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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最有生气的部分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


  “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部分。”①这是毛泽东1943年4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同年10月14日,他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又说:“马列主义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②这里,他把开展自我批评、反对和稀泥,与学习革命理论、反对自发论,同列为马列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的。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无产阶级世界观与非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就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它们经常存在于一个政党的内部,也存在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内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经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③一个政党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世界上矛盾着的对立面都不可能通过掩盖或调和来解决,而必须通过斗争。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非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正确的思想。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我们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同世间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错误也有两重性。它是坏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互相转化,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正如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所说:“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④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对于思想性质的问题,不应当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而应当采取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法去解决,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个方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这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生动体现,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唯物辩证法。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阶段走向否定阶段的。一般地说,在事物发展的总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的运动表现为一个周期,其结果仿佛又回到了出发点,但是,它实际上是和旧东西不同的、更高级的东西,这就是螺旋式的上升。否定之否定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极其重要的规律,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之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这条规律的体现。毛泽东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⑤批评或者斗争,对于原来的团结来说是一次否定,而新的团结对于批评或者斗争来说又是一次否定。后面的团结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实际上是螺旋式的上升。起先的团结仅仅是出发点,仅仅是一种愿望,是还没有分清是非的团结;而后面的团结是经过批评或斗争的,是分清了是非的,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与原来的团结不同的、更高级的团结。这难道不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吗?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生动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是: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走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肩负着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去改造世界的崇高使命的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没有一己的私利。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凡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就要认真坚持下去;反之,就要坚决加以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⑥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同剥削阶级恰成鲜明的对照。剥削阶级,特别是处于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它们维护的是一己的私利,惯于颠倒黑白,文过饰非,否则它们的统治就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我们一定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的高度,从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的高度来认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样,才能产生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十分动情地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⑦此言极为精辟,其情极为深挚,任何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让我们终生铭记这个至理名言,并切实付诸实践吧!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具有坚定信心的生动体现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要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不仅不需要损害其他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必须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工人阶级要最终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事业是正大光明的,是理直气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因而,共产党不怕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公开承认并切实纠正这些缺点错误,坚信这样对党没有任何损失,恰恰相反,只能使党组织更加健康,使党所从事的事业发展得更加繁荣兴旺。这同剥削阶级及其政党心虚理亏,文过饰非,唯恐在人民群众面前暴露自己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这方面,革命导师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⑧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环境中,俄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列宁始终要求党采取郑重的态度,时刻牢记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的义务,在公开承认和切实纠正错误中不断前进,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列宁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强调说:“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⑨这当然不是单纯讲肃反工作,而是说各方面的工作都是这样。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列宁总结苏维埃俄国四年来的经济建设,包括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着重指出:“这第一次胜利还不是最终的胜利。这次胜利是我国十月革命经历了空前的艰难、困苦和磨难,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失败和错误以后取得的。难道一个落后国家的人民不经过失败和错误就能战胜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吗?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冷静地看待这些错误,以便学会改正这些错误。”⑩在总结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来的经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一次强调:“我们能够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始了,碰壁了,从头再来——哪怕反复重做十次,但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11)这些发表于80多年前的话语,掷地作金石声,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革命伟人对于自己从事的事业所具有的坚定信心,这正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力量之源。
  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满怀信心地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1942年11月21、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一文的一部分)。他说:“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纠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12)后来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意味深长地把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必备条件之一。他说:“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两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得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13)这些话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事事正确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如果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恰恰证明他心理阴暗,错误成堆,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信心,很可能不是属于无产阶级,而是属于剥削阶级。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真理是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里的正确反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党内和人民内部,应当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有监督和批评任何领导人直至最高领导核心的权利。恩格斯曾经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14)列宁曾经设想党的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他们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以便充分发扬民主,把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对党的工作实施有效的监督。可惜的是,这个设想没有能够实现。
  从我们党来说,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专门有一节讲“党的民主”。他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高度发挥其积极性,这就是:“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他说:“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尤其深刻的是,他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15)1945年7月初,毛泽东曾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有过著名的“窑洞对”,他把民主作为跳出“兴浡亡忽”的历史周期率的法宝。这是十分可贵的认识。
  在延安时期乃至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发扬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虚心征求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是做得比较好的。当时毛泽东写文章,经过反复修改后一般都要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传阅,如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送给朱德,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关于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则十分注意听取林伯渠、谢学哉的意见,他在给谢学哉的一封信中曾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您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16)党外人士的意见也受到高度重视。1941年11月,党外人士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精兵简政,毛泽东把整个提案抄在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后来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以此作为“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的一个例证。1942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藏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今后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员只是百分之一,我们要听百分之九十九人士的意见。共产党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将原料加以制造成为精制品,即是决定政策,造成作风。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17)这说得多么好啊!至今仍透过历史的重重帷幕在提醒着我们。
  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还生动地体现在诸多方面。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说:“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不同意见的机会,多收集各种意见,认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工作就可以减少盲目性。”(18)1948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修改一个文件时加写了如下的话:“一切党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19)1948年3月6日,针对各地在规定和执行政策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民知道)明确分清界限,又未作系统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们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20)1948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的电报中说:“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有分析有结论,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21)1949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中,要求认真开好各界代表会,指出:“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22)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读来,仍是那样的感人肺腑,那样的撼人心魄,那样的富有教育和启迪意义。特别是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以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有没有充分的民主和严格的自我批评,确实是能否跳出“兴浡亡忽”的历史周期率的关键所在。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⑧《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6页。
  ⑩《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8、70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68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
  (1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370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6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4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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