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和精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但真正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观察中国的革命问题，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和它的领袖们包括毛泽东都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探索实践过程。其中毛泽东是在这个艰辛的探索实践中，最先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的光辉代表。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正确分析和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正确评价中，在开辟井冈山道路及其提出的一整套逐步建立巩固扩大红色政权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尤其表现在他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被接受，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之后，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对中国革命道路及其在各个方面应执行的战略和策略的科学决策中。它说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走向成熟，已经成为全党公认的指导思想。而这一切正是在延安时期达到的、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延安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有必要也有可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对革命经验进行全面地、深入地、实事求是地科学总结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必须自觉地肩负起组织、领导中华优秀儿女奋起抗战的时期；是处于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必须担负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与全党同志一起，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走向发展、壮大并最终要夺取全国胜利历史重任的时期。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即“时势”，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使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认的集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的伟大领袖。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到成熟的光辉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成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悟出的最大哲理，就是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索，才找到了主观和客观必须相一致这个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道路。因此，毛泽东曾经讲，我们就是靠实事求是吃饭。陈云在讲到延安时期毛泽东3次让他学哲学，跟着毛泽东学哲学得来的真经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也就是实事求是4个字。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次讲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些充分说明，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实事求是成为全党公认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在我们研究阐明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到成熟并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领域充分显示其指导作用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毛泽东在哲学的纯理论方面有什么新提法，及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方面有什么新贡献；而应当着重说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及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新贡献。这是我们在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应当坚持的方法论。
　　按照这个方法论，我们认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成熟，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上升到哲学理论形态，形成了中国化的即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痛切地认识到革命队伍中的唯心主义，主要表现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观主义，其主要表现形态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其根本特征都是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尖锐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决不需要本本主义。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人民一起，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在调查研究中取得发言权，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因而他明确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认识论的科学命题，并在自己的实践中身体力行。到延安之后，毛泽东特别注意从哲学上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总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经验中写出了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在这些名篇中，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只是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真理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要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不断地将其引导到胜利，就必须坚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公式，与社会实践的主体——千百万人民群众一起，不断地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历史地具体地统一。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的时候，就必须首先要熟悉中国的国情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性创造，即找到在中国条件下，夺取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及其具体途径、形式等。这就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讲的要掌握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的要旨。因此，在延安整风期间，在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把是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当作共产党人党性的一个本质要求提出来。否则，就是党性不纯，就应将其视为党的大敌来打倒。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从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确实是从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形成的用中国化的语言表示出来的，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因为这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最具权威的科学说明，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高概括。
　　二、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运用到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建设和斗争的各个方面，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指导作用。
　　领袖人物的思想，特别是他的世界观，能否在实践中转化为组织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论，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是领袖人物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其能否成为真正杰出的领袖人物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正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方法论的大师。正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及由此决定的革命性质、对象、动力等作出了科学分析；正是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国情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科学分析，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斗争和建设提出了一整套的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这在整个延安时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光芒四射的伟大时期。
　　在政治斗争和建设方面，毛泽东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政治斗争和建设，集中体现在他亲自撰写并成为全党政治行动纲领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代表作中。这些代表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所阐发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与《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相媲美。《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剖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及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巨著，从此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得到了最详尽最有力的论证，成为武装无产阶级的“圣经”。《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唯物史观剖析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其必然造成新的革命形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科学著作，从此，使无产阶级找到了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正确途径和突破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及其所处国际时代条件，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第一步新民主主义，第二步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中间不准横插一个资本主义阶段。从此，使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了自己所肩负的双重历史任务，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说是毛泽东写出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政治辩证法、政治哲学。围绕着中国革命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毛泽东阐明的“三大法宝”及其内在联系；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组织形式等，无不闪耀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真理性的光辉。
　　在军事斗争和建设方面，毛泽东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军事斗争和建设，集中体现在它的人民战争思想和建立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的一整套的战略和策略。他亲自撰写的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学经典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军事斗争和建设的典范。特别是《论持久战》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军事辩证法的杰作。他从抗日战争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内外经济、政治、军事条件出发，科学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及其发展变化，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预见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大阶段，指明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一部《论持久战》，正确地指导了中国人民的8年抗日战争，这在中国和世界军事科学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没有对中日双方实际情况和国际环境唯物地辩证地分析，没有对亿万人民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坚定信心及由此得出的真知灼见和正确决策，要想写出这样的军事辩证法杰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其方法论而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所阐发的哲理，对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思想文化斗争和建设方面，毛泽东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和建设，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阐发的思想。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不仅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关系，而且唯物地辩证地揭示和阐明了思想文化领域内一系列的辩证关系，指明了中国革命文化建设的方向，指明了革命的、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走的革命道路。诸如中国的革命包括文化革命和建设都要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作指导；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要解决好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样带根本性的立场问题；要解决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为建设人民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斗争等等。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围绕思想文化建设讲的，但就其哲学世界观而言，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如当时中央总学委就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发出的通知中所讲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范。
　　上述几个方面说明，延安时期，确实是毛泽东运用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方面，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光辉时期。
　　三、由于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制定革命路线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的哲学成为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成为全党公认的指导思想。由此，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伟大领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武装中国共产党，武装党的干部，武装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革命人民，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变成了全党、全体军民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推进中国革命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既是倡导者、推动者，又是最杰出的典范。全党、全体军民，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推动之下，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实践着、创造着并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毛泽东是导演中国革命这幕话剧并取得成功的最高统帅。千百万红军指挥员和人民子弟兵，在敌人的后方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根据地，建立起一支又一支人民的武装力量，最后用小米加步枪，依靠人民的支持，战胜了阶级和民族的敌人。实践证明毛泽东所倡导的军事辩证法，确实是指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代数学。
　　毛泽东倡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毛泽东解释说，必须使党的各级领导骨干懂得，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就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必须走群众路线的真谛。毛泽东又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它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全党一定要明白，实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的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正是这三大作风，保证了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使共产党人在中华大地上变成了受到人民拥护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迅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并由此走向全国，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得益于他的领袖毛泽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中国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全党。毛泽东提出的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关于正确发挥革命指挥者能动作用的革命辩证法；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带动之下，迅速地变成了全党自觉遵循的行动准则，变成了全党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熟悉中国国情，深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能够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总上所述，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走向成熟并成为推动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迅速走向全国胜利的光辉时期。其主要的标志就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找到了在中国条件下，把革命引向胜利的必由之路。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核心、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否则，就不可能找到在中国条件下，把革命引向胜利的必由之路。我们通常所讲的延安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这些精神的核心，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和解决在中国条件下，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之路。这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所产生、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点的世界观、方法论。正是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开拓者和接班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经验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学习、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概括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为灵魂的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创业精神，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在最近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是靠这个。循此前进，我们一定能在新的形势下，实事求是，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要紧紧抓住这个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要紧紧抓住这个精髓。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省农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