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龙
　　(张闻天故居纪念馆)
　　2006年10月19日，中共志丹县委、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纪念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进驻志丹7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也有幸参加会议，聆听了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刘力贞、女婿张光的发言，深感到刘志丹的亲属对张闻天的敬重之情。他们谈及1943年10月张闻天给刘志丹的题词，说张闻天给父亲的评价是很高的。同时，这也坚定了我对“张闻天和刘志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对张闻天纠正陕北错误“肃反”等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考证。
　　一、问题的提出
　　1935年9月16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陕西延川永坪镇会合。同时，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团任命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团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这个代表团立即召集联席会议，撤掉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主要干部分散或下放。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把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然而，具有“左”倾思想的领导者，对刘志丹给富农生活出路的政策、坚持农村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思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和国民党爱国人士交朋友的做法等，不但无法理解，而且不能容忍。于是，1935年10月6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以指挥北线作战为理由，将刘志丹“骗”到瓦窑堡秘密逮捕。
　　就在这个十分危急时刻，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了陕北吴起镇。著名的外籍党史专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是毛泽东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当时，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就厄运难逃人头落地了。11月底，周恩来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当年的历史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对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的这一说法，很有必要做一认真考证。
　　《刘志丹纪念文集》一书中的《刘志丹年谱》说：1935年“10月20日，毛泽东听取了吴起镇地区负责人张明科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骑兵团政治委员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西北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大批领导干部已被关押，一部分已被残酷杀害等情况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迅速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者控制的陕甘晋省委保卫局。随后，又决定成立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这次错误的肃反工作。”
　　《张闻天年谱》却说：1935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共中央抵达陕西甘泉下寺湾，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一起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郭洪涛向中央汇报了陕北的肃反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等当即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带着无线电台，先到瓦窑堡去，传达中央命令，停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
　　由此可见，《刘志丹年谱》和《张闻天年谱》对这同一史实的表述，和当年的事实都略有一些出入，我们同样有必要做以深入的研究。
　　二、二位当事人的不同说法
　　张明科在《毛主席问我刘志丹在哪里？》一文中说：1935年10月20日上午，他正在李家洼和中央红军开联欢会，秘密联络员刘兴汉特送来一封鸡毛信。信中说，毛主席在吴起镇要立刻见他。于是，张明科快马加鞭，20日上午就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通过张明科了解了陕北军民的情况。毛泽东也向张明科介绍了中央红军的一些情况。毛主席问：“刘志丹同志现在哪里活动？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么？”张明科说：“我当时一下子紧张起来，不敢说实话。”毛主席又反复问，他才说：“刘志丹被关押起来了。”毛主席立即站起来问：“为什么关押？什么时间关押的？”他回答说：“10月初被关押的，为什么关押的不知道。”坐在对面长胡子的老汉(以后听说是周副主席)问：“现关押在什么地方？”张回答说：“在瓦窑堡。一共关押了几百人。”毛主席又问：“谁能知道详细情况？”张说：“只有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毛主席问：“他在哪里？能找到吗？”张明科回答说：“行。”毛主席又问：“什么时候能找来？”张说：“明天不行，后天一定行。”周副主席说：“你派人骑马快些找来，好吗？”张说：“刘兴汉家中有两匹马，一头骡子，可以借到。”10月22日天一亮，龚逢春来到吴起镇。在毛主席快要离开吴起镇时，又找到了张明科。毛主席给他送了枪，送了子弹，还关照张明科同志说：“你放心吧，中央已派人带电台去瓦窑堡了。”
　　张明科的文章收录在《刘志丹纪念文集》。我个人推断，张明科的这篇文章也许是《刘志丹年谱》有关这一条目整理的资料来源。需要纠正的是，如果就以这篇文章为资料来源，那么，中央对刘志丹冤案情况的基本了解，不能说是在“10月20日”，应该在“10月22日”。因为张明科在文中说得明明白白，毛主席问：“为什么关押刘志丹？”他说：“我不知道，只有龚逢春知道。”而龚逢春是10月22日才赶到吴起镇，见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
　　另一个相关的也是很重要的史实，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中共中央总负责是张闻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当时在吴起镇除周恩来外，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杨尚昆等都住在一起。毛泽东和警卫、医务人员住在南院，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叶剑英、杨尚昆等住在北院。两院之间有一个通道，走动很方便。据说，这南北两院原是本地一个大财主的住宅，红军来时他们跑了。中央同志就住进来。当时周恩来不住在这两个院子内，但他一定住在这两个院子附近的其他房子里，相距很近。
　　据我分析，张明科向毛泽东汇报陕北“肃反”情况时，当时不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住在一起的周恩来都在现场，而张闻天、博古等领导是不会无缘无故缺席这样重要的活动。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及时了解当地情况是当务之急。从张明科回忆的毛泽东多次急切的问话中，分明能感受到这一点。《张闻天年谱》对于张闻天1935年10月20日、21日的活动都是空缺。估计当时张闻天就和毛泽东等通过同张明科的谈话等方式，在做陕北的政治、军事等重要情况的调查研究吧。当时刘志丹等的重大冤案十分紧迫，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是没有任何理由对此问题坐视不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张明科的回忆文章里，回避了张闻天参与其中的细节，但吴起镇革命旧址表明，当时的张闻天和毛泽东住在一起，而且毛泽东对张明科说，“中央已派人到瓦窑堡了”。由此推断，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是知道并赞成此事的。那时毛泽东是遵义会议上新增补的一个常委，已经参与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但他一个人是不能代表当时的中共中央的，也不合时宜甚至是不可能的。《志丹书库》(红都保安卷)就记述很清楚了。事实上当时毛泽东不可能到他能一人代表党中央的地步，而且毛泽东在吴起镇时对张明科说“中央已派人到瓦窑堡了”这句话，分析下来，可能也不一定是事实。中央派王首道等去瓦窑堡的时间，据我推断，至少要在10月22日见了龚逢春以后，或者还要晚几天，到1935年10月底可能差不多。
　　据《张闻天年谱》记载，1935年10月22日，张闻天在吴起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会后派贾拓夫等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说明直到10月22日，中央红军还没有和陕北红军联系上。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去瓦窑堡的时间，肯定在10月22日以后，也就是说，贾拓夫率领有关同志寻找陕北红军的任务完成(中央领导和程子华等人见过面)后，约在1935年10月底，中共中央才能再命令贾拓夫、王首道、刘向三等一起去瓦窑堡。
　　龚逢春是原二十六军的骑兵团政委，改编成十五军团后是第七十八师的骑兵团政委，但中央领导见到了龚逢春后还要派贾拓夫等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说明当时陕北“肃反”搞得确实很严重。龚逢春也许当时不在部队，他骑马飞奔一个来回，也需要两天时间。在中共中央领导见到张明科之后，还一时没法和陕北红军联系上。这一情况是否说明陕北“肃反”错误发生后，陕北红军和当地游击队之间有了一定隔阂了。
　　《张闻天年谱》的大量史料，是张培森先生等从中央档案馆内摘录出来的，在一些具体的如时间等问题上，比张明科在几十年后的回忆肯定要可靠得多。因此，张明科的《毛主席问我刘志丹在哪里？》一文，尽管细节很生动，真实性也很强，但在王首道等人去瓦窑堡的具体时间的确定上，没有中央档案馆的史料记录可靠。
　　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在吴起镇革命旧址做了一些实地考察，发现2005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图册》，把吴起镇会议会址和张闻天在吴起镇的故居，误用了毛泽东在吴起镇的故居照片。其实，在吴起镇张闻天住的北院比毛泽东住的南院要开阔得多，气派得多。张闻天在北院的“邻居”——博古、王稼祥、叶剑英、杨尚昆等，比毛泽东在南院的“邻居”——警卫、医务人员，“地位”也要高得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室也设在张闻天住的北院。这样一个格局，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体现了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历史。为此，我特向图册的主编张培森先生请教。他回答我说：“为了这照片，我们专门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名义，向地方党史办公室征集的。没有想到，还会搞错。”
　　谈了对张明科文章的看法，再来细说郭洪涛《张闻天初到陕北》一文。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题写书名的《回忆张闻天》一书，收录了郭洪涛的这篇回忆文章。郭洪涛说，他当时在十五军团的所在地——道佐堡，1935年10月程子华告诉他，他们发现了一张署名“抗日先遣支队毛泽东、彭德怀”的布告。这表明中央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
　　程子华是1933年10月由成仿吾从鄂豫皖赶到中央苏区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做了汇报后，特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干部。当然，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更多了三分亲。于是，程子华和郭洪涛急忙设法去迎接，结果在下寺湾找到了党中央。因为马上要开始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周恩来、程子华等很快到前线去了。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先到后方主持工作。于是，郭洪涛随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一起到了瓦窑堡。
　　郭洪涛说，张闻天一到瓦窑堡，马上着手做了三件事。一是向陕北省委提出，要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努力恢复红军战士们的健康。二是纠正陕北“肃反”错误。三是改变党的富农政策。
　　关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郭洪涛回忆说，在下寺湾，李维汉带他和程子华第一次见到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的领导时，他就向他们做了详细汇报。当时，张、毛等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等同志。后来，直罗镇战役吃紧，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忙于军事斗争，具体处理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的事，都是张闻天直接领导的。
　　张闻天首先派王首道去办理这件事，在瓦窑堡组成了五人领导小组，即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董必武为书记。张闻天亲自过问小组的工作，对纠正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抓得很紧。
　　郭洪涛还说，党中央一到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很快得到了纠正，这对于增强团结，巩固根据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郭洪涛又说：“一个是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是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同志，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因此，对他十分敬佩。通过这两件事，我也看到自己过去工作中有‘左’的错误，比如：陕北肃反的错误和瓦窑堡没收地富工商业的问题等，我也是有责任的。”
　　我认为，郭洪涛这篇文章谈的情况是真实的。他说，程子华看到的“毛泽东、彭德怀签署的抗日先遣支队”的布告，也能找到历史的出处。1935年9月9日，在得到叶剑英送来的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后，中共中央当即决定：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立即北上，急行军两天，终于脱离险境。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有一个内容是决定北上的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毛泽东为政委。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共同负责军事工作。①正因为如此，程子华才能看到如上的布告。
　　因此，可以肯定，10月底中央领导在下寺湾见到程子华、聂洪钧、郭洪涛等，进一步了解了陕北“肃反”错误情况后，才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急赴瓦窑堡。也就是说，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不仅听了张明科、龚逢春的汇报，而且还听了郭洪涛的汇报才下了决心，迅速处理陕北“肃反”问题。这一判断，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符合事实的。
　　因为张明科“是本地人，是刘志丹家中的长工”。他参加革命是“刘志丹、刘景范带他去的”。龚逢春同志是原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的政委，是刘志丹的老部下。他们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是从问题的一个角度来说明事实真相的。而郭洪涛是当时中共陕甘晋省委的副书记，是后来感觉到“自己过去工作中有‘左’的错误”的人，对“陕北‘肃反’的错误”等“也是有责任”的。他对陕北“肃反”错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
　　中共中央只有在听取了这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后，才能深刻认识到，陕北根据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危害性；才能痛下决心，对症下药；才能采用切实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当时下寺湾是陕北“肃反”错误最严重的地区。《纪念同桂荣》一书说：“不时有可怕的消息传来，说下寺湾一批活埋人，达200多人。”王首道的《中央为刘志丹平反》也说：“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尽管直罗镇战役近在眼前，而且党中央领导也马上要去瓦窑堡了，但事情紧迫，刻不容缓，中央还是当机立断，首先派王首道等快马加鞭，直奔瓦窑堡。
　　刘志丹蒙冤一案，在当时的陕北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尽管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但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摸清了情况，采取了果断措施，拨乱反正，营救同志。
　　三、中共中央档案馆内的相关史料
　　关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了刘志丹问题，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是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编辑，该书有如下重要内容：
　　1935年11月5日，张闻天在下寺湾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博古、李维汉、刘少奇、凯丰、郭洪涛、范向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表明，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之前，他们已经离开下寺湾，到前方指挥作战去了。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郭洪涛被中央任命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会后，张闻天、博古、刘少奇、李维汉、郭洪涛等就向瓦窑堡进发。
　　1935年11月10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到了瓦窑堡。中央马上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纠正陕北“肃反”错误五人领导小组。1935年11月26日，形成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1935年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杨和亭、戴季英等50多人。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的“肃反”错误问题。过去，我们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接着，王首道报告了这一冤案的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戴季英对“肃反”负有直接责任，在这次会议上做了检查。刘志丹也在这个会上讲了话。最后，有关同志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1936年1月8日晚上，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一起到齐家湾，向刘志丹传达了党中央、西北军委的任命，即任命刘志丹为新编红二十八军军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杨森为副军长兼参谋长，伍晋南为政治部主任。
　　刘志丹等大批被诬陷而逮捕同志的获释时间，是1935年11月7日。当时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还在赶往瓦窑堡的路上，11月10日才赶到瓦窑堡。因此，外籍党史学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的“11月底，周恩来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不是事实。因此，从牢狱里直接把刘志丹等人迎出来的，不可能是张闻天，不可能是周恩来，更不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忙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件头等大事——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瓦窑堡的时间是1935年12月13日，有两份电报为证。
　　第一份电报是这样的：1935年12月8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相约在安塞相会。张闻天马上去安塞却见不到人，但在12月14日又接到毛泽东的来电，说他们已于12月13日到瓦窑堡了。
　　另一个证据：从1935年11月5日至1935年12月13日，张闻天先后在下寺湾和瓦窑堡主持了7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个政治局常委，这7次会议都没有参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前线，因此无法参加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只能用电报等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1935年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毛泽东、周恩来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无法参加。
　　毛泽东曾经为刘志丹题词说：“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这个“见过一面”，是在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瓦窑堡之后。这一次，毛、周二人去看望刘志丹，是分头去看的，还是张闻天陪着他们二人一起去看的，而且一见如故，谈得很好。但毛、周二人见到刘的那个时候，刘志丹已经走出牢狱有一个多月了，哪里还有周恩来到牢狱去接刘志丹的事呢？
　　至于具体从牢狱里接出刘志丹的人，应该是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中共中央派出的三位代表。他们手中有无线电台，可以随时请示中央，能得到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的具体指示。当时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负责，纠正陕北“肃反”错误五人领导小组直接听命张闻天处理刘志丹等冤案这一说法，也是可信的。
　　在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当选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当时陕北交通信息相对不便，加上战争等因素，遵义会议的春风一时被堵在陕北的“玉门关”之外，而张闻天和中共中央到了陕北，解决‘左’的问题水到渠成指日可待。刘志丹的这一重大冤案，解决得如此及时，如此正确，这同张闻天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已经成功的“拨乱反正”，纠正了“左倾”错误是极有关系的。
　　四、结 论
　　经过以上考证和分析，我认为，关于纠正“肃反”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的问题准确的表述应该是：“1935年10月1 9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下旬，先后通过张明科、龚逢春等人了解了陕北肃反问题的严重性和刘志丹等同志的危险处境。10月底，又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11月3日，张闻天在下寺湾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洛、博、周、毛”；列席会议的有“稼祥、凯丰、李德、少奇、伯渠、德怀、罗迈”。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历史及现状的汇报。在听完郭洪涛、聂洪钧的汇报后，张闻天说：“时间不早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下寺湾群众欢迎大会和一个政治局会议。因此，刚才二位同志做的报告，现在不进行讨论，以后再个别讨论。一般看来，在中央代表团方面，党的领导是正确的，而在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粉碎敌人的围剿。”
　　同一天，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前红军的行动方针及中央组织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张闻天提出的三点建议。其中建议之三是：中央将分两路行动，即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部队南下与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围剿”；张闻天、博古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
　　同样，在11月3日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会议上，张闻天建议成立“西北军委”，并提议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张闻天指出：“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他们全权决定。”“西北军委”的组成人员：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主席)、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其中让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担任西北军委委员，对纠正陕北“肃反”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后，大约在11月3日至5日的下寺湾，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一起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商谈，即实行张闻天提出的：“会后个别谈”的策略。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尽快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即“刀下留人”。接着，中央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带着无线电台，直奔瓦窑堡，传达中央命令，停止错误肃反。然后再组织力量，深入调查，摸清情况，等候中央处理。
　　11月7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在瓦窑堡获释出狱。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11月5日离开下寺湾，当时还在赶往瓦窑堡的路上。11月10日，张闻天等在郭洪涛的指引下进入瓦窑堡，同时到达的中央领导还有博古、邓发、刘少奇、李维汉、董必武等。张闻天抵达瓦窑堡后立即召集郭洪涛、叶季壮、白如冰、艾楚南等开会，商议解决红军部队的衣食问题，同时宣布接管“左”倾错误领导者控制的陕甘晋省委保卫局。不久，成立了董必武为书记，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工作。
　　关于“张闻天和刘志丹”，还有几件事，要在这里谈及。
　　1.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东征中英勇牺牲。4月24日，中共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红军代表和广大群众数千人，在瓦窑堡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出席了这次追悼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悼词。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向刘志丹家属表示了慰问。会后，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扶灵，将刘志丹的遗体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二三里处的山坡上。
　　2.1936年6月，以张闻天为总负责的中共中央决定，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刘志丹，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用改县名的方式纪念刘志丹这一件事，肯定和张闻天有直接关系的。
　　3.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女婿张光都提到的张闻天给刘志丹的题词，这个题词是1943年10月刘志丹家属请张闻天为刘志丹题写的。张闻天为刘志丹的题词是：“子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子丹同志，精神不死！洛甫题 一九四三年十月”了解了张闻天为刘志丹题词的背景，再读张闻天的这个写有三个“路线”的题词，也许我们对这一题词的感受和理解会更深刻一些。
　　4.《刘志丹纪念文集》682页收录刘志丹1936年3月23日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张云逸关于发展苏区等问题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刘志丹提出陕北根据地应该首先向西南发展，其次，是向东发展的主张。
　　当时，主力红军正在东征。在红军东征已经进行的情况下，刘志丹还是通过这份电报向中央的最高领导谈了发展陕北苏区的不同意见。刘志丹这种一方面服从党的决定，坚决东征；另一方面，又对党十分忠诚，敢于直言的勇气和精神，是很值得大家敬佩和学习的！
　　①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