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是边区文化社团兴起的基本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寇深祸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开始捐弃前嫌，共同抗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开始改变过去的反共政策，与共产党协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的争取和努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界的联合成为迫切需要。由于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广泛的组织发动工作，抗日文化团体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抗日书刊、文艺作品、抗日宣传活动和文化活动等，也都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
　　抗战时期，国内文化艺术界各方面人士首先将文艺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全国文化界应该广泛的、坚固的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妥协投降的思想准备活动。”①确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在当时势在必行，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形成，一是可以在抗战这个总的目标下，有系统地建立一个较大的文化中心和许多较小的文化中心，加紧各地文化工作上的联系。可以减少文化界不必要的磨擦，可以实行适合抗战目标的分工，减少物质和精神的许多浪费；二是可以有系统地进行国际宣传，例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国际作家同盟的工作都应当经常参加，并且应作为一种推动工作的力量；三是可以提高文化界的警觉性。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克服消极因素，陕甘宁边区建设了一批文化社团。用文化社团的宣传活动来影响、教育人民，让人民以更积极的心态投身到抗战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上大肆进攻中国，还表现在文化上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侵略。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注意到传统文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和作用。他们使用一批御用文人，把中国的民间文化这一旧形式加以利用，并且利用原来存在我们民间的一部分反动、封建的旧内容，来动摇中国的民众，强化民众中残留着的那种“听天由命”的心理。因此，为了抗战，我们应多研究、整理民间文艺，吸收民间文艺的精华，利用民间流行的旧形式，来创造抗战的民族大众文学艺术。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着要达到奴化中国人民的目的，对于中国的一切进步文化，一开始就竭尽全力进行破坏摧残。无数的文化机关、学校、报馆，曾在敌机的轰炸摧毁下化成灰烬；无数进步的书籍和杂志、报纸，曾遭到敌人的焚毁；无数的文化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曾遭到敌人的逮捕和杀戮，或在抗战的工作中，或在敌机的轰炸下牺牲了性命。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更用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上的欺骗和麻醉方法，凡是日军铁蹄所到之处，中国的教科书被修改，中国的历史就变成为奴化政策作辩护的历史。进步的文化被毁灭，封建时代的残遗的毒物就复活起来，神、佛以及一切能把人陷入迷信、愚昧和奴性的深渊中取得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宝就被使用起来。这些文化上的阴谋活动，经过一些汉奸文人来施行，而抗战营垒中暗藏的一切妥协投降分子的活动，也正与之互相配合着，这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危机。与政治上的危机相应的，当时文化上也存在危机：那就是伪“三民主义”在文化市场上广为流行，而进步的文化思想却在许多地方被剥夺了存在和发展的自由。因此，为了更好的抗战，为了更快、更彻底地肃清汉奸文化，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文化社团及其活动，推进大众文化建设。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指出：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迁徙与通讯之自由，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武装之发展，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②这些规定是陕甘宁边区掌管民政事务中关于民众团体工作的指导原则，从而也为边区文化社团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伟大抗战，需要广泛动员民众的积极参加。吴玉章指出：“中国抗战的持久性特点要求我们要有坚韧性来作长期的斗争，这就急需要广大的后备军，需要迫切的教育广大的群众。”③而文化社团则以其形式灵活、样式活泼等特点，对广大民众的抗战动员起了重要的作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工作报告》中指出：“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和先进的强大的帝国主义日本进行战争，必须动员全民族的人力、财力、物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到底。”④为了抗战需要而广泛地动员民众，对此必须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它是处于一种首席地位，因此，毛泽东把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试验区。陕甘宁边区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客观上要求大力发展边区文化社团。1943年1月11日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中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其他根据地有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⑤如我们精兵简政、整风运动、生产建设等，都是由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然后为其他各根据地所推行的。可以说边区的事情办得好，办得正确，对于其他各根据地就会起到先导的模范作用。
　　同时随着边区政治文化影响的扩大，来边区参观的人数也逐渐增多，又因边区所处地理位置较为重要，“三边及三省交界通商要道，友区人士来往频繁，教育文化观瞻之首是又不可不急图发展者也。”⑥可以说文化教育是边区的一面镜子。因而客观上要求大力发展边区的文化社团，促进大众文化建设。
　　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边区文化社团兴起的基本条件
　　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稳定，文化教育活动出现了广泛热烈的局面。比起全面抗战爆发前边区的文化运动来说，这时边区的文化运动明显地有了更普遍、更持久的特点。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说：“边区实在是一个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在边区除汉奸外给人民以完全的民主权利，人民不但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武装的完全自由，而且实现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民主选举。”⑦陕甘宁边区是当时全国民主气氛最浓厚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氛围，为边区的文化社团建设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和良好的氛围。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边区成立的各类图书馆、图书室、阅览室、材料室、民教馆等先后有90多个”。⑧另外，在边区广大的城镇、农村、工厂、连队还有许许多多的“救亡室”、俱乐部、读报组、流动图书馆等提供书刊服务的基层组织机构。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发展之迅速，工作之活跃，堪称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之楷模。
　　同时，陕甘宁边区特殊的地位，要求它完成历史所赋予的重任：既要保证当地物资供应，又要支援敌后抗战。为此，党中央明确指示边区必须军民齐动手，发展生产，开展经济建设。
　　土地革命前的陕甘宁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地瘠民贫，加之灾害连年，致使土地荒芜，农业危机，经济濒临破产。因此，边区政府成立后，帮助边区农民恢复与发展农业，使农民自给自足，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的工业发展很快。红军到达陕北以前，这里的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到1938年年初，有产业工人370余名，1940年达到1，400名。1942年年初，边区工厂发展到82个，其中纺织厂46个，纸厂14个，被服厂5个，化工、制药厂6个，印刷厂7个，鞋袜厂4个，共有工人1万名。”⑨经过几年的建设和经营，边区的工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等各种博览会也常在边区举办。在经济建设上，建立起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协调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得其所。经济上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就比以前更加迫切，这无疑促进了边区文化社团的兴盛。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经过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边区与周边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较为友好和稳定的关系，也为边区文化社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发展空间。如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进行了十分成功的统战工作，尤其是成功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同时，对甘肃的邓宝珊、新疆的盛世才等，中共都派人向他们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争取了他们后来在抗战期间对进步文化运动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在中共统战工作的感召下，邓宝珊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良好的友邻关系；中共对国民党高级将领阎锡山、范续亭等也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统战政策，这为边区相对稳定环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三、大批文化人奔赴延安为边区文化社团建设注入了活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大批文化人及海内外许多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投奔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为陕甘宁边区抗战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活力。当时，来延安和边区的文学家、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等，运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小演唱、活报剧等各种形式，热情讴歌边区军民同心努力抗日支前的英雄模范事迹，在实践中产生了大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士气。
　　1937年11月14日，为了把边区的文化工作者组织起来，边区文化工作者成立了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文协”的领导下成立了民众剧团，开始了对旧戏剧的改造工作。根据边区人民喜唱民歌、信天游的特点，在群众中普遍组织了民众歌咏班，学唱抗战歌曲。专业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一批鼓舞人心的抗战歌曲，如光未然、冼星海创作的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响彻边区。与此同时，边区出版的《新中华报》副刊，就率先开辟了“边区文化”专栏，向全国介绍边区文化建设经验。同时将全国各地的抗战文化的活动，有能带给边区良好影响的也介绍进来。可以说，“边区文化”就好像一座桥梁，它是全国文化交通的桥梁。要使“文化界”的范围扩大，使它不仅限制在所谓“文化人”的圈子内，而且要向工农通信兵发展。“在边区内我们较易发展工农兵通信，较易培养工农兵文化干部，‘边区文化’的范围要向这些地方展开。”⑩毛泽东曾说过“边区文化”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这也说明边区当时迫切需要文化界克服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对来边区的文化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十分关心，科普作家高士其1937年11月25日来到延安。后来他在《毛主席给我的新生命》中回忆起党和毛主席对他的关怀时说：“毛主席还单独到我的住所，问我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并鼓励我说：作为革命的科学家，应该研究自然辩证法。这与我来延安之前贫病交迫，靠写作度日的情况，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想这不单是对我个人的照顾，而是对一切愿意革命的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的鼓励。”(11)这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关怀的真切感受。
　　四、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文化社团建设的有力支持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社团建设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当时“抗战高于一切，凡抗日的人民均有结社的自由”的原则，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这是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对民众团体实行管理的两个基本法规。如《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规定：“凡民众团体属于文化学术者，其成员至少须有五人属于社会活动者，至少须有二十人以上，始得申请登记。”(12)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对文化社团的人数组成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规定：”凡民众团体之经费，以自筹为原则，其不足者，政府认为必要时，得酌量予以补助。”(13)按此政策规定，边区政府对文化社团活动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支持。
　　194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指出：“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的发挥。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应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的地方，以供给文化人集会娱乐之用。”(14)为此，各种不同的文化人，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的文化团体，如文字研究会、新哲学研究会等。对于文化界各类文化人、专家和学者，不但实行团结合作的政策，而且在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上奖励自由研究。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文化界人士的工作热情。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通过多种方式对边区的文化社团给予关心和支持，丁玲等人发起成立陕北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参加。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还作了重要讲话。1937年秋，延安工人俱乐部成立，毛泽东称赞俱乐部的戏是“工人阶级的文艺”。此外，毛泽东还经常观看文艺演出，“仅从1938年3月到1939年冬，鲁艺的晚会演出就有一百六十多场，毛泽东差不多都看过，有的剧他还反复看多次”(15)。
　　①1940年4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页。
　　⑤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⑧赖伯年主编：《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西安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⑨赖伯年主编；《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西安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⑩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11)常紫钟、林理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1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1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8页。
　　(14)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0—821页。
　　(15)雷云峰：《毛泽东与延安文艺界》，《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