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丰富多彩的。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首要的也是最具伟大历史意义的，是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并站稳了脚跟以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从思想上清算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首先从哲学高度着手解决全党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在1937年中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首先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科学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同时又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些论述，对长期统治我们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主观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也为以后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原则、三个核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在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毛泽东、中共中央逐步建树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而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说它是“完整的一套”，是因为它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模式，包含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任务、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的认识，并把它作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当时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
　　延安时期的理论建树是多方面的，除上述两大方面外，还有党的建设理论、军事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文艺理论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方面，当时领袖集团的成员都非常重视理论创造，留下众多具有久远指导意义的著述。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等等。
　　为了使个体的、领袖集团的理论观点尽快地转化为群体的、全党和全体革命人民的理论观点，毛泽东、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理论队伍的建设。毛泽东指出，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推进中国革命，争取早日胜利，我们需要培养出“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他亲自组织学哲学小组，倡议成立新哲学学会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于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正式成立，1941年7月改为中央研究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第一个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府和研究机关，下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艺思想、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主要负责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一个时期，张闻天、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吴亮平、周扬等一批理论家聚集在这里，从事党的理论建设工作。同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中央党校的建设，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多次到党校讲课。这个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社会科学理论骨干，其中不少人至今仍活跃在党的理论战线上。
　　在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尽管延安时期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先是民族矛盾，继之是阶级矛盾，主要的人力物力要投入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然而，毛泽东、中共中央以共产党人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认定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也必须尽可能地去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从教育事业说，1935年11月，恢复了中央党校。1936年6月创建了红军学校，1937年3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同年9月1日成立于陕北公学，主要招收到延安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培养各类干部。时隔1月，又创办了青训班。1938年4月10日，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专门培养文艺人才。以后还陆续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延安女子大学、工人运动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边区党校、鲁迅师范等院校。同时还建立了一批中小学、儿童保育院。在当时人才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抽调了几千名优秀人才去从事教育工作，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培养出了万余名各级各类人才。另外，针对当时边区农群众文盲占90％以上的状况，边区政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扫盲运动。
　　科学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939年5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财政经济部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即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前身)。1940年2月，毛泽东作为发起人之一，发起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同年9月，自然科学院正式成立，徐特立任院长。为了加强农林业科学研究，边区还成立了农学会。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待科技人员的政策：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待遇高于一般党政机关干部，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享受优待。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倡导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言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取得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①他给正在苏联学习的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写道：“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读些政治。政治是要读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②由于毛泽东、中共中央对科学事业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培养、吸引科技人才，一批原在各根据地的有一定知识的军人、干部进入自然科学院学习，还有一大批国统区的科技人才投奔延安。著名科学家钱志道就是在那种背景下到延安的。著名科学家沈鸿历尽千辛万苦，带着10部工作母机和一些工人、学徒来到延安。另外，先后投奔延安的还有一批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当时的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一起，研究生产出一大批军工用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如枪支弹药、三酸、烧碱、马兰纸、火柴等，还编著了一批科技书籍，培养了一大批直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驰骋在科技战线上的科技骨干。同时，对边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革命文艺事业的繁荣，是延安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大批爱国的、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人。他们刚到延安时，立场、观点多是小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深入社会生活，经过艰苦的磨练，逐步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端正了文艺创作方向，创作出一大批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小说《高乾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编平剧《逼上梁山》，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秦腔现代剧《血泪仇》，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歌曲《歌唱南泥湾》、《黄河大合唱》、《东方红》，还有一大批绘画、木刻、剪纸等等。一时间，写工农兵，唱工农兵，演工农兵，工农兵自己也扭秧歌、演话剧，歌声翔空，舞蹈遍地，盛况空前。革命的文艺家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繁荣的文艺，繁荣的文艺又熏陶培养了更多的文艺家。诗人柯仲平、肖三、艾青，作家刘白羽、丁玲、陈子明、欧阳山、柳青，剧作家塞克，音乐家冼星海、马可……在这样的革命文艺氛围中涌现、成长、成熟。
　　延安时期的思想理论和教科文建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植了人民群众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良好道德风尚。上下一心，官兵一致，军民团结，邻里亲善，家庭和睦，尊老爱幼；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单位与单位之间同心协力；政府、干部讲民主，讲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守法纪，争为革命作贡献；同甘苦、顾大局，艰苦奋斗，蔚然成风；张思德、白求恩式的英雄模范人物成批涌现。每逢过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给驻地老乡拜年，边区群众也敲锣打鼓扭秧歌给中共中央机关拜年。劳动英雄杨步浩为毛泽东、朱德代耕、交公粮，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驻地群众挖水渠引甘泉等事迹至今还为广大群众传为佳话，作为革命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往下传。当时边区的社会风气、党风民风，受到凡是到延安考察过的中外宾客的一致赞扬。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回忆当年延安情景时曾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吃着简单的饭食，凭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锐敏、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还对周恩来说：“你们生活这样艰苦，学习工作这样刻苦耐劳，中国革命肯定能够成功，对世界革命会有很大帮助。”
　　延安时期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提法，但按照现在我们对精神文明的理解，当时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是很多的。概括地说，延安时期的精神文明具有独有的时代特征，集中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是围绕着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展开的；在当时物质条件那样困难的情况下，理论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风尚能够达到那样高的程度，说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延安时期精神文明虽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其基本精神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适用的。现在，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艰巨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一方面，延安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走出了—条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国情出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个体经济实行合作化的改造私有制的新路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确认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据此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四化”建设伟大成果。目前，中共中央要求我们思想再解放一些，步子再大一些，加重改革开放的份量，抓紧时机，发展自己，使我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新情况，解决面临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和这个“要害”问题相关。而要解决这个“要害”问题，唯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已有的观念出发，不但以后迈不开新步子，就连过去十几年的理论创造甚至实实在在的物质建设成果也要被否定。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进行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也没有，是伟大的创造。现在我们创造性地搞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而不是背离。凭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创造了兴旺发达的延安时期，在现时代，我们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局面。
　　坚持精神文明可以相对超前发展理论，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物质文明的健康发展。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反过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然而，在物质条件较差情况下，精神文明建设可以相对超前发展，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在延安时期，由于人们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昂的革命热情，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厉行节约，克服了巨大困难。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经济发展上赶上东南亚发展快的国家，而且还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比他们搞得更好。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在物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更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超前发展，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也是延安时期建设经验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启示。
　　坚持重视教育科技的思想，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三四十年代，整个中国的文化状况是很落后的，像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样的偏僻山区就更为落后。延安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大力开展学文化运动，提高延安和整个边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并积累了创办高等科学教育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坚持重视教育科技的思想，五六十年代，我国教育科技事业有长足发展，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进一步把教育科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仍然有占总人口近1／5的文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还很低，就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状况来说，还不尽人意。因此，我们应该有紧迫感，继续坚持和发扬延安时期重视教育科技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延安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端正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方向，创造了璀璨的延安时期文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五六十年代，文艺工作者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创造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发挥了文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10年内乱期间，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遭到粗暴践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大批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歌颂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品相继发表，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天地。目前，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发展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像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那样，走出小书斋，投身社会生活广阔天地，向生活向人民汲取营养，推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要不断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好。
　　(作者单位：西安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注 释：
　　①《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③《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第7页。