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战陕北，“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党内团结民主的新高潮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高潮。在七大精神的鼓舞下，解放区军民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攻势。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在强大攻势面前，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可是，就在这欢庆之际，关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斗争又开始了。
　　蒋介石力图通过内战恢复其对全国的独裁统治。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力量的壮大，国内外一致呼吁和平，国民党的军队远在西南和缅甸等地诸多因素的制约，他感到发动内战的时机不够成熟。在美国政府的扶助下，他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玩弄起和平谈判的阴谋。于是，在蒋介石的导演之下，国共双方举行了重庆谈判。然而重庆谈判的成果《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撕去伪装，并终于在1946年6月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6年8月的一天，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杨家岭访问毛泽东。毛泽东说：“美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也是历史上最脆弱的，它的摩天大厦是最高的，但是基础是最不稳固的。”随即，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反动的统治者是纸老虎”。“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说着，毛泽东就自己用英语“Papertiger”说了“纸老虎”这个词儿。表达了他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①
　　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部署重点进攻延安的计划。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在整个陕北解放战争期间，他所写出的文章有17篇被选入《毛选》第四卷。这些文章对于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全中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对于我党我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于经济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47年4月，毛泽东离开延安20天以后，在陕北靖边县的青羊岔为中共中央写了个通知，指出国民党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的强有力，而是表明蒋介石统治的危机已异常深化。“蒋介石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企图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左臂，驱逐中央和军委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毛泽东指出，必须用坚决战斗的精神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工作的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完成中央委托之工作。
　　3月26日在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会议，确定了用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在彭德怀、贺龙的领导下，西北野战军出色地组织了陕北的运动战。4月15日，毛泽东在安塞县的王家湾，写下了给西北野战兵团《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
　　处于运动中的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和“蘑菇战术”的指导下，连战连捷，形势迅速改观。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陕北安塞县的王家湾，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题目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的评论。评论指出，中国事态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因此，号召人民为中国当今在全国胜利，迅速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9月1日，他又在陕北佳县的朱官司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规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以解放军的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即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战略计划，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至9月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10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的神泉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起草了政治宣言，正确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布了中共的八项基本政策。同时向党和全军发出号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②
　　(二)杨家沟会议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警卫团的全体指战员到达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根据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必须对战争、土改、统一战线、整党整军、新区工作、工商业政策等重大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于是，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工作的专题会议。
　　12月25日，杨家沟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负责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③
　　毛泽东说，人民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我们用以打胜仗，而美蒋反动派学习运用之后，却被我们打败了。原因何在呢?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而任何反动军队是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的，我们的军队有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瓦解敌人等是克敌制胜的重大因素。
　　在讲到土地改革问题时，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的变化和执行政策中应注意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在贯彻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
　　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④
　　报告中专门讲了整顿党的组织问题。1937年到1947年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270多万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等乘机混入党内，党内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同一个方向上，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⑤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⑥
　　新民主主义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的消灭资产阶级。中国经济的落后性，使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仍然允许资本主义的经济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在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外，对小工商业者，应当坚决地保护。土地改革以后，在农村中必然会发展新的资本主义富农经济，也是如此，不能采取过早消灭的政策。
　　报告对党的现阶段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作了论述。这就是联合工农兵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杨家沟会议上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国际形势。他指出，各国反动派对美帝国主义依靠，不表明反动派的强大，而是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遭到沉重打击，更反映出各国反动势力的薄弱，心理的恐慌和丧失信心。相反地，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各国反动派走投无路，只求得到美国的援助。正因为如此，“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⑦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历史时期内，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历史的转变关头，杨家沟会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解放战争的经验，对争取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居住期间，革命形势正在迅猛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为了党中央能及时了解各地情况，统筹全局，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在新的形势下，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军内任何无组织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的权力集中于党中央，就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
　　由于解放战争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主要战场已经由解放区转移到国统区。在这种形势面前，革命内部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右的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性错误，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夺取全国胜利极为不利，因此，1月1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针对土地改革等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要防止和纠正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应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革命在迅速发展的时候，党内和革命斗争中易于产生“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害怕到国统区作战，不敢消灭买办封建制度，不敢平分地主阶级的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甚至对长期战争表现出厌战，形成一种右倾错误倾向。另外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在宣传上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脱离中央精神，提出“左”的口号；在执行政策时，扩大打击面，混淆政策界限，妨害了党的政策落实。
　　毛泽东在分析两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上，正确指出：“反对党内‘左’、右两种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在军队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当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开展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应当严防“左”的倾向。在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都必须严格地执行政策。决定草案对于我党克服当时存在的“左”、右两种偏向，团结人民群众，取得全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⑧。
　　转战陕北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4月1日，毛泽东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指出，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⑨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人民迅速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墓本制度。从此，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发展着的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
　　①马玉卿、刘煜：《毛泽东革命的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9页。
　　③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1252页。
　　⑤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⑧牛兴华等：《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