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表
　　1939年底，蒋介石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风云突变，形势危急。在这样的多事之秋，毛泽东并没有因时局的多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獗而放下手中的笔。他一面指挥全国的战场，一面仍坚持不懈地从事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研究。
　　为了给延安几十所干部学校编写新的党建教材，同时向世人系统阐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驳斥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全面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使全党同志深刻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理论上弄清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939年12月，毛泽东与范文澜、吴玉章等同志夜以继日地编著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
　　作为党的干部教材和一项党的建设工程，毛泽东在写这部著作时，主要是为了向党员干部阐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和前途等基本问题，以提高同志们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然而，广大党员群众，尤其是大批新党员、新干部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革命了解的怎么样呢?毛泽东肯定地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或懂得不多。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甚远。”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指明了中国国情，阐述了对中华民族的正确认识，概括了封建社会的特点，并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问题，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进一步概括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整个中国革命包含着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任务。“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担负在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其中前者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弄清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又继承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方针路线，又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叫嚣，批评了党内的一些错误认识。从而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了全党，使人们对中国革命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它是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现。②
　　(二)《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即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是同当时抗日形势分不开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方针的改变，使国民党集团在坚持抗战的道路上发生了动摇甚至倒退。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撕下假面，公开投降了日本，在南京组织了傀儡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于1939年冬到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一方面是抗日斗争的实践急需正确的思想理论去揭破迷雾，指出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此时系统全面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也具备了主客观条件，可谓水到渠成。
　　主观上，中国共产党已是经历了两次失败、两次胜利、两次转变的党，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人们的认识也有了深化，这就为毛泽东系统总结，上升为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
　　客观上，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战局相对稳定，毛泽东有机会从指挥战事的繁忙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地进行读书、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持续写作。于是在杨家岭半山腰的窑洞里，毛泽东开始了彻夜不眠的写作，完成了这部伟大的理论著作。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理论问题。要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首先要了解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基本规律；其次，毛泽东批驳了资产阶级专政、“左”倾空谈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陈词老调，对比了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异同，同时分析了新、旧三民主义的根本区别；由此，毛泽东深刻地提示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征。
　　其一，毛泽东从国际条件的变化，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关系的角度，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其二，毛泽东从国内条件的变化，从革命领导权的角度，指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已由资产阶级让位给了无产阶级，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也是最主要的特征。
　　其三，毛泽东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从现在和未来的联系上，指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着的两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间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第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第四，毛泽东发展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思想，从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出发，制定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简洁的文字，精确地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条总路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③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论述，是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现阶段的革命有了较为明确、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难以估量的指导作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基本确立。
　　(三)开展党内整风，全面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
　　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8万军队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分牺牲或被俘。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会上，毛泽东指出：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
　　随后，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中央政治局深感震惊，这就不能不使全党同志联系到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的问题了。
　　可是，王明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诿罪于人。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2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开始，学习运动逐步开展起来。1940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7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方法，学习运动开展了起来。但是，学习中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1940年春，王明趁大家学习理论，学习党的历史之机，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在延安又一次再版他自己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发行全党。这是对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挑战。④
　　基于此，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对整风学习的动员。
　　针对1940年春王明擅自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行为和王明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⑤
　　毛泽东在报告中，用一副对联，给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画像：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个报告，在听讲的干部中引起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反响。经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动员后，整风的条件已经成熟。党中央决定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并且首先在中央领导层开始。
　　1941年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五次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拉开了中央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帷幕。
　　在整风运动中，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特别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提出了整风的三大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全党的普遍的整风运动的开始。⑥
　　毛泽东提出的整顿三风，并不是平列的，而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第一位。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也就是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只有思想路线正确，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正确。因此“学风问题就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反对与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就是要“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思想政治上的主观主义，必然产生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自遵义会议以来，宗派主义已经不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了，但残余依然存在，严重影响着党内的团结统一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不能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如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等，必须“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党八股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
　　总之，这三股歪风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之能步调一致地去争取胜利。因而，毛泽东为整顿三风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为使整风运动真正达到预期目的，毛泽东始终把思想整顿放在首位。因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思想是行动的向导，只有首先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才能有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同时，党内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只有靠扎实有效的思想教育才能解决。延安整风的目的在这里，难度也在这里。
　　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全党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全党同志通过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从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全党的思想统一了，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关心和支持文化艺术工作。1939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确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方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既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也为陕甘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毛泽东不仅从大政方针方面重视和指导延安的文艺工作，而且也关心和支持延安文化组织和社团的建立。比如，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保安成立；1938年4月，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延安最早的艺术院校——鲁迅艺术学院。
　　在整风期间，毛泽东不仅从多方面关怀和支持延安文艺事业的发展，而且对其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也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解和掌握。当他发现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因此召开一次全延安文艺著名人士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就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了。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举行。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何克全)主持，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朱德、任弼时等和文艺团体负责人、文艺工作者百余人参加。毛泽东首先讲话。他风趣地讲：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进而指出，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⑦为此，他提出要解决五个问题，即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以此当做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发表意见。
　　5月16日，在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大家的发言。
　　5月23日，在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他针对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问题为中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高度系统阐述了革命文艺运动和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及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结论”连同5月2日的“引言”构成了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
　　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首次发表《讲话》的部分内容；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蕴涵博大精深，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新文艺的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⑧
　　(五)《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统一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由政治局通过实施。这个文件，对全党的整风学习从哲学的角度作了总结，标志着全党整顿三风的阶段基本结束。
　　10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被粉碎后，整风运动转入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此阶段的任务，是在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歪风之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党在历史上的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算，并要作出正式的结论。
　　经过整风运动，高级干部对党内长期存在的真假马克思主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后，毛泽东提出重新起草历史决议，对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到遵义会议前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的政治路线作出正式的结论。这一工作在1941年10月间就曾提出过，并成立了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委托王稼祥起草文件。由于全党还没有开展整风，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上的错误在认识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毛泽东对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没有提交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代表政治局谈的六条意见，成为政治局的结论。这些结论就成了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先后有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秦邦宪，胡乔木作为政治局的秘书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由任弼时召集，主持起草《决议》的日常工作。《决议》草案稿是在原王稼祥起草的《结论草案》的基础上进行的。任弼时作了修改，并加写了“(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一节。此后，胡乔木又起草了一个稿子，任弼时修改了三次，并加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张闻天也作了较多的修改和增补。
　　1945年春，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的抄清件上开始修改，共达六次。
　　从1944年5月21日起，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11人，会期历时11个月。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也讨论关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
　　在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王明正在家里养病。党中央、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对王明的继续挽救，组织了最好的医生给王明进行精心治疗。同时，还经常派人做王明的工作，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党中央三次都送给王明看了。
　　1945年4月20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一天，王明给任弼时写了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
　　这是王明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比较系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虽然这种认识并不全面，检查并不深刻，但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还是基本符合的。而且，王明当时能够向党中央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和服从“历史决议”，有利于维护党的团结和七大的胜利召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再经决议准备委员会研究，将合理的意见尽量吸收于《决议》中。因此，《决议》是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后认识统一的产物，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前后达四年之久，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历史问题的严肃谨慎的态度和充分集思广议、发扬民主的作风。
　　(六)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高飘扬
　　1945年4月23日，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开幕。
　　这一天，延河欢笑，嘉岭生辉。下午，春意盎然的杨家岭，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聚集在庄严肃穆的中央大礼堂。主席台正中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幅画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黄字更为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画像两侧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24年不平凡的历程。两侧的墙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后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三次在大会上讲话：一是在开幕式上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二是翌日作长篇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在6月11日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七大召开时，距离遵义会议已有10个年头，距离中共六大则已经整整17年!
　　如果说，1937年12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时，全党还只有五六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不超过10万人，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只有陕甘宁和晋察冀两块，那么到现在，全党已有党员120万，军队91万人和民兵220万人，拥有19块根据地，人口近1亿。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朱德的报告，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4月27日，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在枣园召开的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两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原拟七大的会议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纷纷要求延长，会议议程不断改变。原定大会发言人数也不很多，后来也突破了。
　　从4月30日始，在继续讨论政治、军事报告的同时，主要进行大会发言。过去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特别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情况作了检讨。这些发言都贯穿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
　　最后，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是大会的三大报告之一。他在会上讲了两天。其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并进行了阐述。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思想”正式列入了党章。⑨
　　七大是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
　　第一，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为建立新中国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概括为一条总路线。
　　第二，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和十七年武装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
　　第三，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在充分酝酿、反复协商，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基础上，按照选举议程，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新的中央委员会，标志着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巩固。
　　毛泽东没有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相反，他在党内实行“团结——批评——团结”方针，这样就使中共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在中共“七大”上，博古、王明、李立三等都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写在会场上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12个大字，正是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第五，在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的同时，系统地总结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即三大作风。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一个整体。理论联系实际，实是求事是中国共产党遵循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党自我完善，自我保健的有效武器。这三大作风是党不断开拓发展并始终保持兴旺发达的原动力。⑩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牛兴华等：《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③马玉卿，刘煜《毛泽东革命的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④孟庆春《圣地-毛泽东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⑥孟庆春：《圣地-毛泽东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⑧牛兴华等：《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⑨孟庆春：《圣地——毛泽东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⑩孟庆春：《圣地——毛泽东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出版，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