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大力提倡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这里所说的“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恩格斯在回顾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时，深情地提到德国工人活动家卡尔·沙佩尔，称赞他是个“职业革命家的典型”，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革命热情有时越出他的理智，但其显著的优点是“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当马克思、恩格斯致左尔格等人的书信集在俄国出版的时候，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强调要学习两位革命导师如何在指导各国革命运动中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而这正是他们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体现出来的。列宁说：“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19世纪两位最伟大人物的书信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绝无外交辞令，决不使用心计。”②至于列宁自己，更为我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一再指出：“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③这不仅见于言，而且见于行。例如打退外国武装干涉后，他坦率地承认，尽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被迫实行的，但不能不说是错了，并以新经济政策取而代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同共产党人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分不开的。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使我们党的整体素质和领导水平大为提高。这个传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遗忘和丢弃，而要加以继承和发扬。那么，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有怎样重大的意义呢?我们可以结合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回顾延安时期的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发展进步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也就是它的规律性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因此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许多认识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纠正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认识是错误的，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相对的，人不可能无所不包地掌握所有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掌握同一事物在所有发展时期的变化规律。当客观事物向前发展和推进的时候，认识必须随之发展和推进，否则，即使原来是正确的认识也会因不符合客观实际而变成错误的。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一个调查组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时曾着重指出，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地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④一个人是这样，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也是这样，由不成熟到逐步趋于成熟，要有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这里不仅要有正面的经验，还要有反面的经验，要有正反面的比较。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这个问题时以战争为例，说：“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⑤毛泽东在“败仗的经验”前面特别用了“特别是”，含义深长，耐人寻味。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前驱。所以说，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这里，极其重要的是要勇于承认自己认识的不完全乃至错误，切实加以纠正，而不能自以为是，不能以“一贯正确”自居。这就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影响，不仅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受到这种影响，出身于被剥削阶级的人也会受到这种彩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⑥这是不难理解的。例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文化教育手段都掌握在他们手里，都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图向人们进行思想灌输，人们接受其影响，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再说，即使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虽然从总体上来说，由于从事社会大生产和处于一无所有的社会地位，能够给他们带来许多优秀品质，如组织性纪律性、团结协作、大公无私、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性等，但他们也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如要求组成工会，争取改善待遇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即使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也需要学习，需要改造，需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用新的世界观取代旧的世界观。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但是，共产党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玷污和侵蚀。只有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使肌体健康，永葆青春。毛泽东说得好：“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⑦
　　说到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就是说，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这些都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都要借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延安时期的特殊重要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强制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统治，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此断送了原来大好的革命形势，致使苏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白区的革命力量损失了几乎100%，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和改弦更张，于是便有长征中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上，中央开展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心悦诚服地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顺理成章地纠正了原中央领导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潮还没来得及进行清理。不仅如此，在抗战初期，王明又从“左”倾一变而为右倾，在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主张放弃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地位，强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在中共中央的12月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他对毛泽东等同志的许多重要的正确观点进行了攻讦。他从根本上抹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企图通过单纯的让步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否认持久战，把抗日战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不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敌后武装斗争，甚至主张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所谓“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军队”。他主张连民众运动也要到国民党部去登记、立案，以取得合法身份。归根到底，他是要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他的这些错误主张，是在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名义下提出来的，因而曾经迷惑了一些同志，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路线，造成了比较严峻的形势。会后不久，王明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继续推行自己的主张。他甚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和《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件，在组织上闹独立，产生了很坏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充分说明，“左”和右这两个看似出自不同方向的极端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是相通的。
　　经过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但是，王明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1940年他又在延安把他于1931年所写的鼓吹“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小册子《两条路线》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新出版。他在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他还说，这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特别需要这些材料的帮助。由此可见，王明硬是要把他那一套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货色拿出来推销，混淆视听，搞乱思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方希望八路军在华北发起进攻，牵制日军，以免苏联腹背受敌。实际上，不仅当时八路军无此实力，而且日本内阁已明确表示在苏德战争中恪守中立，因而中共答复苏方：八路军“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苏方对此不满，通过共产国际来电提出15个问题，包括军事和国共关系等要中共答复，含责备之意。王明获悉后，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否定，此时有机可乘，便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许多原则问题责难中央。当时六中全会已事隔三年，他不但不认账，还要翻六中全会的案。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也说明在当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明辨是非，统一思想，实在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了领导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党必须切实加强自身的建设。特别是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乃至酿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情况下，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加强内部的团结统一。1942年，我们党的党员数量已经由1937年的几万人增加到100多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可贵的，并且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的狭隘性、不稳定性和分散性，决定了他们思想上的主观片面，政治上的左右摇摆，组织上的自由散漫。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造，这些毛病不可避免会在党内生活和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而且他们还会采取各种方法顽强地宣传自己，要求人们按照他们的主张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尤其当我们党处在困难条件下，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尾巴会翘得更高，对党和革命事业会产生很大的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着重清算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帮助全党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理所当然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整个链条上的主要环节。
　　三、党内党外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伟大作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这是在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后，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的标志。毛泽东在谈到整风运动时曾经说过：“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⑧这就揭示了整风的意义所在。正是在整风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开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它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领导核心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了带头和榜样的作用。周恩来1941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学习中，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总共讲了十多次。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错误时，他总是把自己也摆进去，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回到延安后，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于1943年8月至11月，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五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5天的发言。他说：“经过大革命的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对于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以及自己应吸取的教训，他作了认真的检查。他认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并把李立三调离领导岗位，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军事上反对所谓的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和最大限度的集中化，这也是错误的。对于到中央苏区以后的一段工作，他也作了总结。他说，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攻打中心城市，他没有多多请教原来长期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只是向中央反映了实际困难，因而未能纠正这个错误的决策。对于抗战以来的工作，他认为在武汉时期，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这次参加延安整风，对周恩来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的反省过。”
　　任弼时在回顾中央苏区的工作时，检查了自己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误认为是“不重视理论”，乃至以此为他筹备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中心指导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他也是“主张积极进攻的”，以致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赞成把坚持正确战略思想的毛泽东调离军事领导岗位。他的发言质朴、鲜明，不浮饰、不推诿，心底无私，敢于直言，闪耀着彻底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
　　许多同志的自我批评早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九月会议)上就开始了。张闻天在回顾中央苏区的工作时说：“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的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后来，他又写了近四万字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对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揭发批判，毫不含糊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博古也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说：“1932—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他在中央政治整风会议上还说，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他一再表示，现在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克服。再如王稼祥，尽管他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正确主张，功不可没，但还是认真检查了自己在中央苏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他认为主观主义的根源，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主要是经验不多。他总结经验教训说：“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代表了正确路线的毛泽东，除了在学习中进行自我批评外，当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还特别指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⑨在党的七大上，他又一次说：“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⑩
　　我们知道，在延安整风中，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做了过分的估计。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这个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个支流，不能因此否定整风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完全否定肃反审干工作。错误主要应由当时负责干部审查工作的康生承担责任。因为毛泽东曾经在1943年7月1日明确给过康生批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并要康生将上述批示刊登在《防奸经验》第六期。康生对此根本不听，竟说“咱们逼供而不信。”就在这个月，毛泽东在同缓德专员谈话时又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同月30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又重申审干工作中的正确路线，强调“必须拿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但是，对于审干中发生的“抢救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放松自我批评。从1944年上半年起，他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1945年2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毛泽东诚恳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
　　在中央领导核心的带动下，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全党的整风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马文瑞1999年在一次答记者问中曾经深情地回顾这段历史：“大家在毛主席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认真学习文件，紧密联系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联系党的历史，进行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问题有不同认识，同志之间普遍能敞开胸怀，进行热烈讨论或争论，白天认识没统一，晚饭后在延河畔散步，还在三三两两地探讨。通过学习讨论，大家普遍感到收获很大，学习和不学习大不一样，学习时间长与学习时间短也有明显的差别。”“通过整风学习，大家搞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的表现和危害，对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也得到了澄清，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确实提高了一步。”(11)这是多么令人神往、令人回味的情景啊!著名作家丁玲曾因错误的思想观点受到批评帮助，她在回顾自己的整风收获时说：“回溯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我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去。”(12)这种思想境界是令人羡慕的，正是这种思想境界成了她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新的起点。早年参与创建闽西苏区的老共产党员张鼎丞在回忆录《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中说：“由于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整风方针，正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党校全体同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一种认真学习，实事求是，关心实际，关心政治，关心党和革命斗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风气，大大增强了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对未来满怀着必胜的信心。大家都团结在毛泽东的红旗下，上下左右亲密无间。一面努力学习，一面搞好生产，在当时延安物质生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做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文化生活也是十分活跃的。在当时的延安中央党校里，真正形成了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13)
　　整风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广泛开展，使这个作风在党内党外得到普遍的弘扬。尽管当时革命根据地面积不大，处于战争环境，经济困难，文化落后，但却充满着民主的精神和蓬勃的朝气。有些事例至今看来仍极为感人。1941年6月3日，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毙，当时传出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惩罚。延安城北有一位农妇，家庭困难，而村干部却逼着她交公粮，一气之下骂了娘。村长质问：“你……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八路军?”这位农妇说：“骂了又怎么样!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呢……”。乡干部下令把她抓起来。毛泽东从上报的材料中得知这件事后，不仅不让追查这个农妇，还让人把她带到枣园来亲自了解情况，然后关照保卫处长把她送回去，说：“她是个好人，敢说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14)毛泽东由此反躬自问：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发现原来是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于是决定减征公粮，进而采取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使坏事变成了好事。1942年底，毛泽东听说陕甘宁边区有一个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们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敬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15)这种风气的形成，充分显示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伟大作用。
　　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风气还通过访问延安和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的笔而传递给了世界。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访问延安后所著《中国的惊雷》中“延安的政治”一章写道：“批评和讨论的自由的确是毫无限制的，对于一个方针的执行不当，对于无论文武当局的失错，任何人都可以予以批评。事实上，共产党人经常在进行着自我检讨的整风工作，他们总是用放大镜在那里检验着他们的过失。他们痛击着自己的胸膛以保证自我的改造，他们为自己的失错而悲哀和忏悔。在各地，这种行政上的批评自由形成了中国农民所从未有过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16)这样的评价虽然简单，但却是公允的。
　　到了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把它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提高到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七大的会场布置也是耐人寻味的。会场上布置了24面红旗，象征着建党24周年。每四面红旗缀有一个V字和一条标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意思是：只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不断地取得胜利。这寓意深长，切中肯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页。
　　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32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
　　(11)《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57页。
　　(12)《丁玲延安作品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13)《星火燎原》第6集，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页。
　　(16)[美]白修德、贾安娜著，瑞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