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化前提下兼顾地方性
　　延安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多次强调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化方向问题，从陕甘宁边区到各抗日根据地，面向工农大众，实现大众化成为文化的终极价值取向。
　　为了对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民进行近代启蒙，并促使他们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从而转化为自觉拥护革命和建设边区的实践，必须采取一系列为农民喜闻乐见并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为载体，于是文化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成为延安时期乡村文化工作的根本方向。
　　在延安文化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民成为文化建设的接受主体。文化创作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于火热的革命和建设热潮之中，努力地变更着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情感兴趣，创作出了大量的贴近人民生活、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教育形式也采取了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边区乡村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等充分体现了大众化的办学模式；另一方面，农民也成为文化的实践主体。广大农民被动员起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建设的行列中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在文艺创作方面，农民集体、民间艺人的业余创作成为文艺作品的重要来源。由农民集体自编自演的新秧歌剧、社火热闹红火。民间艺人自创的诗歌、快板、新说书、民间演唱，以及窗花剪纸等生机勃勃。文化教育方面，人民大众不再只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他们成为实施教育的主体。有着丰富生产和生活经验的老农被请做教师，走上了学校的讲堂。
　　为了真正达到文化面向大众的目的，在陕甘宁边区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注意保持了陕甘宁边区当地文化本身所特有的粗犷豪放、雄浑质朴的地域特色，注重了民族形式和地方特点，积极采用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强调对群众宣传“须用带地方性的白话语”，①带有进步内容的地方戏剧、秧歌、民歌、说书、绘画、剪纸等，是当时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涌现出了《东方红》、《绣金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一大批具有浓郁陕北文化特色的文艺作品。
　　当然，文化建设的大众化和地方性特点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建设中注重照顾地方性，既保护和弘扬了地域民族文化精粹，又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大众化建设。
　　二、继承基础上的开拓创新
　　纵观延安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体现了内容、载体和手段方面的全面创新。延安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质上是一场向乡村旧有封建文化宣战的文化革命。改造乡村旧文化，创新乡村文化内容成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使命，科学、民主、抗战、革命成为这一时期新文化所承载的时代内容。
　　延安时期改造乡村旧文化，创新乡村文化内容成为中共文化建设的重点。这一时期，党在乡村开展了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文化运动，利用各种文艺形式，揭露封建会道门、巫婆、神汉等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唯心主义谬论，逐步改变了农民听天由命的传统思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使科学之风吹到了广大基层乡村。延安文化工作者王春在《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一文中，对延安时期乡村文化建设带来的可喜变化作了详细的描述：“我们有了由巫神转过来的劳动英雄。有了主动上门替人治病的乡村医生。签筒不见了，泥老爷不见了。因为蝗神可以打绝，所以蝗神庙没香火，因为旱灾真能渡过，所以再不见祈雨的行列，人们参加的是农会、工会，没了枪会、佛会的阵地。要学的是时事政治，所以《推背图》、《东方朔》再不上场……家里的《诸神同堂图》撕了，换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换上了农家历。《名贤集》开始被《古话正误》、《识字课本》所代替，每一县差不多都有五六十个剧团，多的则在一百以上。”②
　　1942年延安文艺界整风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中央文化为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广大乡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文化下乡运动。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革命战争、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等新主题、新题材的文化作品，比较著名的文学和文艺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欧阳山的《高干大》、《黑女儿和他的牛》，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夫妻识字》、《回娘家》、《送公粮》，秦腔剧《血泪仇》、《穷人恨》，等等。这些作品塑造了如小二黑、王贵、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浓郁时代特色，勤劳勇敢的新型劳动人民形象，为乡村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赋予了新的含义，指明了新的方向。据统计，仅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录的177篇作品中，以抗日战争和军队为主题和题材的就达101篇，占总数的57.06%；以乡村土地斗争和其他反封建斗争为主题、题材的作品也有41篇，占总数的23.16%；以描述劳动人民工农业生产的作品占16篇，占总数的9.04%。
　　为了易于为人民群众接受，文化作品及文化活动大多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文艺战线的街头诗运动、新秧歌剧运动、戏剧改革运动，教育战线上的新文字运动以及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等灵活教育形式的出现，都是文化载体大胆创新的体现。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既有旧形式基础上的新内容，如秦腔剧《血泪仇》、《穷人恨》，说书《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秧歌剧《夫妻开荒》、《黑牛耕地》；又有新形式新内容的珠联璧合，如歌剧《白毛女》、《英雄刘四贵》等。信天游、秧歌、喜剧原是陕甘宁地区传统的民间艺术，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广大艺术工作者在对它们进行深刻改造的基础上，充分加以利用，使它们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此外，延安时期，各地农民群众还自创了黑板报、高房广播、联合广播、上门宣传、路谈、壁报、集市宣传、拉洋片、大鼓、标语、漫画等多种多样，灵活实用的文化宣传形式，它们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对农民进行抗战及革命宣传，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方面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提高文化建设的效果，改变文化落后状况，边区各地还采取了各种激励手段。如开展各种类型的学习竞赛、召开文教群英会、树立学习榜样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文化工作的开展。
　　三、突出政治寓意，强化实用功用
　　延安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是在革命与战争状态下的建设，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功利性与实用性的特点。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唤起农民的政治觉悟，呼唤广大农民积极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去，因而突出了对广大农民的政治思想训练，注重对农民进行开启民智、民主和民风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动员被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功用。
　　从教育的指导方针来看，政治动员被作为边区文化教育的首要功用。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③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也明确规定：“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④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⑤重要论断。
　　以此为指导，各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制定了自己的教育方针。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积极的为抗战建国事业奋斗，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⑥同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确立边区的文化教育方针是：第一，边区文化教育，必须努力除去革命前旧制度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所遗留的文化落后状态——文盲、迷信、不卫生等，深入边区人民对当前革命的民族、民主、民生纲领的认识；第二，边区文化教育必须立足于进步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⑦在上述强调政治功用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教育内容、教师的选拔和培养、教学管理等方面都突出了政治教化的功用。
　　各级各类学校把政治课程放在突出位置。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每周上课36个课时，其中政治课12小时，军事课3小时。1941年2月1日，边区政府教育厅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第59条规定：“小学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社会教育和小学教育的政治课主要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抗战、边区的民主建设为中心。如边区的小学语文课着重讲述抗日英雄的故事和前后方发生的光辉事迹，揭发侵略者的凶残本质。算术课则以统计日军烧我多少房屋、杀我多少同胞乡亲来练习算数。总之，从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来看，边区的社会教育和小学教育走的都是政治重于文教的发展路线，这保证了主流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灌输，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流于简单化。
　　在文艺活动方面，服务于战争，进行政治宣传也被当做文艺的首要功用。当时延安的一位文艺工作者曾这样写道：“我们的文艺反映抗战中民众的英勇光辉的斗争，来鼓舞最大的民族战斗热情，来争取胜利；我们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通过所刻画的各阶级人物的典型，和他们的相互联系，来指示新民主主义的具体道路。我们必须团结和组织广大的人民共同战斗，我们的文艺，也面向人民大众，用自己的特殊形式来发挥宣传动员的作用。”⑧
　　总之，延安时期乡村文化建设始终把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文化工作同整个革命形势、抗战的各种任务紧密相连，各种文化活动主要围绕某一阶段的中心工作而展开，在“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医药卫生运动、妇女放足运动、动员人民参军支前等运动中都起到了其他形式所不可替代的宣传鼓动作用。
　　①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②《北方杂志》1946年6月。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9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⑥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⑦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⑧《谷雨》第5期(1942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