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瓦窑堡会议及其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经过漫漫长征终于到达陕北，找到了落脚点。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镇张闻天住的窑洞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以及新的军事战略等问题，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即《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同时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方针，作为党的决议肯定了下来。
　　根据这两个决议的精神，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二，调整了党的具体方针。鉴于民族资产阶段已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第三，会议着重批评了关门主义，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其根源，强调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在强调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又告诫全党不要重犯1927年大革命时的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历史任务的需要，会议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克服在组织干部问题上的“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发展的关键，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从政治上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解决了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迁都保安，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瓦窑堡会议后，从1936年2月开始，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为了更好地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全面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1936年6月，中央决定迁都保安。6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中央党政军机关离开瓦窑堡，经安塞县境，于7月11日抵达保安县城定都。
　　在保安居住期间，毛泽东利用比较稳定的时局，勤奋攻读马列著作和军事理论，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以来的武装斗争经验，于1936年12月在保安县炮楼山下的红沙石洞里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首先就研究战争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考察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根本原理和方法，提示了战争的阶级根源和本质，以及人类战争发生、发展和消灭的总规律。
　　毛泽东精辟地指出：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用以解决政治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我们对战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区分战争的性质，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当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阶级时，战争也就消灭；消灭战争的方法是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同时，提出了研究指导战争规律应看其特点和发展，解决好战略与战役、战术之间的关系；强调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号召全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其次，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论述如何具体分析战争的形势和敌我矛盾的特点，把握战争在时间、地域、性质上的差别，从中找到战争发展的规律。并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指出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战争实施绝对领导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领导革命战争的问题。明确指出：共产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党要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就不仅需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即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规定了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不了解这些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在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四个特点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后，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特殊规律。
　　第三，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还明确地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原则，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军事方面的错误，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这篇著作，通篇贯穿着人民战争的观点和军事辩证法则，既是一部杰出的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问题的理论，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篇著作发表的时间，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全国规模的抗战局面即将到来之际，因此它对于正确分析和认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弄清思想，教育干部，团结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战术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脑，为抗日战争进行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慎重态度，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最终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因为保安太偏僻，与外界联系十分不便，也由于即将面临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的新形势，1937年1月7日至13日，毛泽东和中央各机关先后离开保安到达延安。
　　西安事变后，伴随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也在反复思考着西安事变后的时局变化和一系列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并着手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右的倾向，其基本特征是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如陈独秀；一是“左”的倾向，其基本特征是思想超越实际，把幻想当成了真理，如王明。用这两种思想指导革命，都使革命遭到了失败。而追其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是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右错误倾向，特别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以教条主义为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毛泽东于1937年七八月间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从哲学上清算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把党的思想路线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实践论》围绕着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全面地阐述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着重论述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①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
　　毛泽东还从认识论观点上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教条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关系等关系，毛泽东也作了具体的分析，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他指出：“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③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发表，奠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为党和人民正确认识、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哲学武器，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两论”的产生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16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之后，已不再是建党初期那样幼稚的党，而是一个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比较成熟的党了，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了完整认识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集体奋斗中，不但对建党以来丰富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确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且在这些概括和总结中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赋予它以鲜明的中国民族的形式和特色。也就是说，“两论”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程中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
　　(四)写作《论持久战》，全面阐发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
　　1938年开始，毛泽东把理论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党的领导地位的问题上，先后写作完成了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论著。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在抗日救亡的问题上，国共两党一开始就存在严重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指导路线。国民党坚持依靠一党专政，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去抗战，即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主张废除一党专政，给人民以民主抗日的权利。国民党营垒里的人说：战必败，再战必亡；共产党内少数人企图靠国民党正规军抗战速胜。党内外思想混乱对抗日救亡极为不利。
　　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驳斥“亡国论”者与“速胜论”者的错误观点，阐明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战的正确方针，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坚定胜利信念，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着手写作《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这一长篇演讲。
　　《论持久战》深刻分析中日双方的情况，指出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依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且分析每个阶段的特点。它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指出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论持久战》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和策略，准确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规律和发展前景。毛泽东关于战争形式和前途的一系列科学分析，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扫除了涣散人心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38年《论持久战》出版后，党中央迅速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各办事处代表立即利用各种形式向大后方人民大力宣传普及《论持久战》的思想。
　　《论持久战》不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国民党上层领导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周恩来给国民党副参谋长白崇禧口头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将《论持久战》单行本送给他一本。白认真阅读之后，深表赞赏。不仅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而且还向国民党最高负责人蒋介石作了转述，蒋介石也深表赞同。在蒋的认可下，白遂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征得我党代表周恩来的赞同，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全国，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论持久战》在国际上的反应也十分强烈，《共产国际》曾发表论文，高度赞扬道：“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事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五)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很快就到了武汉，主要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为了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错误路线，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并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他的错误一度在其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人民革命力量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壮大。他还同时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王明等单纯强调保卫武汉的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批评。
　　不久，王明在政治局会议提出，请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政策和情况，中央政治局采纳了王明的提议。任弼时到达苏联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任弼时的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来到延安。临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约见了他。在谈话时，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④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也为开好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供了重要条件。
　　9月上旬，王稼祥一回到延安，就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情况。听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毛泽东等商定，由王稼祥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明确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克服右倾错误路线，党中央决定9月下旬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6日到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按照既定的议程，王稼祥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是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指手划脚的错误做法，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实际上，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毛泽东还讲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他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重视正规战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11月6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⑤
　　最后，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照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六届六中全会使全党干部明确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
　　(六)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三大法宝”理论
　　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的要求，为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22周年撰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赞扬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人类解放而做的贡献。同时，他从世界形势中也看到了反帝反霸斗争势不可挡的洪流，于是，毛泽东总结党的建设经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计划出版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撰写了发刊词。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共产党人》杂志于1939年10月正式创刊。毛泽东写的《发刊词》为我们党确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纲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针对王明的《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历史，从成功和失败，前进和后退，发展和缩小的深刻经验中，得出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结论，把全部的中国革命概括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并指出正确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理解了全部的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要战胜它，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统一战线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
　　统一战线问题对于我党并不是一个陌生问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为摧毁封建军阀割据，统一全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由于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的妥协退让，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王明明知毛泽东、刘少奇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但他仍然坚持说“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最根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毛泽东针对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所主张的建立真正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群众组织要向政府登记，接受政府领导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双重性，提出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
　　关于武装斗争，毛泽东继续发展他在1938年11月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关于中国革命特点和战争这一章的基本思想，从政治路线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18年来党的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理解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有力地回击了王明不加区别地“普遍地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理论。
　　同时针对以前的历次错误路线，毛泽东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我们革命事业要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动力，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群众。所以，我们党必须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坚持马列主义，善于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又能精诚团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样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挫折和损失。所以，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最有效的手段。
　　毛泽东生动形象地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经过反复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思考，终于凝炼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又一真知灼见。⑥
　　①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296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④孟庆春：《圣地——毛泽东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⑤孟庆春：《圣地——毛泽东在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香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⑥牛兴华等：《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