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铭
　　(国防大学)
　　“南梁精神”，是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集体创造的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思想作风、思想建设领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上的集中展现和反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南梁精神”、挖掘“南梁精神”的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对于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化水平，对于激活革命老区的丰富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使其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进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中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源头动力
　　追求崇高社会理想信念非常重要，这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我们党成长壮大的历史表明，只顾眼前，没有理想，就会非常短视，看不清方向。只有把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同远大理想联系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时刻不忘大目标，才能鼓舞全党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战争年代，由于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许多共产党员和部队指战员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没有看到，就为之不懈奋斗、流血牺牲，使党的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一批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社会理想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中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这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并不断发展壮大的源头动力。刘志丹中学时代就立志救国救民。他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被选派到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立即回到西北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较早认识到创建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重要性，不停地在上海、河南、陕西等地奔走，秘密组织武装起义。先是与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不久又在陕甘地区搞兵运活动，“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其间虽然屡遭失败，但他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从未动摇，终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前身。此后，他继续探索前进。包括：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建设部队、创立红二十六军；转战照金；开辟南梁。尽管后来的发展仍然屡遭挫折，但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信念坚定，认真总结，不断扭转局势，保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旗不倒。1935年2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了陕甘边、陕北两地区的党政军领导。这可以说是我们党追求崇高社会理想信念的结果。
　　二、学习井冈山斗争经验，从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党和军队建设红旗不倒的思想路线
　　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我们党坚持了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决策时，总是把有关的各方面的事实弄清楚，并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工作中心转移的任务，要求全党发扬“两个务必”精神也是这样。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从中国革命一个局部证明了这条思想路线的真理性，丰富和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的表现形式。
　　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作为我党优秀的军事家，刘志丹较早地认识到创建革命武装和后方根据地的重要性，但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选准合适的位置做长远发展的基地，还要进行一番艰苦的调查研究。为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1931年夏，刘志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南梁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他冒着危险、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调查南梁地区的历史和现状，踏勘南梁地区的地理和环境，最终认定：南梁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地方偏僻，反动力量统治薄弱，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此外，该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封建压迫剥削，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加之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山大沟深，森林连绵数百里，回旋余地很大，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总之，南梁地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利于开展武装割据斗争，非常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可以说这次全面彻底的调查研究，在刘志丹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得他后来在照金苏区陷落、陕甘边红军失去了立足之地之时，及时抓住机遇，提出了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南梁地区，坚持在南梁地区开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建议，使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工作真正转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
　　在建军和作战问题上，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积极借鉴和学习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并紧密结合南梁地区的具体实际积极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指导原则。例如在作战方面，注重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善于捕捉战机，灵活用兵，出敌不意地指挥部队打胜仗，使陕甘边部队和根据地在复杂困难的游击战争中，顽强地坚持和发展。又例如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习仲勋主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灵活实际的经济社会政策，使南梁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1934年冬，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习仲勋立即就在吴堡川、脚扎川、白豹川、柔远川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大队，建立革命委员会或办事处等临时红色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又迅速把这些临时红色政权相继转变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管辖着十几个县，很快就使根据地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
　　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关心并解决他们的疾苦。重视廉政建设、建立严格的法规制度、搞好干群关系、实现边区的和谐稳定发展，是推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建设的工作路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任何一场大规模危机的最深刻原因，都应该到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去寻找。国共之间的军事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争取民心的决战。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毛泽东一样深谙这一规律，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靠山，把紧紧地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看成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视为党和军队的生命线。他们就是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与人民群众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从而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在陕甘边地区站稳脚跟。
　　群众工作是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做深、做细、做实。陕甘边根据地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为了改善边区群众的生活，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刘志丹曾经对习仲勋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习仲勋对此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积极贯彻执行。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采取予民生息的政策，即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经费开支主要依靠打土豪和自己发展生产解决。这样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牢不可破的群众政治基础。
　　鉴于廉政建设问题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刘志丹、习仲勋还领导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刘志丹、谢子长经常教育干部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为了警戒党政干部，当时规定：政府公职人员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这条法令出台后，边区上下从主席到基层工作人员，都做到了廉洁奉公，贪污腐化现象基本被杜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甘为人民公仆的做法，不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也进一步坚定了党中央毛泽东加强党风建设、改善干群关系的信心。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扬刘志丹，号召党员干部向他学习。他还颇有感触地说：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定论，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①
　　四、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视党的团结统一为生命，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自觉排除“左”右倾错误干扰和愈益走向凝聚的内在机制保证
　　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即便是受到错误的排挤和打击，也服从组织决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又一崇高共产主义品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在思想上，他们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严重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他们采取冒险主义政策，反对走毛泽东领导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组织上，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可以说是深受其害。
　　1932年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共北方局特派员杜衡就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扣上“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大帽子，宣布撤销职务，强令离队赴上海中央受训。广大指战员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刘志丹、谢子长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尽一切努力稳定部队的情绪，要求部属服从组织的决定。谢子长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刘志丹留下。王世泰也激愤地提出刘、谢两个老司令必须留下一个才行，否则自己就不接受团长的任命。杜衡见军心难违，勉强同意刘志丹留下，但却不让他管军事，而是改任政治处处长。随后，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1935年10月，“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进行错误“肃反”时的形势更严峻，可以说是千钧一发。当时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一大批党和红军领导干部被逮捕，200多人被杀害，给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带来严重危机。被关押的刘志丹、习仲勋等随时都有被枪毙、活埋的危险。关押期间，刘志丹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耐心劝告其他被错抓的同志不说假话，据理力争，相信组织。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吴起镇后，经过审查，才得到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刘志丹不但自己没有一点委屈情绪，还劝告其他受过冤屈的同志心胸要开阔，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搞好工作。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种坚强的党性修养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有力地维护了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集中统一，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新的出发地。
　　综上所述，“南梁精神”，是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集体创造的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思想作风、思想建设领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上的集中展现和反映。其基本内涵至少可以归纳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顽强革命作风；学习井冈山斗争经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思想路线；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认真为他们谋利益，千方百计地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的工作方法；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在遭受委屈的情况下依然对党忠心不贰，始终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南梁精神”、挖掘“南梁精神”的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对于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化水平，对于激活革命老区的丰富政治思想文化资源，使其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进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