤卫队、游击队，而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是他在创建人民军队斗争中所采取的正确的建军路线，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完全相符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志丹根据全国抗日救国的新形势，率部同阎红彦、杨重远等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会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根据中共临时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党在陕甘地区创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然而，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干扰下，这支部队在南下渭华地区后遭受严重损失。1933年10月4日，刘志丹历经艰辛，只身回到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认真地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沉痛教训，迅速把分散的革命武装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并新组建了骑兵团，加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从而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再次蓬勃起来。
　　所谓“白色”，就是选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这是刘志丹为发展革命武装而采取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今志丹)县，采取合法斗争方式，英勇机智地挫败了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当选为该县民团团总，掌握了所属民团武装。随后，他又打入国民党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副团长。中原大战爆发后，刘志丹企图乘机率部起义，不意被敌人发觉而遭到失败。后来，他又打入陇东国民党军，任骑兵营营长，并率部消灭了一股无恶不作的反动民团军。接着，他又奉命同苏雨生部合作，任补充团团长，积极扩大革命武装，结果被反动豪绅告发而被捕。所幸经中共陕西省委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营救而获释。刘志丹获释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刻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入驻守在甘肃平凉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任新编第十一旅旅长。后来由于陈珪璋内部发生火并，第十一旅被缴械，刘志丹亦被扣押。不久，他乘敌人内部混乱之际，机智脱险。
　　开展兵运是一项极具生命危险的工作。但是，刘志丹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非凡胆略，一次又一次地打入军阀部队，执着地开展兵运工作，出生入死，毫不退缩，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所进行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地主豪绅、反动官僚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1931年9月，刘志丹把党在南梁地区所领导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南梁游击队是陕甘地区成立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经过刘志丹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这支武装队伍逐步成长壮大为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为以后组建正规的红军和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也发展壮大起来。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指示刘志丹负责西北地区的军事工作。1935年1月，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领导的红二十七军(同年1月30日编成)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的党政军工作。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不幸逝世。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刘志丹，继续高举西北地区武装革命斗争的旗帜，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的斗争。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陕甘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刘志丹亦被朱德赞誉为“红军模范”、“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这是对他在我党我军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和褒奖。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刘志丹是我党我军早期培养的军事骨干。他在指挥革命战争的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一切从陕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连续粉碎敌人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把握战争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是刘志丹军事指挥的基本特征。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指挥革命战争中，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坚持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全面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抓住关键，正确决策，妥善部署，灵活用兵，方能趋利避害，夺取胜利。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约4万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指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立足于反“围剿”战争的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和我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入陕不久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桂滋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它刚由河南经山西入陕，人地生疏，没有同红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另外，刘志丹还认为，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虽然反革命立场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红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因此，他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兵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这样，就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同时，刘志丹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等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他还亲自起草了反“围剿”动员令，明确提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任务，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防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发生。
　　由于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等部经过近半年的浴血奋战，共歼敌正规军2200余人、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3000余人，俘敌约2000人，缴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使红军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约4000人，特别是拔掉了敌人的坚固据点——李家塌，使陕甘边、陕北两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用兵灵活，战法独特，是刘志丹军事指挥的基本方法。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想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审时度势，周密部署，慎重初战，务求每仗有计划、有准备、有把握，不能蛮干浪打；必须熟悉作战地域的地形地貌、山山水水和风土民情，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躬身实践的。诸如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敌人调集了10万大军，大有彻底消灭陕甘红军和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之势。但是，刘志丹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周密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这次“围剿”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敌人派系林立，多数部队对于“剿共”并不积极，唯有阎锡山的晋绥军较为积极。鉴于晋绥军西渡黄河不久，势单力孤，立足未稳，便于红军打击，刘志丹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在绥德、吴堡地区打击该部。随即，刘志丹率部在定仙墕一举歼敌一个团，毙伤俘敌副团长以下2000余人，迫使入陕的晋绥军两个旅退回山西，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
　　刘志丹常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这不仅反映了刘志丹灵活用兵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寓兵于民的人民战争思想和声东击西、避强击弱，迂回包围、远程奔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陕甘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得到锻炼和补充。
　　坚持以歼敌为主、夺地为辅的战略思想，是刘志丹军事指挥的基本指导思想。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灵活用兵，不拘一格。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强敌实行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通常采取“诱敌深入”，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刘志丹则不同，他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早在1934年2月，当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纠集正规军4个营及反动民团共5000余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刘志丹鉴于根据地狭小，红军兵力有限，难于在根据地内同强敌周旋，即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敌进我进的方针。他大胆地率部向敌后实施进攻，打击敌人的指挥中心，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切断敌人的补给线，调动敌人回援，乘机在运动中歼敌一部或大部，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陕甘边红军经过7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在耀县、保安、宜君、庆阳、合水、淳化等地区，先后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共歼敌3000余人。特别是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兵和骑兵协同作战的范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这不仅显示了刘志丹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鲜内容。
　　治军严明，是刘志丹军事指挥的重要保证。刘志丹十分重视培养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他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要求部队要树立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他及时予以表彰。对于违反纪律，不论哪一级干部，包括自己在内，都坚决处罚。一次，他在同一位战士练习摔跤，不慎摔伤了这位战士，自罚下厨做饭3天，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由于他治军严格，纪律严明，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而且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刘志丹是贯彻执行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忠诚战士。他在创建红军、指挥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顾全大局，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
　　加强党组织和政治思想建设，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刘志丹建军思想的根本原则。他认为，中国工农红军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其中包括许多绿林武装和俘虏兵，要想把这样一支军队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坚持政治建军。因此，他从陕甘红军诞生之日起，就按照“三湾改编”的经验和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在部队中逐步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团以上单位有党委，连有支部，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领导。同时，在部队中逐步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机关，在团以上设政治委员，连设政治指导员，团设立政治处，专门负责政治工作。他还颁布了《政治工作训令》，建立了宣传队，开展富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列宁室(即俱乐部)；实行民主建军，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努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等等，从而使陕甘红军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逐步成长壮大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加强干部培养和训练，从政治上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刘志丹建军思想的基本措施。他认为，加强党的干部培养和训练，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军政素质，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部队建设的决定因素。因此，他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外，还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和审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并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陕甘地区培养了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军政素质较高的领导干部和骨干，许多人后来成长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从思想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刘志丹建军思想的显著特点。他率先垂范，处处以大局为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积极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1935年9月，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欣喜万分，立即亲笔起草《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动员全体党员及根据地每个劳苦群众，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同陕甘红军会合。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豹子川迎接。9月16日，他亲率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到达延川永坪镇，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17日，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召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将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以大局为重，积极协助徐海东率部南下，于10月1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设伏，全歼敌东北军第一一〇师第六二八、第六二九团及师直属队，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余支，50瓦电台1部，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
　　刘志丹一生虽然短暂，却历经坎坷，多次遭受“左”倾教条主义推行者的诬陷、排挤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矢志不渝。1932年，他由于不同意“左”倾教条主义者推行的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反对红军游击队“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被撤销总指挥职务。1932年12月，他和谢子长等都被诬陷为“有反革命阴谋”，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被诬陷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等，因此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更为严重的是，在红军反“围剿”进入紧要关头，“左”倾教条主义推行者诬陷刘志丹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以“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为名，把他排斥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接着，他们又以“肃反”为名，在劳山战役胜利之后，把刘志丹骗离前线、秘密逮捕。面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恶性发作，刘志丹仍然想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在奉命返回后方的路上，恰好遇到从瓦窑堡往前方送信的通讯员，得知了自己将要被逮捕的消息，却镇定自若，毫不考虑个人安危，直奔瓦窑堡。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获悉刘志丹等大批领导干部被逮捕，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刘志丹等大批领导干部获释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对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由衷地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对一些有怨气的同志积极做工作，勉励大家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要忠诚地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来鉴定每个党员。他告诫陕甘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陕甘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曾评价：“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②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刘志丹获释后，坚决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忘我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在直罗镇战役期间，他指挥地方武装围攻延安等地，积极牵制和打击敌东北军第一二九师等部，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为彻底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后，他在后方积极开展动员工作，为红一方面军补充了大量新兵，为巩固和扩大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12月10日，他又受毛泽东、彭德怀的派遣，到黄河沿岸考察地形、道路、河水等情况，并详细地绘制了地图，为红一方面军举行东征战役进行了缜密的准备。18日，他根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率领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等部组成的北路军北上，打击由横山出扰之敌，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30日，他同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宋任穷率部在陕北地区积极开展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各项任务。
　　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后，刘志丹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与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坚决打击进占陕北根据地之敌，迅速恢复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东征行动。1936年3月31日，他奉命与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由贺家川附近的山坡渡口湾东渡黄河，摧毁河对岸罗峪口国民党晋绥军的指挥部，迅即向黑峪口、康宁镇地区发展，配合在山西境内活动的红十五军团的行动。同年4月3日，红二十八军进至山西临县白文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在南下途中，刘志丹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与红十五军团协同作战，先后在方山以南的圪坨镇歼敌一个连，在金罗镇歼敌约一个营。14日，他按照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由金罗镇出发，向黄河沿岸挺进，寻歼三交、转角、辛关、义牒地区之敌，以恢复黄河交通。是日，在进攻山西中阳三交镇(今属柳林)战斗中，刘志丹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毛泽东获悉刘志丹不幸牺牲后，十分悲痛。1943年，他在为刘志丹陵园题词时，怀着沉痛的心情题写下：“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③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高度褒奖。
　　今天我们回顾刘志丹将军的光辉战斗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形成过程。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②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