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现了对广大农民的近代启蒙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对民众的启蒙，但是由于自身理论的不成熟、险恶的军事形势以及“左”右倾错误的影响，收效十分有限。延安时期，党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农民启蒙的伟大意义。只有将广大民众从封建蒙昧中解放出来，对其进行有效的近代思想与民族独立观念的启蒙教育，并与民众自身的解放结合起来，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革命激情才能极大地迸发出来，而这正是革命的最深厚资源。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延安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从中国实际出发，以新的姿态、新的内容和新的方法，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以人民大众为对象，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使他们初步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启蒙，促进了广大农民近代化意识包括人性意识、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全面觉醒，进而实现了边区落后乡村的初步开化。
　　人性意识的觉醒。通过大规模的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①尤其是把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从封建愚昧思想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广大农民逐渐认识到自己不是别人的牛马，也不是有钱人的奴隶，而是和所有人居于同等地位、拥有相同权利、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人，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做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文化建设使广大乡村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颁布，使妇女对婚姻有了重新的认识，不再是过去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开始大胆地追求婚姻的幸福和自由。
　　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战争。要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离不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乡村文化建设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使广大农民由最初的“保家护村”观念逐渐转变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热情，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正如林伯渠1941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得了的。
　　民主意识的觉醒。延安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使民主之风首次吹到了偏远的乡村。由于遭受长期的封建压迫，广大农民民主意识淡漠，既缺乏参政意识，又缺乏参政能力，所以他们或远离政治，或被动服从政治。中共开展的乡村文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政治、阶级平等思想逐渐地深入老百姓的脑海，使他们树立起了民主、平等观念，唤起了他们参与政权建设的愿望；帮助他们掌握了参政所必备的政治知识；使他们在参与民主管理的过程中学会了运用民主的方式。参政意识的觉醒和提高，使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增加，民主意识不断觉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直接进行近代启蒙，使广大农民在摆脱封建陈腐思想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次启蒙具有近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寓意。广大民众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既提高了文化水平，又增强了政治觉悟，为未来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因而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文化建设是对边区农民的一次全面的近代化启蒙，极大地促进了边区乡村的开化。
　　二、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基于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20年革命历程经验教训的总结，党在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视民众力量的发动。在卢沟桥事变之后，面对日本的强大攻势，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进行全民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头等任务。因此，对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进行抗日动员，以调动他们的抗日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去，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首要功用。
　　延安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启发、教育广大农民正确认识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控诉侵华的罪行，激发广大群众奋起抗日、保家卫国的激情。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在乡村普遍开展的社会教育和小学教育中，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占很大比重，抗战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使一些政治术语、政治常识在普通民众的日常会话中频频出现，使广大农民了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理论，激发了他们参战的意识，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促成了抗战的紧急动员，从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延安市一个商店的小伙计在向别人谈到延安民众的政治水准的问题时说：“外面许多中学毕业的人不如我们延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哩!并举例说：“去年，我有一位老乡来考抗大(这位伙计是河南人，到延安开店十余年了)，他是河南某中学毕业的，但是他连正义战和非正义战都弄不清楚。”②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乡村文化建设在对边区普通老百姓进行抗战教育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乡村文艺活动中，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为动员农民踊跃参战发挥了很好的动员作用。1939年冬，陇东分区庆环乡村剧校在曲子县三岔(现属镇原县)上演抗日戏剧时，观看的自卫军战士被剧情所感染，当场表示参军上前线，出现了整排、整连自卫军战士参加八路军，要求上前线对日作战的动人场面。③
　　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安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一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预演，它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正是由于中共已经有了多年在乡村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极大地缩短了新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探索进程，使乡村文化建设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蓬勃开展起来。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乡村文化建设中，延安时期中共所积累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如突出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文化建设与乡村生产和生活相结合等，都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这一时期所创造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等民众教育方式，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政府举办了工农业余教育，实行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时指出，工农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工农群众中的文盲”。④1952年至1960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三次扫盲高潮，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在扫盲教育中脱了盲，对于改变中国乡村愚昧、贫穷、落后的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
　　诚然，延安时期在革命与战争条件下乡、村文化建设中突出政治性，强调实用性，文化运行模式中的运动化、突击性倾向以及教育上忽视正规化、长效化的倾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文化建设乃至整个文化建设中没有得到及时地纠正，也为国家此后的乡村文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基层政权的顺利承接
　　延安时期农民接受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通过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乡村基层有效的文化控制与整合，推动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使乡村基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文化建设中，农民通过接受政治教育和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实践活动建立起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树立起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
　　抗日战争时期，曾经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刘澜涛对于乡村社会动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切工作的基础‘在群众!在乡村!’没有充分的群众的政治动员、组织动员与工作动员，没有深入刻苦切实的乡村工作，那么一切漂亮美丽的决议和指示，将和革命博物馆的古代文献一样，徒供人们的参观游览而已。只有决议和指示，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乡村去，且为广大群众在实践中所了解，所体验，并愿坚决为其彻底实现而斗争，那么这个决议和指示，才能发生伟大的革命效力，才能变为‘物质’的力量。”⑤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文化建设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使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深入到边区的乡村社会中，深入到民众中，使共产党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衷心拥护。在社会教育中，老百姓用他们自己喜欢的调子、语言唱出了一曲曲歌谣，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等。显然，广大农民只有将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鱼水亲情时，才能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文化建设使边区大多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产生了最大限度的信任，使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党，共产党的政权是为人民的政权。
　　文化建设实施的过程，也是中共政权对边区乡村社会实现控制的过程。根据地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巩固，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发动了农民，在乡村建立了牢固的基层政权体系。它不只是一个权力部门，而是包括各级行政官员、军队、群众团体和党组织在内的综合政治体系，其中一个最大的关键是在乡村发展农民入党。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日，又关心群众利益，所以吸引了许多农民积极要求入党。党员的人数急剧增加，各种抗日团体中的骨干力量都是共产党员。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深入乡村，在政权的最基层建立了乡支部和村支部。在社会教育和社会动员中的积极分子或被吸收在党内或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新的乡村精英，他们逐渐被民众所接受。在减租减息和乡村选举运动中，旧势力被迫退出了乡村政权的舞台，而新的精英分子通过选举成为乡村政权的直接领导者，支配着乡村基层的权力。其次，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绝大部分农民自愿参加了各种社会组织，如儿童参加了儿童团，妇女加入了妇女救国会，青壮年男女参加了自卫军，此外，他们还自发组成各种合作组织，如合作社、变工队、支前小组等。通过这些不同形式的组织，分散的农民与中共的政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最后，通过文化建设，广大农民接受了中共基层政权组织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生活模式(如村民公约中应遵守的规范)和各项制度，使他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
　　五、为西北尤其是陕北民俗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提供了重要契机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次西北风情文化的大规模保护和弘扬，为西北尤其是陕北民俗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提供了重要契机。
　　陕甘宁边区所在的西北地区，民间艺术资源相当丰厚。民歌、地方戏、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文学，品类繁多，异彩纷呈，有信天游、陕北道情、秧歌、秦腔、眉户戏、花鼓等。这些民间艺术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很普及，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秧歌队、乐队，其中也有很多的出色的歌手、舞蹈家、演奏家，有些人还是全能的。这些艺术的流传都不短，一辈传一辈，小孩子从七八岁就跟着学，五六十岁的老前辈就负着传授的责任。这样每年闹一回，从七八岁闹到五六十岁，年纪越大的，艺术上的造诣也就越深”⑥。但由于自然环境及地理位置偏僻等原因，致使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形式长期未能被更大范围的人们所熟悉。延安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中，边区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对民间文艺形式的保护和利用。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一面学习整理民间艺术遗产，一面根据现实进行新的艺术创作，完成了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利用和改造，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使这些长期积淀于民间的优秀文艺形式借助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契机而得到了保护和发展。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这些具有浓郁西北风情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形式也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②1940年3月3日《新华日报》。
　　③参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1992年，第14页。
　　④1950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⑤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6页。
　　⑥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