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良
　　(陕西汉唐文化研究院)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曾参与北伐战争、领导渭华起义。曾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作为刘志丹的永远追随者和刘志丹精神的坚定捍卫者，在刘志丹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刘志丹走过的革命道路，我再次被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所震撼。刘志丹同志所具有的爱国精神、民族情感、军事才能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经过多年的不断研究，我认为刘志丹独特、创新的革命精神及其历史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刘志丹立志报国，赤胆忠诚，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挺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脊梁。刘志丹同志早期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陕西地区的学生领袖。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五卅运动爆发后，党号召青年学习军事，他毅然投笔从戎，抱定“走最艰难的路”的决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毕业后参加东路军北伐。1928年被派到许权中(中共党员)旅工作。4月与谢子长、唐澍等领导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在陕甘边界开展军事斗争。1929年7月，被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此后至1931年在国民党政府地方部队和民团中开展兵运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1932年2月反帝同盟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第三支队队长、总指挥。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1934年秋，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5月，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自1933年以来，他先后率领红军粉碎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和两次“围剿”，解放了十几个县和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20多个县的民主政权，为全国红军北上抗日创造了条件。他是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获释。先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3月，与宋任穷奉命率领红军第二十八军北渡黄河参加东征。随后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一生为党为国家忠心耿耿，矢志不渝，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
　　二是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刘志丹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人为本，顾全大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在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以人为本，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使之成为红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他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申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他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他和一批干部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三是具有卓越的军事斗争才能。刘志丹结合实际，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指导思想，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敌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1935年8月20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墕一仗就歼敌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同时，他也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做出了独特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士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迅速失败的命运。正是由于他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他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诚然，刘志丹同志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但是，抚今追昔，在物欲横流、私欲泛滥的今天，这些精神到底能对现在的社会和人民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呢？我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要以刘志丹的爱国精神为切入点，进行爱国精神的再教育。家乡人都说，刘志丹是个不知有家的人，这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大家”。他早年就读于永宁山高等小学。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他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先在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不久转入炮兵科。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王懋廷等一批共产党人。此后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的过程中。1936年4月14日，在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其次要以刘志丹的民族情感为切入点，进行全民族意识形态领域的再教育。刘志丹的一生始终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着。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1922年，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再次是要深入研究和学习刘志丹的军事战略思想，对强我国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在战略指导上，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在战役战斗指挥上，他灵活机动，战法独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他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在创建西北红军过程中，他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党对人民军队的坚强领导，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党委，连设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