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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文化社团的类型、活动方式和特点

梁星亮 杨洪

    
  一、边区文化社团的类型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社团种类繁多,有文学类社团、戏剧类社团、音乐类社团、美术类社团以及科技类社团等。边区灵活多样的文化社团,构建了边区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同时,也反映出边区文化社团活动的繁荣兴盛。
  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由于它较易为群众所接受,不仅会影响文艺本身,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文明,甚至影响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边区政府对文化社团的建设极为重视。
  文学类社团成立较早的是中国文艺协会,1936年11月22日成立于保安县(今志丹县),简称“文协”。发起人有丁玲、伍修权、徐特立、徐梦秋、成仿吾、李伯钊、陆定一等。中共中央对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极为重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凯丰等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毛泽东作了《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①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对陕甘宁边区文艺的发展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
  1937年11月14日,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这是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总的领导机关,艾思奇任协会主任,柯仲平任副主任。后来协会改组,由吴玉章任主任,艾思奇、柯仲平、丁玲任副主任。该协会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文化运动总的领导机关,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协会通过的会章及宣言提出要“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不屈不挠地为抗战服务,为保卫祖国,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②“边区文协”成立后,经常开展文艺讨论,举办展览,召开边区反侵略大会,组织民众文艺团体,出版文艺刊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38年9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在延安成立。在抗战的形势下,“边区文联”以“选拔文艺干部,供给文艺食粮,建立抗战中的文艺理论”为宗旨,它是边区文协领导下的由边区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参加的群众性组织。
  1939年5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延安成立,简称“延安文抗”。这是边区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的群众性组织,其前身是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宗旨是在抗战的形势下,选拔文艺干部,供给文艺粮食,建立抗战中的文艺理论。主要负责人先后有成仿吾、周扬、萧三、沙可夫、丁玲、艾思奇、柯仲平、陈学昭、赵毅敏、周文、曹葆华等。
  “文抗”成立初期,工作就颇为活跃。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迅速增多,为便于工作,“文抗”独立出来,直接受总会领导。成立了文艺顾问委员会,组织文艺讲座,编辑出版《大众文艺》、《中国文艺》等刊物,主办文艺月会、星期文艺学园等。还设立文艺出版所,按月印刷万字以内的小丛书,内分理论、传记、国内外名小说、诗歌等。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为配合新的形势,“文抗”发起与鲁艺师生大部人员组织一百多人的延安文艺工作团,开赴解放区进行各种文艺宣传工作。“文抗”的工作一直坚持到1947年3月才撤出延安。
  在延安最早成立的群众性诗歌组织是战歌社,由边区文协副主任柯仲平兼社长。战歌社成立后的两个月内,就举办了20多次诗歌朗诵会,开创了延安诗歌运动的新局面。1938年1月25日,《边区文艺》第四期开辟了“关于诗的朗诵问题”专栏,发表了林山、雪苇、沙可夫、柯仲平等人的文章,一致肯定诗歌朗诵运动是时代的需要,是文艺大众化的途径。边区一批文艺工作者发起倡导诗歌朗诵运动,并把它作为推动诗歌创作,使诗歌与人民大众结合的一种途径。柯仲平等成立的战歌社几乎每周都要举行一次诗歌朗诵会。在它的影响下许多单位相继成立了战歌分社、战歌小组。不长时间,边区的诗歌创作和朗诵活动,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当时在边区十分活跃的群众性文艺组织还有一个山脉文学社。它后来和战歌社合并,联合创刊了《新诗歌》。山脉文学社,1938年10月成立。该学社的发起人是奚定怀。其社名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思想而来的。该社在延安地区建立了十多个小组,还在瓦窑堡、蟠龙等地建立了分社,社员最多时发展到200人,并集体加入边区文协,成为陕甘宁边区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众性文艺社团。山脉文学社在普及文艺,促进创作,团结文艺界新老作者,以配合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早在1936年8月,在延安就成立了人民抗日剧社。1937年3月成立总社后,下辖中央剧团、平凡剧团(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戏剧爱好者组成)、铁拳剧团、延安青年剧团等戏剧组织,成员达200余人。人民抗日剧社联合在延安的近十个戏剧组织,在陕北进行巡回演出。1937年夏,为纪念鲁迅先生演出了《阿Q正传》。1937年8月人民抗日剧社改名为抗日剧团。
  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由柯仲平、马健翎先后任团长。“演员方面,工、农,学生都有”③。该剧团创作了大量戏剧,有宣扬民族气节、动员抗日的《好男儿》、《查路条》、《中国魂》,有表现人民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穷人恨》、《官逼民反》、《血泪仇》,还有表现新思想、新气象的《十二把镰刀》、《大家欢喜》、《两家亲》等。民众剧团长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受到了民众热烈欢迎。在其影响和带动下,陇东、三边等地也先后建立了民众剧团。
  1938年10月,在延安成立了烽火剧团,以蔺子安为团长,下设五个分队。烽火剧团深入基层和炮火纷飞的前线,用戏剧来从事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演出了歌舞《小放牛》、京剧《过关》、歌剧《治病》、话剧《李秀成之死》和活报剧《纪念十月革命》等,充分发挥了革命文艺的战斗堡垒作用。
  为响应与配合全国性的文化社团建设,边区也建立了一些全国性文艺社团的分会,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该会于1939年5月14日成立,其前身是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为了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取得密切联系而更名。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于1940年2月10日在陕公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戏剧团体有民众剧团、烽火剧团、抗大文艺工作团、陕公剧团、民众娱乐促进会、鲁艺戏剧系、鲁艺实验剧团等,由主席柯仲平报告大会意义。
  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戏剧团体还有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影剧团、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剧团(简称“边保剧团”)、延安工余剧人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总剧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直属剧团、延安评剧研究院、延安业余杂技团、延安业余剧团、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后改称为西北文艺工作团)、枣园文工团、延安歌剧社、战烽剧社、锄头剧团等,驻延安的各部队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这些戏剧团体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戏剧作品,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部队士气的作用。
  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成立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是一个以宣传为主的文化团体。丁玲为该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它的建立和活动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热情支持。抗战初期,丁玲响应毛泽东关于文学家也应到前线去,配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号召,组织了一个30余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华北前线作宣传演出。他们在华北奋斗了六年,其间为抗日军民演出了话剧《八百壮士》、《突击》和一些独幕剧,以及秦腔、大鼓、京戏、快板、相声、活报、双簧等节目。丁玲组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抗战时期的边区乃至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社团。
  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在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成立了戏剧研究室、实验剧团、评剧团等。创作和表演戏剧是鲁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7月,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鲁艺实验剧团演出了京剧《松花江》、新歌剧《农村曲》和话剧《流寇队长》、《团圆》、《血宴》等剧目,受到观众好评。仅1939年一年,鲁艺就创作了30多个抗战剧本。1939年3月,王震之率鲁艺实验剧团40余人赴晋东南抗战前线演出,历时九个月。鲁艺的戏剧活动为丰富延安人民生活,推动延安乃至各抗日根据她的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2月7日,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延安美协”)成立。4月,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1941年8月,边区美协在延安举办“1941年美术展览会”。这次展览分文化俱乐部和军人俱乐部两个展厅进行,连续展览九天,展品更换了三次,包括绘画、雕塑、木刻、漫画、摄影、民间剪纸、苏联版画等,共数千件,其中有力群、焦心河、古元等多位画家的作品,影响很大。《解放日报》载文指出:这次展览是“新的人类和新的文化向她的无情摧毁者所发动的抗议”。④1942年1月,边区美协又举办“反侵略画展”。其中的王式廓的《希特勒的战车》、蔡若虹的《三个寡妇》和《时间是我们的裁判者》等,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佳作。
  延安的抗战美术活动在整个西部抗战美术活动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延安抗战美术运动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木刻研究班的同学经常到延安街头张贴他们创作的木刻作品。1939年10月,木刻研究班在延安举办了首次木刻作品展。在三天的展览中,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1938年年底,由胡一川、彦涵、罗工柳、邹雅、华山组成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带着他们手印的《木刻集》从延安出发,前往晋东南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们在敌后坚持了三年之久,创作了大量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与战斗的作品。
  除鲁艺外,活跃在延安的美术团体还有延安大众美术研究会,宋版画研究社,延安工艺美术社等。1939年2月7日,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延安美协”)成立。4月,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
  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在延安成立。1939年4月13日晚,“边区音协”与从大后方来延安的重庆军委抗敌演剧三队联合举办了大型音乐晚会,演出了《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延水谣》等音乐节目。边区音协还出版了《歌曲月刊》、《歌曲半月刊》等刊物,创办了延安星期音乐学校,对延安音乐普及作出了贡献。
  民歌在抗战歌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939年3月,鲁艺成立民歌研究会,以采集延安范围内的民歌,研究和出版民歌集。民歌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2月又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以吕骥为会长,出版《民族音乐》刊物,在采集、演唱和演奏民歌,发展民族音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40年7月,鲁艺音乐系成立音乐工作团,由音乐系主任吕骥兼任团长。该团以研究音乐理论和技术、开展群众性活动、普及音乐知识为己任,每月与鲁艺音乐系一起举办一次音乐会,积极开展音乐演出。1941年2月,又成立了延安作曲者协会,不久创办了《歌曲旬刊》(后改名为《音乐月刊》),1942年,又联合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编辑出版了《民族音乐》杂志。这些刊物不仅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理论文章和歌曲,而且还介绍了国内音乐消息以及苏联和西方的音乐消息,开设音乐艺术讲座专栏,对边区音乐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1940年5月,延安成立了延安青年大合唱团。该团以金紫光为团长,特邀鲁艺的音乐专家向隅、任虹等为艺术指导,下设中央党校合唱团、抗大合唱团、中国女子大学合唱团、陕北公学合唱团、行政学院合唱团、医科大学合唱团、自然科学院合唱团、印刷厂工人合唱团八个分团。该团排演过《抗大大合唱》、《女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大型合唱曲目,举行和参加过纪念五四青年节演唱活动欢迎和欢送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演唱活动等大型活动,是陕甘宁边区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音乐合唱团体。1940年9月,该团与新成立的延安合唱团合并,继续从事抗日群众音乐活动。延安青年大合唱团和延安合唱团的活动,不仅活跃了延安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也促进了边区群众歌咏运动的发展。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抗战音乐运动,是全民族发出的抗战吼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到了激励和教育民众,为抗战壮行色、鼓士气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丰富了抗日军民的精神生活,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困难时期保存了民族音乐并促进了它的发展。
  1938年4月29日,由边区政府教育厅、延安市政府、边区文协、鲁迅艺术学院等团体发起成立延安世界语者协会筹备组,5月6日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成立后先后在抗大、鲁艺、边区文协、边区医院开设世界语班,并成立世界语小组。在延安世界语者成立大会上的宣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火把,燃着了中华民族神圣自卫战争的火把。疯狂的法西斯的进攻,掀起了全世界反侵略斗争的浪潮。中国的世界语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时代!”⑤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曾于1939年为延安世界语展览题词,号召大家学习世界语。吴玉章后来还担任延安世协名誉理事长。
  延安时期,虽然环境艰苦,条件困难,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工作,不仅为边区人民的生活生产和抗战建国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准备了干部和技术力量,并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科教兴国经验。
  1940年2月28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边区成立,陈云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家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是尊重的。希望科学家们抱着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事业。”⑥大会通过的《宣言》中还提出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任务是:“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行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地深入群众。”⑦为此,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于1941年10月4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创办了副刊《科学园地》,作为边区科技工作者发表论著的园地,每周一期,武衡任主编。《科学园地》对于当时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科学技术上的指导作用,向农村、工厂的广大读者解释了各种自然现象的科学道理,对于破除迷信、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为了加强各学科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又陆续组建起许多专业学会,如边区数理学会、边区农学会、边区土木工程学会、边区电机工程学会等。1940年后,边区还陆续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机电学会、国医研究会等20多个自然科学学会。各学会成立后,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如报告会、讲座、展览等,开展科普宣传,为促进边区科学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茶坊兵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精心制造了医院缺少的镊子等医疗器械和造纸厂用的容量达万斤的大蒸煮锅,还制造了纺织机械配件、轧花机上的滚子、日常生活用品和数以万计的棉军装铜扣等。
  二、边区文化社团的活动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社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刊物杂志如雨后春笋,文学创作成果丰硕,文艺活动千姿百态,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抗日文化局面。
  边区文化社团在其成立后,大都有自己的出版刊物。边区文协成立后,编辑出版了《边区文艺》、《边区文化》、《文艺突击》等。文协延安分会(又称“延安文抗”)成立后,编辑出版了《街头文艺》、《部队文艺》、《谷雨》等。战歌社和“山脉文学社”联合出版了《新诗歌》,边区诗歌总会创办了《诗歌总会》,大众读物社出版了《大众习作》,文艺月会出版了《文艺月报》,“路社”创办街头诗墙报《路》,周扬主编《文艺月刊》,草叶社主编了《草叶》。边区音协成立后,出版了《歌曲月刊》、《歌曲半月刊》。边区剧协创办了《边区戏剧》等刊物。
  通过自办的报纸杂志进行文化活动,是边区文化社团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李洁非在描述这一现象时说:“以延安这样小的城市规模,而具有如此浓度的文化分布,实属罕见。”⑧这些刊物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生动具体地反映了抗日救亡运动,对全国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边区群众报》是当时在边区影响极大的一份报纸,由文化协会创办。它是边区党委的机关报,也是一份以边区基层干部和群众为服务对象的、真正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1939年冬,边区文化协会为坚持文化大众化的方向,积极筹备“大众读物社”。“大众读物社”,其任务就是出版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和一些大众化丛书。因为边区的区乡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广大群众主要靠读报组念报给他们听,办报纸不得不考虑到要适应读者的文化程度。所以,这张报纸很自然地被题名为《边区群众报》。该报于1940年3月25日在延安创刊。内容安排是:“一版边区新闻,二版边区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新闻,三版国内外时事解说(主要是抗战形势的解说),四版是文化文艺。”⑨有的地方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了大众办报的形式——黑板报,当时边区群众创办了600多块黑板报,这与群众的生活更为贴近。读书看报成为边区民众业余生活的一种新形式,这样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生活,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为了宣传和动员人民进行抗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新闻、广播和出版事业的发展,经常鼓励边区文化社团创办报纸杂志。所有这些报纸,在向边区和各根据地及时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大事、生产、文教、卫生情况等方面,起了党的喉舌作用,对于宣传、教育、动员、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做好工作,积极生产,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
  边区文协成立“抗日文艺工作团”,先后组成六个组奔赴前线。第一组由刘白羽负责。1938年5月中旬离开延安,穿过同蒲路,到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第二组分两步,甲部人,由雷加领导,到五台山和河北一带工作;乙部四人,奔赴黄河之滨的宋家川一带开展工作。第三组由卞之琳领导,共五人,1938年11月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工作。第四组由刘白羽负责,1939年4月,赴陇海线开展工作。第五组由周而复领导,赴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第六组由萧三领导。抗战文艺工作团奔赴抗战前线,其主要工作有:第一,搜集材料,编写战地通讯数十篇,拍摄照片四五百张,介绍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及广大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第二,建立文艺组织,推进文艺运动。在抗战文艺工作团的提议和协助下,晋西北成立了文化工作者协会,晋察冀成立了文化协会,冀中成立了“燎原文艺社”,一二〇师建立了文艺通讯网;第三,交流文艺工作经验,在山西长治等地,先后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协助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八路军文艺学习会”。并在长冶成立了“太行青年抗战文艺学会”;第四,深入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动员参军支前;第五,普及革命文艺,在敌后游击区产生广泛影响。文艺工作团的工作,许多报刊都做了报道,如《文艺突击》和《文艺战线》对此都做了大量报道。在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也对抗战文艺工作团的活动进行了及时报道和热情赞扬。
  活跃在抗日前线的还有以丁玲为团长、吴奚如为副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1937年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了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该团在当时影响极大,田间曾写对此歌颂:“这些团员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是抗战艺术的先锋队。”⑩晚会上该团排演了16个独幕剧,练唱了抗日救亡歌曲、大鼓、相声,绘制了宣传画,书写了标语。他们踏上征途以后,以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革命热情走一路宣传一路,驻一村宣传一村,为抗日军民演出秦腔、京戏、大鼓、相声、快板、活报、双簧等节目。还演出了大型话剧《八百壮士》、《突击》以及许多独幕剧。活跃在大西北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中国人民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做了许多工作,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举行群众性的朗诵和讲演是边区文化社团的另一重要活动方式。边区文化社团通过举行朗诵、讲演活动,让广大的群众参与其中,不但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素养,还提高了群众参加生产,服务抗战的积极性。群众性的诗歌组织是推动群众进行朗诵讲演的一个较好的平台。在延安最早成立的群众性诗歌组织是战歌社。1938年8月7日,战歌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联合发表《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同时确定8月7日为“街头诗运动日”。诗歌作者们走向延安街头,在墙壁、岩石、门板上书写“街头诗”,有的写在纸上,贴在街头,或散发诗歌传单,或举行街头诗歌朗诵。
  从1938年8月10日起,延安《新中华报》连续刊登《街头诗选》。在街头诗运动的高潮中影响较大的有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边区自卫军》,田间的《毛泽东》,骆方的《我们向你们致敬》,史轮的《儿歌》,刘御的《小脚婆姨》等。通过街头诗运动,使诗歌与现实结合起来,诗人与群众结合起来,发挥了教育与鼓舞人民的作用。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边区诗歌总会,其目的是推动正在蓬勃兴起的诗歌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促进诗歌的普及,发展街头诗运动和诗歌朗诵活动。边区诗歌总会,包括了战地社、战歌社以及其他诗歌团体。田间、史轮、刘御等都是它的骨干。诗歌总会对延安的诗歌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38年,延安文艺界出现了文艺小组。它原是群众开展文艺活动的自发性组织,1939年以后,由文抗延安分会领导。文艺小组遍及延安以及附近各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建立了数十个文艺小组,组员达660多人,在文抗的领导和帮助下,积极开展活动。文艺小组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活动。随着文艺小组的广泛建立和发展,文艺朝着深入、普遍、大众化的方向发展,使工农分子知识化,培养了工农出身的文化人作家,提高了工农的文化艺术水平。
  边区的文化社团遍及范围广泛,影响面广。边区的文化社团遍及边区各地。边区的文化社团不仅在边区而且在边区广大的城镇、农村、工厂、连队都有分布,设立了许多俱乐部、读报组、流动图书馆等。在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边区文化社团的努力下,边区群众的文化活动出现了大规模发展的局面。村学、识字组、黑板报、秧歌队等适合农村文化活动的各种形式都开展起来了。
  边区文化社团通过在各地设立机构,在边区形成了一个文化社团建设网络。这不仅提高了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而且提高了他们对抗战的正确认识,同时也改变了边区人民的精神风貌。
  陕北由于地广人稀,进行大规模的学校正规教育不太可能,因此边区的文化社团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村学、夜校、识字组等,以此来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通过开展这些形式的学习组,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他们有的能写简单的字条,有的甚至能读报、写信。有些地方,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创造了大众办报的形式——黑板报,通过大众办报的形式,让广大的民众都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中。
  三、边区文化社团活动的特点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又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其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文化社团活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边区的文化社团受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和指导。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通过制定文化政策,对边区文化社团组织进行领导和指导。一是由政府文化部门直接组织建立的文化社团。如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指出,要派出适当人员以不同形式迅速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文化团体,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要努力成为这类团体的发起人并取得领导地位。二是积极鼓励著名文化名人组建社团。三是积极鼓励民间知名人士自己建立社团。1942年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团体登记办法》,对组建文化团体的细节都有具体的规定。总之,边区的文化社团活动大都受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指导或影响。
  其次,边区文化社团种类繁多。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在边区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社团活动种类繁多,活动方式也多姿多彩。边区文化社团的种类有文学类社团,如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山脉文学社等;戏剧类团体有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鲁艺实验剧团、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美术类团体有延安美术者工作协会、宋版画研究社等;科技类团体有自然科学研究院、机电学会等20多个团体。边区众多的文化团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
  最后,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要动员全民族参战,尤其是要动员广大的民众。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要求“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服务于抗战”,战时的文化社团也要服务于抗战,因而客观上要求边区的文化社团创作出更多的大众化的艺术作品,创造出大众化的文化、大众化的诗歌艺术等。抗战初期,为了及时为抗战服务,一些轻便的文化形式,如街头诗、抗战歌曲、报告文学等,首先盛行起来。1938年1月,诗人田间、柯仲平等在延安倡导街头诗运动,这些诗语言明快、内容深刻,把它贴到街上,写到墙壁上,使之从学校里、课堂上,从知识分子中解放出来,真正的大众化,成为大众诗歌、大众艺术。边区的一些文化社团如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就专门负责改进民间的艺术。改进会积极改进民歌和戏曲,使这些民间娱乐能够更好地帮助、配合抗战。
  ①1936年11月30日《红色中华》。
  ②1938年1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③1938年10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④1941年8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⑥常紫钟、林理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
  ⑦常紫钟、林理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⑧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
  ⑨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⑩1939年8月20日延安《新中华报》。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史论/梁星亮 杨洪 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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