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论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时指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①这里强调正确和认真，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康发展，取得成效的不可或缺的特征。“正确”是同“歪曲”相对立的，“认真”是同“敷衍”相对立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和认真，防止歪曲和敷衍呢?
　　一、科学理论是指针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究竟什么是对的应当坚持，什么是错的应当改正，鉴别是非必须有个指针，判断正误必须有个标准。这个指针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标准不是别的，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延安整风采取的做法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中央当时指定了若干马克思主义文件，作为“整风文献”，要求大家学懂学好。这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批评与自我批评怎么能正确地、认真地开展起来呢?
　　正是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他把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方法论概括为“实事求是”。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1941年7月，他在延安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要求大家务必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③这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人们的指导思想不同，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同一事物所包含的真理只有一个，要找到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是不可少的。如果口口声声讲实事求是，却根本拒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岂非南其辕而北其辙?实事求是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路线。有人说，实事求是只解决了认识世界的问题，没有解决改造世界的问题，这完全是无知妄说。毛泽东讲的“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不是改造世界观是什么?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多地表现为改造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比作箭和靶子的关系，即“矢”和“的”的关系，强调“有的放矢”，不能“无的放矢”。④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毛泽东说：“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⑤正是基于“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的宗旨，延安时期既是以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期，也是掀起学习热潮，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期。这是延安整风中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正确地、认真地开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有了鉴别是非的指针嘛!
　　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党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央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致函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何凯丰，提出在整风结束以后要设立一个“大的编译部”，大批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具体建议由曾翻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的吴亮平主持这项工作，说：“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⑥1943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要着重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马列著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又一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可以说，大力提倡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习马列主义，确实是当年延安的一大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结晶。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是它的创始人研究了极为详尽的材料，经过非常严密的论证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不知其源，焉知其流?其本未探，繁茂怎见?所以，刻苦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立志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1948年8月，当时担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让学生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请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商量后给予答复。毛泽东复电吴玉章，指出“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⑦，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的著作。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他批评“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的想法和做法，强调“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关于12本干部必读的书(按：指七届二中全会规划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12本著作)……如果在今后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⑧不能仅仅认为这是毛泽东的谦虚，它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的关系。毛泽东最早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但又最重视学习“本本”，他同教条主义斗争最坚决，但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又最积极。这奇怪么?一点也不，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在那里高喊“反对教条主义”，说不定反对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队伍内部便没有共同语言，正确地、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便无从谈起。
　　二、自我批评是基础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要强调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⑨他曾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⑩毛泽东十分赞赏鲁迅的自我批评精神。鲁迅说过：“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更留情面。”(11)“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2)毛泽东常常提到，在这一点上，他同鲁迅的思想是相通的。
　　延安整风的实践证明：有了自我批评作为基础，别人的批评才能听得进去；通过自我批评使自己提高了认识，帮助别人才能帮在刀刃上。如果根本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像群众所讥讽的：“看别人豆腐渣，看自己一朵花。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缺点，连肚脐眼都没有”，那么，相互批评也无从谈起。王明即是一例。正因为广大的干部、党员，同王明相反，在整风中克服自由主义，在当时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示范带动下，具有自我批评的自觉要求和强烈愿望，才使整风运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勇于自我改造从此不再是耻辱的事情，而成为光荣的象征。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有人以鲁迅为例否认要转变思想的论调，深挚地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用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陈云后来也曾经说过：“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13)多么恳切感人的话语，多么振聋发聩的论述!
　　在处理党政、党群、军政、军民的关系上，当时只强调自我批评，对方的问题让对方自己去讲。这就大大促进了党政、党群、军政、军民的团结，大大促进了全党的团结。通过整风形成的团结，使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奠定了基础。
　　当然，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是仅仅在整风运动中才拿起来，而是在平时就不该放下来，应当成为党的组织生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这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尤为重要。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不但要造成条件，使党员群众敢于进行批评，而且还要做出榜样，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诚恳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这本身也是鼓励党员群众开展批评的无声号令。领导干部应当参加双重的组织生活，在组织生活会上，主动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和工作情况，主动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接受批评和监督。倘能如此，党内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党的肌体就会比较纯洁健康。这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三、严格要求是关键
　　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鉴别是非的指针，在这个前提下，还要有衡量正误的标准，这就是党的章程。“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是入党的前提条件。所谓“承认”，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更要具体体现在入党以后的行动上。例如，“党的总纲”中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决不是一句口头禅，而是代表着一种理想、信念。这涉及远大目标和现阶段任务的关系。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极其透彻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国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14)现在，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离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还很远。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但是，共产主义决不是虚无飘缈的空议论，也不是遥遥无期的乌托邦。我们的每一个革命阶段都不只是完成本阶段的历史任务，同时也要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没有共产主义的目标，就不能完成好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还会把一个时期的具体任务和最近目标误认为是党的全部任务和最终目标，以致在言论和行动上有意无意地宣传“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乌托邦论”，乃至搞同共产主义南辕北辙，同社会主义也背道而驰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等。生前担任过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心中有没有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大不一样。最终目标好比是灵魂，有了它，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没有它，就会无所适从，左右摇摆，甚至背道而驰。信哉斯言!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党在现阶段的纲领而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对党员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党纲上，还体现在党章的全部条文上，特别是“党员”一章中关于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的规定上，体现在入党誓词上。党章对于党的干部还有一章专门的规定。我们应当经常重温这些规定，以此对照自己的言行，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有了严格的要求，有了衡量正误的标准。如果没有严格的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势必成为“敷衍”，甚至根本开展不起来。民间曾经流传这样的说法：“自我批评谈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这样不符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意，但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径直变成了“表扬与相互表扬”，那就太可怕、太危险了。
　　严格要求当然是要着眼于大的方面，而不是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纠缠不放。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29年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就讲清楚了。他指出：“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15)毛泽东当年指出的这个原则在延安整风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严格要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关键，也是保证党员质量的关键。党的战斗力，主要不在党员的数量，而在党员的质量。列宁说过：“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还利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16)1940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也强调过“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17)问题。历史事实证明，此事至关重要。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在只有24万党员的时候，就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到了苏联共产党有2000多万党员的时候，却演出了亡党易帜的悲剧。这说明，假如不严格要求党员，不在党内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注重党员的数量，不注重党员的质量，以致思想混乱、纪律涣散、作风腐败、组织不纯，这并不是好事而是坏事，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四、治病救人是原则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指出：“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18)“治病救人”要把动机和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真正的好心，不仅要有与人为善的动机，而且要顾及批评的效果。如果只凭动机，不问效果，那就好比医生只顾开药方，却不管病人死活，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好心。在延安整风中，党中央认真贯彻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最广泛地发扬了民主，号召大家打破一切顾虑，畅所欲言，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允许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允许对过去的结论作重新的估价。自我批评是自觉的，相互批评既是严肃的、彻底的、尖锐的，又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正因为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延安整风才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治病救人的原则是正确有效的，它区别于“左”和右的错误倾向。这里，有必要做一点“正名”的工作，弄清楚什么是左，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不带引号的左同带引号的“左”是性质迥异、截然不同的。不带引号的左，指的是进步，是革命，是顺平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先进的人们。真正的左派善于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律己严，待人宽，对敌狠，对友亲，虚怀若谷，肝胆照人，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左派是光荣的称号，是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称号。带有引号的“左”和右，是指共产党内部、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倾向。“左”是超越现实阶段，在行动上冒进，认友为敌，乱斗一气；右是落在时代后面，开历史倒车，放弃斗争，乃至认敌为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上，如果讳疾忌医，有病不治，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那是右；如果不是救人，而是整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是“左”。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是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歪曲。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采取的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例如，他们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众所周知，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后来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当时的所谓“右派”，除罗章龙等极少数成立第二党的分裂主义者以外，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都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遭受打击后不久即被敌人逮捕，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这是党的重大损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斗争中，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而延安整风在清算这条错误路线时却没有采取这个老办法，而是采取一个新办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里，首先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与此同时，也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强调“对己要严，对人要宽”。特别可贵的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个人的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时期犯“左”倾错误的领导干部，既严肃批评其错误，又指出他们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正确方面，而不是一无是处，一概抹杀，中央对于任何问题都采取分析态度，力求全面地看问题，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样就真正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在延安整风中，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党员，都以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了党内团结，这种精神成为整风中最令人感动的一道景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毛泽东说得好：“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19)
　　到了党的七大，全党确实实现了建立在正确思想上的空前的团结。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团结与批评的辩证统一。毛泽东代表大会主席团在会上专门作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强调“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20)在选举中，王稼祥落选了，毛泽东又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作了一次讲话，历数王稼祥和其他一些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已经承认并改正的同志的功劳和好处，充分显示了贯彻“团结—批评—团结”方针的决心和诚意。七大形成的全党空前团结的局面，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成功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淡忘。
　　五、切实改正是根本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其目的归根到底是用这种提高了的认识去改造世界。1941年，毛泽东在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时深刻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21)因此，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个过程来说，认识的提高固然重要，但还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付诸行动，切实改正，这才是根本。
　　在延安整风中，许多同志做到边认识边行动，边学习边整改。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党的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1941年12月，年已花甲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考察团到富(鄜)县、甘泉农村调查。出行前，他们没有通知县政府，20日那天，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甘泉县城，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概况后，即分组深入农村。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农民对政策、对公粮问题的反映，还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在甘泉调查半月之后，又去富县调查了十多天。那里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拦马告状之类的事屡有发生，他对此十分重视，40多起个案后来都得到妥善处理。他还在那里召开有县参议员和士绅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基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回到延安后，林伯渠向边区政府详细汇报了此行观感，并建议要大力加强基层工作，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增强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的教育，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律的宣传等。这些意见都极具针对性，不深入实际是提不出来的。
　　1942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率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调查，为时一年又两个月。在调查中，他们采用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了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基层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他们还深入农户、基层干部乃至地主、商人的家庭，查阅和核算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特别是对米脂县杨家沟一户最大的马姓地主家保存的近百年的大量账簿研究得尤为仔细。张闻天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要想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账本子”。通过调查，张闻天除写了多份调查研究报告外，回延安后还写了《出发归来记》，深刻地阐述了调查心得。他在这篇文章中动情地说：“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我想，这也许比一切关于这类辞句的空谈的作用，要大得多!”(22)这是多么深刻的感受，多么发人深省的警示!
　　中央军委、中央妇委等机关也加入到调查研究的行列中来。朱德、王稼祥亲自领导了由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组成的考察团。这些高级领导干部在调查中抱着满腔的热情和眼睛向下的决心，具有求知的渴望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这同那种前呼后拥、事先作好布置、下车伊始就发表议论的官员们的“视察”迥然不同。
　　通过整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些至理名言在广大党员和干部中深入人心，成为他们的言行准则。他们学会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总结出规律的东西，借以发出一般号召，然后又深入实际，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借以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这样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了出来，变成了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为了克服宗派主义，中央在整风中注意正确对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这一部分干部和那一部分干部的关系，党内和党外的关系。过去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山头”由此削平。尽管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相互之间联系比较困难，但党令政令是畅通的。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听延安的，听党中央的，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人唯亲，关系第一，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之类都没有了藏身之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局部以维护全局，以自己的所需来支援中央和兄弟地区之短缺的动人事例层出不穷。党委包办、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也得到纠正。党组织所采取的严于律己，善待一切抗日的非党人士的措施深得人心。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开明人士李鼎铭原来因为有职无权，“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没有工作积极性，沉默寡言，形同摆设，这时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产生深远影响的“精兵简政”的建议。后来中外记者代表团到延安访问，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无权?”李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
　　为了克服党八股，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都实行改版，各种报告文件和书籍报刊都注意改进文风。那种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没有真情实感，没有真知灼见，尽说些空话、大话、套话的面目可憎的文风为之一扫，取而代之的是切中时利和时弊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鲜活泼的文风。这样，就使延安的声音、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声音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延安的“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深受群众欢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3年初，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150多人在延安周围演出40余场，每到一地，群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尤其重要的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学习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从而创作出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的作品，开创了人民文艺的新纪元。
　　通过整风，清正廉洁之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施政纲领，其第八条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23)这些都说到做到，因而共产党的思想作风和国民党的思想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也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正因为整风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止于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而是言行统一的，说得到做得到的，才极大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极大地提高了党在根据地群众以至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到了延安，也感到耳目一新，认定新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访问延安后回去记述自己的感受：“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美军观察员谢伟思在访问延安之后预言：“胜利将属于住在延安小城的这群人。”有人曾向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提出问题：在中国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留下印象最深的事件是哪一些?爱泼斯坦回答说：“在中国的采访中，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24)由此可见，有没有注重实践、不尚空谈的精神，最终决定着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取得成效。这个经验在今天尤其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④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11)《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7页。
　　(12)《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1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92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17)《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2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361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22)《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8页。
　　(23)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24)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