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正确领导
　　毛泽东在阐述农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就是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版、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①毛泽东这一高屋建瓴的论述，为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使乡村文化建设成为整个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中心一环。
　　为了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各级政府中设立了文化教育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条例、指示和法令，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于乡村扫盲运动、文艺活动、报刊宣传等各方面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指导。同时，为使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及时落到实处，各级党组织还派出大量党员干部深入乡村，帮助乡村基层文化组织的设立。在乡村普遍建立民革室、救亡室、民众教育馆、俱乐部之类的文教场所，开设民办学校。组织农民建立了识字组、夜校、半日制学校、冬学运动委员会、时事宣教班、技术训练班等组织，对农民进行抗战宣传，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和卫生水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号召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乡村生产和生活第一线，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文化建设。由于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乡村文化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当时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边区政府仍在财政上给文化建设以大力的保证和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最初几年，国民政府曾拨给边区部分教育和建设经费，边区用这些经费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和平民教育。国民政府的经费停止拨付后，边区政府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945年边区教育投入占到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这样的比例，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二、调动各方面力量开展乡村文化建设
　　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②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落后的乡村进行文化建设，是对根深蒂固的乡村封建文化传统的否定。它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文化革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中共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要充分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建立起广泛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
　　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农民自办文化的积极性，是延安时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在延安时期，单靠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不能满足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大农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力量源泉，他们既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接受主体，更是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因此，必须对农民进行广泛动员，调动其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以村庄为单位，走群众路线，发动农民的人力、物力办教育，创办了大量的民办村学。农民在民办公助中掌握了教育权，办学经费由农民自己解决，政府给予部分补助和奖励，并强化乡镇政府的文教委员会，培养和团结农民中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带头学习，带头办学，在教育业务上深入指导帮助。这种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求学、办学的积极性。广大农民被动员起来，积极投身于文化建设的行列中来。依靠群众兴办教育，既加速了民办小学与社会教育的发展，又保证和推动了公办教育水平的提高，使普及与提高相得益彰。在文化艺术领域，农民自编自演的各种民间文艺，如新秧歌剧、戏剧、皮影戏等热闹红火，别开生面，成为农民自娱自乐的重要方式。文化宣传方面，农民自办黑板报等，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乡村生产、生活实际，在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宣传抗战、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不仅广泛吸收了一切民主的积极的传统内容和形式，而且还广泛地团结了旧的文化工作者来参加乡村文化建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③首先，对于乡村中的一切赞成民主的新老知识分子，一般采取团结的办法。鼓励他们发挥自己优势，在民办小学和各种形式的识字组、读报组中发挥骨干作用。对乡村私塾采取团结改造的办法，允许《三字经》、《百家姓》等旧有的教学内容存在，使之发展成为民办小学。其次，团结改造乡村中的旧艺人和他们的旧艺术，祛除其中落后的封建毒素和陈规陋习，使之为农民的抗战、生产和教育服务。再次，团结乡村中的中医和接生婆，教育和领导他们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贡献中医秘方，改变旧式接生方法，开展破除迷信和医药卫生运动，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最后，还对乡村中的各种迷信职业者，抓住适当时机，或设法教育改造，或帮助转业，或劝告其放弃迷信活动；对迷信群众则依靠农民的觉悟和自愿，通过适当的教育和引导，唤起农民群众自觉地反对迷信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统一战线的推动下，乡村文化建设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新气象。
　　三、文化建设与乡村生产、生活相结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和各根据地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把教育、生产、抗战纳入到统一的组织机构中，充分利用各种时间间隙，结合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机动灵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乡村文化建设。既解决了广大农民学习与生产、战争的矛盾，又满足了农民的学习要求，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
　　为了方便农民学习，陕甘宁边区各种学习组织创造了除集体授课之外的多种教育方式，充分利用生产和战争的间隙对农民进行教育。各根据地将冬学与自卫军冬训、平时的夜校或识字组结合，与闹秧歌、医药卫生、妇女纺织、植树结合，与劳动互助组织生产劳动的休息时间结合，利用乡村小学开设农民的早、午、晚学，在田间地头、外出参观、放牧、经商之余进行识字、读报、讲时事、交流生产经验等教育活动，还对因困难不能学习的农民采取夫教妻、子教父的小先生制，在家庭中帮助农民学习文化、了解时事、总结生产、生活经验等。
　　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的政府在教学内容方面，采取“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条件允许怎么学就怎么学”的方针，教材内容紧密联系农民生活中的实际，如识字、反法西斯、减租减息、生产组织、妇婴卫生、反迷信、种庄稼等，文体多以韵文形式编写，通俗易懂，有效地激发了农民参军、生产、拥政拥军拥抗的热情。文化课以识字为主，政治课以时事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自然常识课以农业生产知识、医药卫生及一般防卫技术及战时工作技术为主。把农民学文化与平时实际需要结合，把写收条、汇报、报告、书信、记录、路条、记账、契约等公文编入教材，提高了农民读、写、算的能力，方便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在教学内容上，针对不同人群，教育的侧重点也相应有所不同，对成年农民以生产教育为主，辅以文化教育，青壮年以文化教育、军事教育为主，贯彻生产教育内容，妇女则以纺织生产和妇婴卫生教育为主。
　　延安时期乡村文化建设所面对的教育对象，在年龄上有较大的差别，文化基础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坚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从教材、教法到办学方法上都创造了很多符合实际的形式：一是根据实际情况办冬学，把冬学的扫盲任务同冬季生产结合起来。有些地方，人们不愿参加冬学的原因是害怕影响冬季正常的生产活动，冬学委员会就改变冬学办学和教学方式，如子洲县苗家坪区五乡周家圪崂将冬学按行业编为运输组、熬硝组、揽羊娃组等，按各组需要学写运输账，熬硝账，学习分全日、半日、夜校和间日等，也有采取个别教学的方式。在当年子洲县进行的冬学检查中，周家圪崂是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二是因地制宜创造学习用具，以克服困难。有些冬学采取写字条、送字片的方法教学。如运输组在出门时，先向教员领取字片，在途中学习；一些妇女因家务脱不开身的，也向教员领取字片，实在忙得连门也出不了的，教员就派遣学员给她送字片。为克服缺少纸张的困难，一些学员还制作了沙盘，用术棍当笔，还有的直接用手指在地上练习写字。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