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社团的大众化特性引导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
　　毛泽东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①要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这就需要文化社团发挥它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对于社团的发展，要采用正确的策略，“运用民主的群众的帮助，正确的政策，才能顺利地进行”②。能够把千百万群众都动员、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家庭中，并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文化社团对地方工作的开展极有帮助。如人民抗日剧社自成立起，就经常到陕北各地进行巡回表演，每次表演后都得到了各机关工作人员与群众热烈的拥护与赞美。如有的群众说：“你们的剧舞真的把我迷住了!就是不吃饭都想看。”③另外有各机关的负责同志说：“我们才感觉到剧舞有这样的作用，在平时我们想尽办法召集群众谈话，或者向他们谈话，老是不容易召集起来，谁知你们表演新剧他们看了后，走也不愿走，总是还想看……”。④
　　又如“陕北锄头剧社曾在一个星期内除过工作外，教会了活报三个(迷信活报，女人活报，选举活报)，舞一个(钉铃舞)，剧三个(自由万岁，小先生，死亡战线上)，还有给各处、保卫队、俱乐部、列宁学校等教会了不少的抗日歌曲。”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锄头剧社对所遇到的机关团体总是尽其所有来教授他们。从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人民抗日剧社对于宣传一般采取以下三种方法：一是个别与集体的宣传；二是唱歌给他们听；三是教他们识字。这些宣传方法，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群众一听到小孩子的歌声和口琴声都笑嘻嘻地争先恐后地来听。剧社的女同志每到一处，马上接近妇女们教她们唱歌，妇女们的学习热情也很高。
　　跳舞班的小同志们，她们除过演戏外，无论在路上或者宿营地，都自动去找机关团体或群众，教他们唱歌或认字。因此每到一处都受当地群众和机关负责同志的欢迎。人民抗日剧社在各地的表演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赞美，给群众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每到一个地方，经过一两次表演后，当地机关团体及群众都热烈地起来募捐慰劳剧社成员，并且他们还收到许多由机关赠送的奖旗。这无疑又激发了剧社成员的工作热情。
　　二、文化社团的教化功能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
　　文化社团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在边区，人们的抗战与日常生活都是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而文化社团是抗日民主政权进行工作的基础。政府的许多工作，只有通过各种文化团体，才能吸收各种职业的人民积极参加，才能得以顺利进行。“民众团体可以把人民与政府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它们是政府在抗战建国中的有力助手，同时又是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保护者。⑥因此，抗日民主的政权和抗日的人民群众，离开文化社团都是不行的。
　　首先，边区文化社团的教化功能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为了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陕甘宁边区各市镇及较大的村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办起了黑板报。如桥镇乡黑板报，已成为教育群众、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如“两个婆姨吵架，规劝不下，有人说‘你们再吵吧，再吵马上要你们上黑板报’，这两个婆姨就悄悄地走开了。”⑦最后，为了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边区文化社团还兴办了许多读报组、识字组等。识字组又有家庭识字组、妇女识字组等。家庭识字组是指由家庭成员进行教学。如“盐池县石礼的家庭教学。石礼在20余年中，教会了12个子孙识字”⑧，这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特别值得提倡。与此同时，边区文化社团通过组织演出话剧、秧歌、秦腔等文化活动，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抗战意识。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提高民众的抗战意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文化社团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演出。如抗战剧团通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亡国恨》、《消灭汉奸》等剧目，不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且提高了民众的抗战意识。这些演出活动教育、感化了边区民众，提高了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广大民众积极参军参战，热情支援抗战。
　　三、文化社团的娱乐功能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精神生活
　　陕北较为落后，人们精神食粮贫乏，缺乏娱乐。为了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为了鼓舞士气，边区文化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边区的许多乡镇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了当时最活跃的文艺形式。这种因地制宜开展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的形式，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称赞。从1943年春节出现新秧歌运动开始，这种群众性文艺活动，就在全边区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在边区，“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同时，还有自乐班124个，皮影戏班62个”⑨。淳朴的秧歌，给边区人民带来了文化、文明，人民通过看秧歌，从中感受愉快、喜悦，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新秧歌活动，带动了诗歌、新说书、快板、窗花剪纸等民间艺术活动。比如，曲子县的老劳动英雄孙万福，就是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他没有念过书，目不识丁，完全凭着好记性，他时常在话语中使用着一些成语，形象和比喻，而且使旧的成语获得了新的内容和生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他的杰作。民间艺人韩起祥带头组织的陕北“说书组”，在边区文协安波、陈明、林山的扶植帮助下，自编自演了不少优秀唱本。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新书有《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张家庄祈雨》等。他们跋山涉水，走乡串户，宣传民主生活，提倡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毛泽东、朱德听了他的说书，甚为赞赏。
　　边区有160多位画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苦难，坚持从事各种创作。如“古元、力群、彦涵、胡蛮等的油画。他们的作品，张贴在墙上，贴到农家炕头上，陈列在展览会上，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用于‘拉洋片’上。”⑩它们生动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翻身解放、自力更生、男耕女织、支援前线的喜人景象。延安和边区一些主要城镇，还经常举办美术展览。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边区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文化社团的宣传影响促进了边区社会风气的转变
　　抗战时期，“边区通过文化社团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团结，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引导社会良性发展，奏响了一段伟大的时代和谐乐章”(11)。边区虽然长期生活艰苦，却形成了有别于以往任何社会的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边区的社会氛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其中以边区文化和卫生两方面为例来说明。
　　边区文化界内部呈现出团结和谐的局面。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界同人是在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上，在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这里实现了真正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在这进步的政治条件之下，边区的文化工作者思想素质迅速提高。这里实施了堪称全国模范的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这里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自然科学以及文化各部门不断地在获得进步，这里的进步言论和出版事业得到了完全的自由，这里的文化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们在生活上、工作上和学习上都不至于彷徨无路。这一切成绩之所以能够产生，都由于这里有一个中国最进步的真正为广大民众所共有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权，由于这里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自由条件，因此在文化上也走上了全国最先进的地位。
　　边区医药卫生社团的宣传教育活动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延安市医药卫生工作人员和团体为有效宣传和教育人民讲究卫生、强健身体，支援抗战，在1939年12月成立了延安市卫生人员俱乐部，积极宣传医药卫生及文体娱乐活动知识，增强边区人民的身体健康素质。因此，抗战时期，广大人民必须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全身体来打倒企图毒化中国，摧毁我民族健康灭我种族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边区为了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群众不卫生习惯，彻底消灭巫神的迷信毒害活动，努力减少人畜的疾病和死亡，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各地都开展了破除迷信运动，召开巫神坦白会，竭力消灭巫神危害人民的事件，形成了良好的卫生文明习惯。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卫生运动，比之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它表现在疾病的发生与死亡率大大减少；表现在群众已认识到卫生对于他们生活的密切关系，注意与接受一般的关于卫生常识与设施的教育；更表现在群众对于医药卫生科学知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诚然，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社团活动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第一，边区文化社团活动的内容和作品多为动员民众、鼓舞民众、歌颂胜利、憧憬光明。而深刻思考、认真分析、正视困难、揭示矛盾的不多。第二，由于文化社团活动和创作大多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作品急就而成的多，精雕细刻尚嫌不够。第三，因处于战争年代，边区纸张印刷比较困难，纸张质量较差，边区文化工作者创作出的许多优秀作品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文化社团活动不失为一种损失。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②1940年6月10日延安《新中华报》。
　　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④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⑤1938年7月23日延安《新中华报》。
　　⑥胡民新、李忠全、阎树声：《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3页。
　　⑧雷云峰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⑨雷云峰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⑩雷云峰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11)邓联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构建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成功实践》，《前沿》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